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居安题刻背后的历史印痕
这位南宋名臣曾任福州知州,77岁时与友人登鼓山和乌石山,留下题刻
作者:危砖黄

王居安在鼓山的题刻。

王居安在乌石山的题刻。
在福州鼓山灵源洞“石门”附近,有一段南宋名臣王居安的题名石刻,刻文曰:
“王居安、赵崇度、徐澄,宝庆丁亥仲春中澣,游灵源洞。”
宝庆丁亥即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澣,即浣,唐代官吏每十天休沐一次,称作“休浣”,后世因称十日为浣,每月上、中、下旬又称为上、中、下浣。
(一)
题刻中的王居安(约1151—1233),字简卿,又字资道,浙江台州黄岩县方岩乡(今台州温岭市大溪镇)人,自号方岩老圃。
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王居安中进士,廷试第三,初授文林郎。
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孝宗禅位,赵惇即位,是为光宗(次年改元绍熙)。是年,王居安获授徽州推官。
宋光宗绍熙五年(1194)六月,太上皇赵昚卒,光宗以病不能执丧,被迫“内禅”。七月,赵汝愚、韩侂胄等在太皇太后吴氏的支持下,拥立皇子赵扩即位,是为宁宗。
宋宁宗庆元元年(1195)二月,右丞相赵汝愚遭韩侂胄排挤,罢相。
这几年间,朝局变动较大,王居安未获调动,终于在庆元三年(1197)获授江东提刑司干官之职。庆元六年(1200),五十岁的王居安被调入京师为国子正,入对,上《论知人安民疏》,提出“知人安民”之策,主张“讲裕民之策,择循良之吏,节浮冗之费,驰无名之敛”。嘉泰元年(1201)四月,王居安获迁太学博士,又上《论灾异当修实德立实政疏》,针对此年三月的临安火灾提出意见:“而臣惓惓之愚,则愿陛下自今以始,修实德,立实政,而后可以答天之威而副民之愿也……”嘉泰二年(1202),王居安改任司农丞,与当时的知名诗人刘过、姜夔有交往。此年底,王居安因反对授韩侂胄亲信苏师旦节度使之职,遭到弹劾,罢职返乡,仅享祠禄(主管仙都观)。
开禧元年(1205)春,王居安被重新起用,获命知兴化军,这是他首次来闽任职。在知兴化军任上,他兴利除弊,行“经界”以定税籍,通商贾以顺米价,诛剧盗以去民害,拨废刹田以充学廪。
开禧二年(1206),韩侂胄发动“开禧北伐”,王居安深思用兵和治军之道,于十一月上《论用兵当以感励人心激昂士气为先疏》,指出:“用兵之法,赏不逾时,罚不逾日。或当罚而赏,当黜而升,何以感励人心,何以激昂士气!”开禧三年(1207)六月,王居安获除秘书丞,入朝,又上《论今日莫急于御戎疏》曰:“今日之急务,莫急于御戎。然自用兵以来,廷议不一,臣窃忧之。……近日之事则不然,言战则无必战之声势,言守则无必守之规模,言和则无必和之成说。三者之论,久而未决,是岂可不原其故哉!……窃恐和、战犹豫,计虑狐疑,仓卒有变,必误大事。……夹淮之战,不可不急为之备也。……及今和议未定,百事可为,兵少处益兵,地险处增戍,城壁可迁者即迁,可修者即修,凡百守御之策,次第修举,纵未能逾淮前进,亦须使敌人稍知疑畏,断不可玩敌弛备以待和也。”
王居安的远见卓识,渐获朝廷和同僚认同。随后,他以秘书丞兼国史院编修、实录院检讨,并参与杨皇后、杨次山、史弥远等人密谋的扳倒韩侂胄的计划。开禧三年(1207)十一月,王居安被擢为左司谏,他立即上《乞诛殛韩侂胄、陈自强疏》,言“侂胄数年之间,位极三公,列爵为王,外则专制东西二府之权,内则窥伺宫禁之严,奸心逆节,具有显状……侂胄既有非常之罪,当伏非常之诛,讵可以常典论哉”。不久,王居安兼侍讲。但他终究不擅长在朝廷的权力争斗中周旋,于此年十二月再次遭弹劾罢职。待到嘉定二年(1209),王居安又获复官,知太平州,不久,以直龙图阁提点浙西刑狱。次年二月,他应召入对,宁宗赞之曰:“卿有用之才也。”乃命权工部侍郎,又以集英殿修撰知隆兴府,督捕寇事。平寇之后,王居安却又一次遭弹劾罢职,于嘉定四年(1211)冬自江西返乡。此后,王居安仿佛被朝廷遗忘,赋闲逾十年。
直至嘉定十五年(1222)正月,六十二岁的王居安才又被召入朝,授工部侍郎。两个月后,又以集英殿修撰提举玉隆宫。嘉定十六年(1223),王居安以宝谟阁待制知温州,其弟王居实中进士。次年闰八月,宁宗去世,在权臣史弥远把持下,宁宗养子贵诚(赐名赵昀)继位,是为理宗。
(二)
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王居安已是七十五岁高龄了。朝廷对他下达了新的任命:以敷文阁待制知福州兼福建路安抚使,这是他第二次来闽任职。临行之时,道家诗人白玉蟾(原名葛长庚)赋词《沁园春·送王侍郎帅三山》《柳梢青·送温守王侍郎帅三山》送行,前词有句云“此去三山,欲登八座,已准金瓯姓氏香”,后词有句云“棠阴已接三山。此列郡、彼食大藩。柳雪萦旗,东风拦马,父老争看”。王居安则作《沁园春·敬次白真人韵》回赠,其下阕曰:“兴来引笔千行。看举世何人是智囊。任纵横万变,难瞒道眼,优游自乐,不识愁肠。闹市丛中,密林静处,鼻观常闻三界香。天书到,听笙箫竞奏,幢盖班行。”
兴来引笔千行,何惧年事已高。其人仁哉,其志壮哉。
关于王居安在福州任职的事迹,诸种文献(包括《宋史·王居安传》《乾隆福建通志·名宦·王居安传》等)记载甚简,难以详述。
宝庆二年(1226)春,王居安在州治之春野亭召集白玉蟾等人饮宴雅集,白玉蟾即席赋七律一首,即《大都督待制方岩先生召饮于州治之春野亭,因和苏子美韵》,诗中追慕北宋名臣蔡襄(君谟)和苏舜钦(子美)的风采:“掀髯醉接君谟笔,击缶吟招子美魂。”
宝庆三年(1227)仲春的一天,已是七十七岁高龄的王居安,偕同友人赵崇度、徐澄登览鼓山,在灵源洞“石门”附近留下上述题刻。
绍定元年(1228)二月,王居安夫人张悟真在福州病逝,王居安为之亲撰《硕人张氏圹志》。文中提及:“乙酉,移帅三山。在郡三年,遍历雪、鼓、支提诸名山仙佛古迹,时有感遇之异。”这里所说的“在郡三年”,即指从王居安抵任福州至张氏夫人去世这三年,“乙酉”即宝庆元年(1225)。“雪、鼓、支提诸名山”指的是雪峰、鼓山和宁德支提山,宋时宁德县属福州管辖。文中又言:“死之日,与余对食啜茶,且谓:‘天寒,汝添衣。’”寥寥数语,尽显一个女性的温柔,以及一对老夫妻的恩爱。
绍定二年(1229),王居安晋升龙图阁直学士,转太中大夫、提举崇福宫。他即将离闽之际,有汀州宁化盐民起事,朝廷命他暂留,专任招捕。王居安为避免杀戮过多,主张对义军以招抚为主,授计于军校刘华、丘锐,使其出入盐民义军之中,“指期约降”。《宋史·王居安传》载:“居安以书谕汀守曰:‘土瘠民贫,业于盐可尽禁耶?且彼执三首恶以自赎,宜治此三人,他可勿治。’”可见王居安了解盐民疾苦,有宽待之意。但当时的汀州守官与王居安意见不合——“倔强好大言,以知兵自任,欲出不意为己功”,此人立功心切,主张强力镇压。盐民“知其谋,败降约”,而是时建宁、宁化、南剑州等地以及江西义军已蜂聚而起,事甚迫。十二月,王居安请当时丁母忧居福州的陈韡“提举四隅保甲”,“韡有亲丧,辞之”(见《宋史·陈韡传》)。王居安见自己的主张难以实行,叹曰:“吾可复求焦头烂额之功耶?”乃拜疏致仕回乡。
回乡后不久,王居安赋《满江红》抒怀:
八十归来,方岩下、几竿修竹。柴门外、沙铺软路,水流清玉。栽接新来桃与李,安排旧日松和菊。过小桥、作个看山楼,千峰绿。
收笔砚,藏棋局。酒莫饮,经须读。但平平放下,顿超凡俗。独睡已无年少梦,闲吟不唱他家曲。算人生、万事苦无多,相将足。
“八十归来”指的是他从福建辞任归乡的次年,已然年届八旬,万事看淡,如同一个游子,归乡方心安。读此词作,显见他超脱世事、寄情自然的心态。
绍定六年(1233),王居安去世,赠少保。刘克庄在《挽王简卿侍郎三首》诗中叹曰:“公今呼不应,浮议果何伤?”《宋史·王居安传》评价他“以书生于兵事,不学而能”“宅心公明,待物不贰”“扫除群邪,以匡王国,其志壮哉”。
(三)
题刻中的赵崇度(1175—1230),字履节,号节斋,赵汝愚第五子,初授承务郎,曾添差通判信州,知桂阳军、邵武军,宋宁宗嘉定十年至十二年(1217—1219)知泉州兼提举福建市舶司,后改知吉州,历官湖南、江西等地,以朝散大夫致仕。
于赵崇度而言,此次鼓山之行自有特殊意义。当他来到灵源洞“石门”,他必然会想起年少时陪同父亲登览此地的情景。那是宋光宗绍熙二年(1191)九月,赵汝愚(字子直)第二次知福州的第二年,他接到朝廷新的调令——“召知福州赵汝愚为吏部尚书”。启程入朝之前,赵汝愚带着几个儿子,并陪同友人登了一趟鼓山。当赵汝愚在“石门”的崖壁上看到老友朱熹于淳熙十四年(1187)留下的题刻——“淳熙丁未,晦翁来谒鼓山嗣公,游灵原,遂登水云亭,有怀四川子直侍郎……”,他不由得感慨万端,提笔写下一首诗,命人镌刻在邻近朱熹题刻的崖壁上,诗中有句云:“江月不随流水去,天风直送海涛来。”诗后附记曰:“绍熙辛亥九月二十日,赵子直同林择之、姚宏甫来游,崇宪、崇范、崇度侍,王子充、林井伯不至。”赵崇度当时只有十七岁,和崇宪、崇范两位兄长一起陪同父亲登鼓山。如今他自己也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堪叹人生只如此,危栏独倚更徘徊”——抚摸崖壁,目睹、吟诵父亲的题诗,他似乎更能体会父亲当年的心情了。他和王居安、徐澄选择在此留下题刻,当有怀念之意,亦有对赵汝愚、朱熹友情的致敬和对交友之道的传承。
题刻中的徐澄,字清伯,号韦斋,浙江金华人,与王居安同榜进士(淳熙十四年),起为郡州教授,官至福建路提点刑狱公事,风范节义,与义乌文清公(徐侨)并称,世号“二徐”。
福州城内乌石山之霹雳岩下方峭壁,亦有王居安、赵崇度、徐澄三人“宝庆丁亥”题刻,曰:“王简卿、赵履节、徐清伯,宝庆丁亥仲秋下澣,同游乌石山寺。”
乌石山题刻时间为仲秋,鼓山题刻时间为仲春。据记载,卧龙山也有三人留下的题刻,曰:“王简卿、赵履节、徐清伯约陈肤仲会于卧龙山,时宝庆丁亥季春甲戌日。”《闽中金石记》云:“卧龙山,一名伏龙山,在井楼门外迤西五里。”这就是说,卧龙山在福州城北郊(今湖前大井路怡景小区一带),只是文献上记载的卧龙山如今已消于无形,其间石刻也难以寻觅。
从春到秋,这三人不止一次同行出游,可见他们交情至深。
《福州晚报》(2026年3月21日 A07版 闽海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