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吕南勋

“四三”反革命事变中就义的徐琛、余哲贞夫妇。（市委旧址纪念馆油画）

　　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掀起席卷全国的大革命浪潮。这场合作并非偶然结盟，而是历史潮流、阶级力量、国际环境共同作用的必然选择，其最终破裂，亦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必然结局。发生于1927年的福州“四三”反革命事件，作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重要前奏，深刻印证了合作破裂的残酷现实，给福州大革命带来沉重打击，也让榕城共产党人在血火中觉醒，走上武装斗争的正确道路。

　　历史必然：

　　内外交困中

　　国共合作是合理策略

　　第一次国共合作（1924—1927）的形成，是中国革命现实、两党自身状况与国际战略共同推动的结果，是当时中国革命的必要选择。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却未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直皖、直奉等战争频发，政权更迭频繁，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扶植军阀代理人，全国掀起“打倒列强、铲除军阀”的强烈呼声。

　　此时的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之初仅50余名党员，组织薄弱、缺乏群众基础，更无军队与地盘。京汉铁路大罢工惨遭吴佩孚血腥镇压，让幼年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没有强大同盟军，无法战胜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必须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

　　而国民党作为当时中国唯一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革命政党，有孙中山这位革命领袖凝聚人心，有南方根据地与组建军队的条件。但国民党自身存在致命短板：组织松散、成分复杂、缺乏群众基础，长期依赖军阀力量从事革命活动，屡遭挫折；陈炯明叛变更让孙中山陷入绝境，痛感国民党“在堕落中死亡”，急需新鲜血液重振革命。

　　中国共产党以推翻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统治，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为目标；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后，重新阐释三民主义，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明确反对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共同的革命敌人与斗争目标，为两党合作筑牢政治基础。

　　1919年3月，共产国际成立，基于列宁民族殖民地理论，提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无产阶级政党应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结盟反帝，为中国革命统一战线提供了根本理论依据。

　　1923年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正式通过《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从理论、策略、组织层面全面确立“党内合作”方针，明确要求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共产党组织独立性。这一决议终结了中共早期关于合作形式的争论，为合作提供了唯一可行的组织路径，是合作得以实现的关键政治保障。

　　共产国际先后派遣马林、鲍罗廷等驻华代表，直接参与国共谈判、国民党改组筹备，说服孙中山接受合作方案，协调两党分歧，搭建沟通桥梁，推动合作从设想走向实操。

　　共产国际还提供巨额经费、武器装备、军事顾问与军政培训，协助创建黄埔军校，组建新型革命军队，为大革命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质与军事支撑。

　　同时，共产国际指导国民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融入反帝反封建内容，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完成国民党意识形态革命化改造，使两党合作具备坚实政治纲领。

　　在共产国际全方位推动下，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大革命迅速走向高潮。

　　裂痕暗藏：

　　阶级对立与妥协退让

　　注定合作破裂

　　国共合作看似紧密，却从根基上埋藏分裂种子。阶级立场的根本对立是合作破裂的核心原因，而共产国际在合作中的消极作用与错误指导，放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弱势地位、纵容了右派扩张，加速了合作破裂。

　　中国共产党代表工人、农民利益，坚决推动减租减息、工农维权，直接触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利益。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依附帝国主义与江浙财阀，视工农运动为“洪水猛兽”。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随着革命的深入愈发尖锐，右派反共面目日益暴露。

　　北伐胜利进军中，蒋介石军事独裁野心膨胀，先后制造中山舰事件（1926年3月）、抛出整理党务案（1926年5月），逐步排挤共产党员，篡夺党、政、军大权。面对右派步步紧逼，幼年的中国共产党缺乏斗争经验，一再妥协退让，革命领导权不断丧失。同时，帝国主义害怕中国革命胜利，加紧拉拢蒋介石，提供经济、政治支持，上海黑恶势力也与其频繁勾结。多重因素的叠加，不断助长蒋介石夺权野心，为血腥镇压壮胆。

　　共产国际的策略失误与错误指导，成为加剧合作破裂、导致革命被动的重要外部原因。

　　共产国际过高估计了国民党的革命性和领导能力，将其视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当然领导者”；同时低估了中国共产党、工人阶级和农民运动的革命潜力，将中国共产党定位为“配角”或“助手”，从策略上否定其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正当性。这种判断在具体实践中脱离了中国社会的实际阶级状况。

　　共产国际坚持片面妥协策略。强调“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反对中国共产党创建独立武装力量、掌握军队指挥权，要求中共对国民党右派的排共行为一再忍让，以“维护合作大局”为由压制必要的斗争。这一策略使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处于极度被动地位，丧失了应对突发政变的基本能力。

　　由于担心激化阶级矛盾、吓退民族资产阶级，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多次要求节制工农运动的“过激”倾向，实质上削弱了中国共产党依靠群众基础对抗右派的政治资本，使其在关键时刻缺乏坚实的群众支持。

　　面对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排共夺权行动，共产国际仍将其定性为“内部摩擦”，继续推行“联蒋”政策，甚至在1927年初仍将蒋介石视为“可靠的革命者”。这种战略误判延误了应对时机，助长了右派的夺权气焰。

　　在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下，中国共产党被迫放弃革命领导权与武装掌控权（虽然党内也有不同声音，如毛泽东、周恩来等较早就主张掌握武装，却未被采纳），对右派背叛行径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一味妥协退让，最终使反革命势力有恃无恐，政变不可避免。

　　血火前奏：

　　福州“四三”反革命事件

　　大革命在榕城惨遭镇压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大革命从胜利走向失败。而福州的“四三”反革命事件是这一反革命政变的重要前奏，是中国共产党一系列妥协退让政策的必然结果。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下，福州革命浪潮迅速高涨。1926年4月，中共福州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福州革命有了坚强领导核心。中共福州地委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发动工农运动，建立工会、农会、妇女联合会等革命团体；配合北伐军入榕，促成闽系北洋海军阵前起义，让福州免遭兵燹战祸。此时的福州，反帝反封建斗争如火如荼，党员从最初十数人发展到150余人，26个党支部活跃各地，工农学妇运动蓬勃发展，呈现一片革命生机。

　　随着全国革命形势高涨，福建的国民党右派在蒋介石集团的支持下，加紧投靠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积极推行反共清党政策。福建临时政治会议、新编军等军政大权逐步被右派掌控，他们网罗地痞流氓，成立反动组织，打压革命团体，挑衅中共福州组织与国民党左派，福州局势日趋紧张，事变一触即发。

　　1927年4月3日，福州国民党右派以“拥蒋护党”为名，在南校场召开“护党大会”，当场枪杀共产党员方毅威，拉开血腥屠杀序幕。随后，右派军警与流氓势力联合，全城戒严、封锁交通，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与工农骨干。

　　中共福州地委机关、福州总工会、农民协会等革命团体被查封，大批革命人士未经审讯即遭逮捕、杀害。地委书记徐琛夫妇、宣传委员方尔灏等核心成员相继被捕就义，地委组织架构彻底瓦解，党员从150余人锐减至20余人，26个党支部被迫停止活动，福州大革命瞬间跌入低谷，白色恐怖笼罩榕城。

　　作为背叛革命的先行信号，“四三”反革命事件充分暴露了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本质，印证了大革命失败的必然性。

　　血的教训：

　　从妥协到抗争

　　中国革命开启新征程

　　大革命失败的惨烈现实让中国共产党彻底抛弃对反革命势力的不切实际幻想，深刻认识到右倾妥协的致命危害，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完成了思想觉醒与路线转向。

　　（一）血的教训

　　必须牢牢掌握革命领导权。无产阶级领导权是中国革命的核心与命脉，放弃领导权就等于放弃革命前途。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在共产国际错误指导下，中共在党权、政权、军权问题上一再妥协退让，对国民党右派的夺权行为缺乏坚决斗争与有效制衡，最终导致革命主导权旁落，使党和革命力量在反革命政变到来时陷入被动挨割的境地。历史深刻证明，统一战线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必须牢牢掌握领导权。

　　必须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没有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共产国际禁止中国共产党创建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反对中共掌握军队指挥权，使党长期处于“有党无军、有群众无武装”的弱势状态。面对国民党右派的血腥镇压无力抵抗，造成大批骨干牺牲、组织被破坏。惨痛教训让党深刻认识到，枪杆子里出政权，必须建立一支由党绝对领导的人民军队。

　　对反革命势力必须坚决斗争。面对反动势力的挑衅与压迫，一味妥协退让只会换来变本加厉的镇压与屠杀。国共合作后期，在右倾机会主义影响下，党对蒋介石集团的反动本质认识不清，对反革命行为克制、忍让，不仅未能维护合作大局，反而助长了右派的反共气焰。血的教训表明，对待反革命势力绝不能抱有幻想，必须坚持原则、坚决斗争、以革命暴力反抗反革命暴力。

　　（二）奋起抗争

　　惨痛的牺牲唤醒了全党，中国共产党开始以革命的武装反抗反革命的武装。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同年在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彻底清算了大革命后期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此后，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一系列武装起义相继爆发，并逐步将革命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中国革命从此迎来广阔的前景。

　　福州的共产党人同样未被血腥屠杀吓倒。他们在白色恐怖中隐蔽转战，奔走于工厂、农村、学校，寻找失散同志，逐步恢复党组织，秘密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从“四三”事变到1949年福州解放，一代代福州共产党人前赴后继，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用热血和生命谱写榕城的革命史诗，让革命火种在福州大地生生不息，最终迎来福州解放的光明时刻。

　　《福州晚报》（2026年5月16日 A06版 闽海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