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荣煜

福建地区的书院建设一直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但由于朱熹考亭学派主要集中在闽北地区活动，宋元时期福州的书院发展相对滞后。随着明清书院官学化的趋势增强，占据省会资源优势的福州逐渐成为全省书院发展的中心，其中鳌峰书院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书院之一。

八闽首学

清代福州最出名的四大书院，分别是鳌峰书院、凤池书院、正谊书院和致用书院。其中，鳌峰书院不仅创建最早，更在漫长的岁月里奠定了其“八闽首学”的独特地位。

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鳌峰书院在福州城内于山（旧称九仙山）北麓的鳌峰坊悄然奠基，创立者是新任福建巡抚张伯行，一位理学修养深厚的学者型官员。他甫一上任，便提出“以养民为先，以教人为本”的施政理念，将兴学育才置于要位。

彼时，他携带了大量程朱理学典籍入闽，并迅速召集各地品行端方的儒士，开始对这些文献进行系统编纂与校订。随着这项文化工程的规模日渐扩大，原有的衙署已难以容纳，于是张伯行捐出个人俸禄，购置屋舍，专门创立鳌峰书院。书院的选址与命名，也特意选取鳌峰坊“独占鳌头”的寓意，寄托了对闽地学子翘楚天下的殷切期望。

20余年后，清世宗雍正皇帝颁布《建立省会书院谕》，下令在各省省城设立一所重点书院，并各赐帑金1000两以资建设。在福建，正是鳌峰书院获得了这份殊荣。这道谕旨，不仅带来了实质性的财政支持，更赋予了它全省书院标杆的权威身份。在官学教育功能逐渐下降的清代，鳌峰书院实质上承载起福建最高学府的使命，成为全省士子心向往之的学术殿堂。

张伯行对书院注入了严学重教的基因，深远地影响了日后的治学风格。他亲自礼聘享有清望的罗源县教谕蔡璧出任首任山长，此后历任山长如蔡世远、林枝春、孟超然、陈寿祺等，无不是当时笃学端方的名儒大家。

同时，书院面向全省严格选拔优秀生员。教学相长之下，一代代人才脱颖而出。从清初到民国，培养出童能灵、雷铵、陈庚焕、林则徐、张际亮、梁章钜、陈化成等一批杰出人物，共同构成鳌峰书院作为“八闽首学”坚实、生动的注解。

刻书传薪

书院自唐宋以来，不仅是讲学授业的场所，也悄然成为书籍刊印流通的重要中心。据学者研究，早在南宋，便有建安书院、明道书院等至少15所书院开展刻书；及至元代，有此记载的书院不下30所。

明清时期，虽多数书院以教学为主，但那些规模宏大、底蕴深厚的书院，仍将刻书作为传承学问的重要工作。以书院为依托，刊刻所需的精良底本、博学的校勘人员乃至充裕的经费，都能得到稳固的保障。正因如此，“书院本”在读书人眼中，往往代表着校雠精审、刊印优良的善本。

作为清代福建执牛耳的书院，鳌峰书院的刻书事业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首先，鳌峰书院藏书丰富，其中多善本，为刻书提供了可靠而优质的底本来源；其次，鳌峰书院会聚全省英才，院内学者、名儒亲自参与底本选校、文字勘定，确保了出版物严谨的学术品质；最重要的是充足的资力，朝廷的赏赐、地方官绅的捐输，以及书院自身学田等产业的收入，使得鳌峰书院有充裕的财力支持刻书活动。久而久之，鳌峰书院所刊之书，不仅为院内师生所用，更备受各地藏书家与官方藏书机构的青睐，刻书遂成为鳌峰书院一项标志性的文化事业。

综观鳌峰书院的刻书，大体可分为四个类别：

其一，是课艺习作。刊刻生徒的优秀课卷、习作，是书院刻书的一大特色。这些由山长精心评选出的佳作，经呈报核定后便会付梓刊行，作为范本供诸生观摩效仿。其中，张伯行亲自遴选全省士子优秀作品编纂而成的《九闽课艺》，便是此类文献的典范。它的流传范围远超书院围墙，遍及福建各地，对激励学子、提升科场文字水准，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

其二，是学规章程。学规是书院治学的纲领与生活的准则。书院创立之初，张伯行便主持编纂刊刻《学规类编》27卷，旨在“为天下学子指明治学之方，用功之要”，为全国众多书院所借鉴。此外，如康熙年间蔡世远手订的《鳌峰书院学约附仪节》、乾隆年间鲁曾煜编定的《鳌峰书院规条》，皆是这类文献的代表，共同勾勒出书院治学的精神轨范。

其三，是书院志纪。为赓续传统、明示往来，重要书院均有修志之惯例。作为福建最具影响力的学术重镇，鳌峰书院亦十分注重自身历史的编纂与保存，并自行刊刻成书。如清嘉庆十一年（1806年）修纂的《鳌峰书院志》、道光十八年（1838年）编定的《鳌峰书院纪略》等。院志的刊刻，为后人了解书院管理和发展背景、状况，提供了最为直接的原始资料，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

其四，也是最为世人称道的，是学术成果的汇刊。对古今学者学术著作的系统整理与出版，构成了鳌峰刻书声名远扬的核心。此类又聚焦于两方面：一是理学典籍的集萃。书院以程朱理学为宗，掌教者多为理学名臣大家，故刊刻此类著作最多。其中规模最宏大、影响最深远的，莫过于张伯行主持编纂的《正谊堂全书》。二是书院讲学的实录。书院常举办讲会，大儒登坛论道，其内容被记录、整理，刊刻为讲义。这些讲义看似是为教学编纂的教材，实则是当时顶尖学者学术思想的凝结，如整理大学士李光地来闽讲学内容的《鳌峰讲义》与《榕村讲授札记》，便是其中的精品。

在鳌峰书院的刻书史上，《正谊堂全书》最为闻名遐迩。书院成立未及半载，张伯行便“搜求先儒遗著”，启动了这项浩大的工程。编纂既成，他仍以巡抚之尊亲自校订，方敢“付之剞劂，使正书院”。初版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张伯行离闽前告竣，共收录著作55种，规模为福建历代书院刻本之冠。分立德部文集、立功部文集、立言部文集、立气节部文集、名儒粹语和名儒文集六个部分，上溯北宋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中经朱熹、杨时、罗从彦、李侗、真德秀等闽学先贤，下迄清初汤斌、陆陇其，蔚然呈现宋明以来濂、洛、关、闽理学一脉的壮阔图景。

书中亦收录张伯行编撰的《学规类编》《养正类编》等，意在“为身心立性命之正，为国家豫德艺之选”。清同治年间，闽浙总督左宗棠追慕前贤，特设正谊书局，延请本地藏书家杨浚为总校，主持重刊一过。4年之后，杨浚又增辑5种，凑成68种526卷，次年出版问世，至今仍珍藏于海内外各大图书馆中，昭示着这座书院在文化传承上的磅礴气魄。

润泽两岸

刻书之于鳌峰书院，绝非仅是附庸风雅，而是其文化生命得以延续与拓展的核心动力。这项事业的历史意义，深深烙印在学术传承、人才育成与区域文教融合的脉络之中。

在学术传播层面，鳌峰书院的刻书活动，构建了一套自足的知识生产与传播体系。它将刻书、藏书与教学三者紧密联结，使精校刊印的典籍能直接服务于师生的日常习艺，极大促进了学术资源的整合与代际传递。这些书籍不仅在当时有力地巩固了儒家正统，为全省士子提供了标准的学术范本，也为后世研究者探究清代科举、书院教育及地方知识体系的构建，保存了不可或缺的一手文献。

在人才培养的层面，系统的刻书活动为书院稳定输出精英奠定了坚实基础。刊刻成文的学规章程，确立了书院严谨治学的制度框架，保障其教学秩序的稳定；各类经典教材、优秀课艺及学术专著，则构成了学子日常研读的核心资源。鳌峰书院在近200年的历程中，累计培养进士250人，占全省总数的约七分之一，其中如林则徐、梁章钜、陈寿祺等，皆成一时俊彦，彪炳史册。

在促进区域发展层面，鳌峰书院凭借其丰厚的藏书与成熟的刻书产业，自觉承担起文化辐射的责任，一方面推动了福建地方文教水平的提升与学风塑造，也对隔海相望的台湾产生了深远影响。

台湾书院发展初期，典籍极为匮乏。道光六年（1826年），福建巡抚孙尔准巡视台湾，便特地从鳌峰书院藏书中精心遴选史学经典、理学典籍、名儒文集、书院学规等共计46种166册，赠予噶玛兰厅（今宜兰）的仰山书院。

这批涵盖学术核心与治学规矩的赠书，如同一场文化甘霖，极大地促进了当地书院的制度化建设与学术发展。这一过程超越了简单的书籍流通，成为一次重要的文化播迁，以实体典籍为纽带，紧密联结起海峡两岸的文脉与人心。

（作者单位：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福建日报》（2026年5月26日 第12版：理论周刊·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