作者：苏静

长乐的“停云”石刻。

　　前一段时间，我为寻访几方摩崖题刻，再赴福州长乐。

　　在长乐北门外、距芦际潭四五里路的一处崖壁上，“停云”二字悄然嵌壁。这方因明季祈雨故事而生的崖刻，以“云间夏允彝”落款标注人物籍贯，既镌刻一位循吏的民本初心，亦藏着一位江南名士的忠烈风骨。解读此石与题刻者，恰似阅读一段历史，让我得以窥见晚明士人的精神底色，以及山河破碎时的家国悲歌。

　　（一）

　　自五竹铺向深山行约五里，便得见这方穿越近四百年风雨的摩崖。“停云”石刻的由来，始终与芦际潭祈雨传说相伴相生。清人《蕉雨山房随笔》为这段往事留存了珍贵的文字佐证：“长闽交界之区为五竹铺，山行四五里，有芦际潭焉，巉岩峭壁，水深无底，父老曰：此前明夏允彝祷雨处也。”

　　芦际潭自古便是长乐的祷雨圣地，潭中藏龙的传说在长乐民间根深蒂固。明崇祯十三年（1640），长乐遭遇大旱，田畴龟裂，民不聊生。时任长乐知县的夏允彝，循地方古礼亲赴芦际潭，焚香祈告，奇迹如期而至——“上香时，潭中忽见龙爪，归半路，浓云四起，山雨欲来。”面对即将普降的甘霖，夏允彝脱口而祝：“神果有灵，暂停云此山，俟回县时与吾民共赏之。”云气果然留驻山间，待他返回县城后才甘霖遍洒，解了一方燃眉之急。为感念神恩、铭记这份与民同乐的际遇，夏允彝命人将“停云”二字勒于崖壁，这方石刻便成为那场甘霖与民望的永久见证。

　　（二）

　　长期以来，“停云”石刻虽在地方文献中留有痕迹，但其落款信息却湮没于岁月侵蚀与植被遮蔽之中。

　　2007年长乐市政协文史专家曾对石刻进行专项清理描红，仍未发现落款踪迹，《长乐金石志》等典籍也未记载相关信息。直到近年，有探险者四次深入山中，在当地老人的指引下清理藤蔓、刷去积土，“云间夏允彝”的落款才意外重现人间。这一发现不仅填补了文献记载的空白，更以实物证据确认了石刻的题写者身份，为考证工作画上了关键一笔。

　　如今，这方石刻历经380多年风霜，字迹虽有风化，但“停云”二字的遒劲与落款的隐约，仍能让人想见当年勒石时的庄重场景。落款中的“云间”二字，是解读夏允彝身份的重要信息。

　　“云间”即古代松江府（辖境相当今上海吴淞江以南地区）的别称。这一雅称已流传1700多年，与松江的历史文化密不可分，其由来可追溯至西晋时期。公元289年，松江籍文学家陆云（字士龙）在洛阳与名士荀隐（字鸣鹤）初次见面，荀隐以“日下荀鸣鹤”自报家门，陆云则以“云间陆士龙”从容对答，自此“云间”便成为松江的雅称。从字面来看，“云间”意为“云彩之间”，既象征着松江的江南水乡风貌，也暗含着陆云对故乡的眷恋。松江古称“华亭”，三国时陆逊受封华亭侯，唐代设华亭县，元代升为松江府，而陆云的典故让“云间”成为华亭与松江的专属雅称，南宋编纂的地方志《云间志》，更是直接以此命名，足见这一别称的深厚底蕴。

　　（三）

　　夏允彝（1596年—1645年），字彝仲，号瑗公，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区）人，是明末“云间”名士的杰出代表。《明史》载其“好古博学，工属文，暇时偶作印章”，万历四十六年（1618）中举，崇祯十年（1637）登进士第，与同年进士陈子龙等人结“几社”，与复社相呼应，以诗文砥砺品行、针砭时弊，世称“陈夏”，成为明末文坛的中流砥柱。

　　崇祯十一年（1638），夏允彝出任福建长乐知县，这也是他一生唯一的“真官”仕途，任期约五年。在任期间，他革除弊政、兴修民生，治绩斐然，被吏部列为全国七位政绩突出的“优秀”知县之一，获崇祯皇帝亲自接见，深得百姓爱戴，“民戴若父母，钦若神明”。这方“云间夏允彝”的落款，既是他对故乡的遥念，也是明代士人籍贯标识的传统体现。在异地为官者，常以故乡别称作为落款，既显不忘根本之心，也便于后人追溯其源流。而他主持修撰的《长乐县志》，更是为地方留下了珍贵的文献遗产，与“停云”石刻一道，成为其治理长乐的双重见证。

　　在封建时代，祈雨虽是带有迷信色彩的仪式，但作为地方父母官的夏允彝，愿意为百姓福祉亲赴险境、虔诚祷告，这份“以民为念”的情怀，正是其赢得民心的根源。“停云”二字，绝非单纯记录祈雨事件，更暗合着夏允彝的士人情怀与时代境遇。

　　“停云”本是古典文学中的经典意象，陶渊明曾于晋元兴三年（404）春创作《停云》四言组诗，诗序明言“思亲友也”，以“霭霭停云”起兴，抒发对亲友的思念与乱世相见无期的惆怅，此后“停云”便常被赋予驻足、怀想、期盼等多重含义。

　　夏允彝以“停云”为题，既写实于“暂停云此山”的祈雨场景，也隐喻着对民生安宁的期盼，愿甘霖常驻、年岁丰稔，愿百姓免受旱涝之苦。而在晚明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这“停云”更似一种无声的喟叹：彼时大明王朝已风雨飘摇，夏允彝或许也期盼着时局能“暂停”动荡，重现清明。这种个人抱负与时代焦虑的交织，让“停云”二字超越了单纯的事件记录，成为承载士人精神的文化符号。

　　（四）

　　夏允彝在长乐的五年治绩，为“云间夏允彝”的落款增添了厚重的人格分量。任满后，因母亲病逝，他丁母忧返回松江故里。崇祯十七年（1644），北京沦陷，崇祯帝朱由检自缢煤山，噩耗传至江南，夏允彝悲痛欲绝，急忙拜谒史可法，商议恢复大计。无奈南明弘光政权腐败不堪，转瞬崩溃，清兵铁骑迅速南下，江南半壁河山岌岌可危。彼时的满清政府在江南的统治尚未稳固，义师纷起，明朝残余军事力量散落其间。夏允彝暗中致信从前的学生、明朝江南副总兵吴志葵，密谋合兵攻取苏州，再图杭州、南京，以保江南半壁。就在此时，年仅十五岁的儿子夏完淳匆匆完婚，随即追随父亲投身戎旅，两代人共同扛起抗清复明的大旗。

　　只可惜，吴志葵志大才疏，麾下将士多懈怠贰心，义军攻苏州不克，反而一败涂地。坏消息接踵而至，夏允彝却愈发平静，殉国之志已决。乡人劝他渡海前往曾任官的福建，招纳旧部再图恢复，他却思虑再三，不愿因举事再败而蒙羞万世；松江清军主将久慕其名，许以高官厚禄，甚至表示“不愿为官，一见亦可”，他则以“贞妇”自比，在门上大书：“有贞妇者，或欲嫁之，妇不可。则语之曰：‘尔即无从，姑出其面’。妇将搴帷以出乎？抑将以死自蔽乎？”以凛然之姿，明誓不事二朝。

　　他给好友陈子龙等人写信交代后事，与家人从容诀别，特意将未完成的文集《幸存录》交付独子夏完淳，叮嘱他毁家饷军、精忠报国，代父完成恢复志愿。弘光元年九月十七日，夏允彝遣散家人，赋绝命诗一首：“少受父训，长荷国恩，以身殉国，无愧忠贞。南都既没，犹望中兴。中兴望杳，安忍长存？卓哉我友，虞求、广成、勿斋、绳如、悫人、蕴生，愿言从之，握手九京。人谁无死，不泯者心。修身俟命，警励后人！”随后从容赴松江塘自沉。《明史》载其“自投深渊以死”实为误记，彼时松塘水浅，仅及腰身以上，这位文弱才子竟生生埋头水中，呛肺而亡，背部衣衫未沾半点水渍。其兄、子、妻妾家人皆肃立水滨，哀恸而视。目睹父亲刚烈殉国的惨状，夏完淳肝胆欲裂，也更坚定了以身许国的决心。

　　夏允彝死后，挚友陈子龙曾作挽诗悼曰：“志在‘春秋’真不愧，行成忠孝更何疑！”陈子龙本欲与夏允彝同死，然夏允彝临终前将母妻托付于他，加之陈家尚有九秩老祖母需赡养，他只得忍死待变，削发为僧隐于乡间，实则暗中联络义士，继续抗清大业。明宗室鲁王监国时，陈子龙接受任命，与夏完淳一同策动松江提督吴胜兆反清，奈何天不祚明，兵变失败，陈子龙被捕下狱，押解南京途中投水殉国，以死践行了与挚友的约定。后世道学家曾非议二人殉国迟速之别，却不知忍死抗争与慷慨赴死，皆是铁血丹心，并无高下之分。

　　而夏完淳继承父志，继续奔走抗清，十七岁时兵败被俘，在狱中写下《狱中上母书》《南冠草》等血泪篇章，最终从容就义。夏氏父子以血肉之躯，铸就了晚明士人的精神丰碑，其事迹被绘入《松江十二俊之夏允彝、夏完淳父子》，千古流传。夏允彝著述颇丰，有《夏文忠公集》五卷、《私制策》一卷、《幸存录》六卷（附《姓氏杂志》一卷）传世，编注《春秋四传合论》《禹贡合注》等典籍，其文其志，与“停云”石刻一同，在历史长河中交相辉映。

　　（五）

　　“云间夏允彝”的落款，揭示了明代摩崖石刻的文化价值与时代特征。明代是摩崖石刻的鼎盛时期，地方官员常以题刻记录政绩、抒发情怀，或纪念重大事件。

　　“停云”石刻的形制虽简，却兼具实用性与象征性：既以文字记录祈雨事件，又以落款明确责任主体，体现了明代地方治理中“以文载史”的传统。而夏允彝作为文坛领袖，其题刻的“停云”二字，既符合其文人身份的审美追求，又融入了为官者的责任担当，成为明代“文吏合一”传统的生动例证。与芦际潭其他题刻相比，万历年间典史潘国政的“芦漈潭”、清代同治年间县令彭光藻的“霖雨苍生”，均为祈雨或纪胜之作，而“停云”石刻因夏允彝的名人效应与忠烈事迹，更添了一层精神象征意义，成为长乐乃至闽地石刻中兼具文史价值与精神内涵的珍品。

　　如今，苍崖翠壁间，“停云”与“霖雨苍生”等崖刻共同构成了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往来游客在欣赏瀑布飞泉、巉岩峭壁的同时，无不驻足凝视这方石刻与落款，在山水之间感受历史的回响。

　　夏允彝在长乐的祈雨勒石，不过是其跌宕人生中的一段小插曲，却浓缩了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初心；而他后来的殉国之举，则是这份初心在国难之际的升华。夏允彝用最后的悲壮抉择，践行了一位晚明士人的铮铮风骨与家国担当。

　　夏允彝，这位江南名士的风骨，将伴随“停云”二字，永远凝固于八闽大地的崖壁之上，流芳千古。

　　《福州晚报》（2026年3月5日 A07版 闽海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