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战友

郑成功以“据险控扼、拣将进取、航船合攻、通洋裕国”为抗清复明战略。强大的水师不仅是“通洋裕国、经商护商”的经济命脉所系，更是“航船合攻”实现军事目标的根本保障。史料记载，郑成功北伐时曾调动72镇、17万大军，其运兵、补给、作战全赖船只。若将其部署于舟山群岛至南澳岛沿海的驻防水师，以及护航太平洋西岸广大海域的商业船队合并计算，有专家推断郑成功应当拥有3000多艘大小战船，此说可信。

要维持乃至不断壮大如此庞大的水师，单凭金门、厦门两地的造船能力，是绝无可能实现的。郑成功必须在其势力管辖范围内寻找并建立多个具有上规模产能的造船工场。关于郑成功福州造船工场的存在，最直接且有力的证据来自两份清朝宫廷档案的记载。

第一份档案：顺治十二年（1655年）十月十五日，钦差总督浙江福建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佟代谨题《为汇报通洋接济巨奸，请旨究拟以肃海禁事》，即《佟代题为林行可通洋接济郑军事本》。其中写道：“讵意犹有福省奸民林行可等愍不畏法，包藏祸心。自去年八月间，潜运麻、油、钉、铁等项，以助郑孽，令渔船贼首刘长、卞天、郑举仔等陆续搬运，竟用逆贼旭远印记，购买造船巨木，差伊侄林凤廷同腹党王复官、林茂官公然放木下海，直到琅琦（即今琅岐）贼所，打造战船。且串通伪差官颜瑞廷，令官匠林九苞等，敢于附省洪塘地方，制造双桅违禁海船，令海贼洪二等亲驾出洋。更散顿巨木数千株，于矼窖、芹洲、南屿、阮洋、董屿诸港，乘机暗输。挺险罔利，已非一日。”

该题本明确表明：其一，福州洪塘与琅岐是郑家军的造船工场。其二，福州有郑家军造船物资的储备仓库，包括木材、麻、油、钉、铁等，尤以木材为大宗，矼窖、芹洲、南屿、阮洋、董屿等处皆为工场。其三，郑家军在福州的造船产业链相当成熟，从木材及造船物资的采购储备，到战船的设计制造，再到战船的输送，形成完整的流水作业链。其四，所造战船规格高，为清廷严禁民间制造的双桅海船，而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海船只有三桅，普通海船仅为单桅。

第二份档案：顺治十四年（1657年）五月十三日，钦差提督军务巡抚福建等处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刘汉祚谨揭《为汇报通洋接济巨奸，请旨究拟以肃海禁事》，即《刘汉祚为林行可等通洋接济事揭帖》。其中写道：“今于十四年（1657年）三月初九日，拟署司事右布政使管起凤复审，问得一名林凤廷，年五十岁，福州府福清县民。状招：凤廷有同卷拟斩，今监故林行可，向寓侯官县洪塘地方居住，贩卖杉木。因顺治十二年（1655年）内将违禁双桅大船及桐油、黄麻、铁钉等物，令在官连太官，伊亦不合听从主使，私运出海，俱未获露。与在官王复官、林明夫、林茂官、魏二，伊亦各不合蝇附觅利，凤廷亦不合听凭林行可主使，将杉木九百根运至坑田附海内地顿泊。先歇在官魏斗初家，后移在官丘震生家屋内居停。随将前木截锯寿枋一百五十块，更存木四百六十七根，散顿各处，并小货船三只，停泊洪塘。

“至本年八月内，比林行可因与在官林畅善较争派木，挟仇发奸，遂具以接济现有实据，恳乞差官迅拿搜赃事，首称：叛贼林行可系国姓伪都督，雄踞洪江，暗通线索。自旧年（戊子年，即1648年）九月初七日起，至今年五月初七日止，令腹党王复官、连太官、林孟坐押桅木、巨木出镇……”

这份秘密报告（揭帖）详细记录了郑成功部属在福州地区秘密经营造船物资及其活动情况，为我们勾勒出一个规模宏大、组织严密的造船工场轮廓。通过对这份揭帖信息的梳理与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关键结论：

一、郑成功部属都督林行可用木商身份作掩护，以福州洪塘为中心，基本垄断了福州的木材贸易，这意味着当地造船所需的核心原材料已被郑成功势力所掌控，为大规模、持续性的造船活动提供了物资保障。

二、林行可的活动始于1648年起义抗清，直至因被告密而罹难。如此长时间的稳定经营，绝非临时起意，而是表明郑成功在福州建立了一个长期、稳定的后勤补给与造船工场。

三、清军查抄时发现，仅囤积的桅木、巨木就达到3500根，依据当时战船建造标准，仅这批桅木就足以建造上千艘双桅战船。而这仅是桅木一项的储备量，若加上其他船体木材、铁件、麻绳、桐油等物资，其整体规模足以支撑一支庞大舰队的建造与维修。

四、木材存放地点遍布闽江下游大小港口滩头，如坑田、矼窖、芹洲、阮洋、董屿等地，而明确的造船地点则集中在洪塘和琅岐两地。这表明福州造船工场并非单一船坞，而是以洪塘、琅岐为中心，辐射周边港汊的网状生产体系。

五、清军查抄时发现，洪塘一地尚有战船四只，其中两只已经完工，两只正在建造之中，这直接证明了该地造船活动的活跃性与持续性。

六、木材来源除了闽江中上游地区外，还远及福宁（今宁德地区）和浙江温州地区，这反映出郑成功所部势力与资源调配能力的强大，也反映福州作为战役准备与区域物流中心的天然优势。

七、资金规模巨大。仅油、麻、钉三项材料收入就高达万余两，而供认的木材价值更在3万两以上。

八、主要负责人皆为郑成功委任的官员，如都督林行可、董复初、洪二官、林明夫、林茂官、魏二、林伍生、林凤廷、王复官、连太官、颜瑞定等。

九、木材采购通过郑成功“五商十行”之一的旭远商号进行。

虽然目前尚未掌握洪塘和琅岐两个具体造船工场的更多细节史料，但仅依据储备的3500余根桅杆巨木，便可合理推测，两地造船产能至少每年能造出数百艘战船。

福州被选为郑成功的核心造船工场绝非偶然，是其历史与现实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物质条件来说，闽江流域丰富的森林资源，特别是闽江上游的杉木、樟木、松木，质地优良，是造船的上等材料。福州作为闽江入海口的枢纽城市，能够便捷地采集来自闽江中上游乃至浙南、闽东的优质木材，在建造大型海船方面拥有无可匹敌的资源优势。

从地理条件来说，洪塘是造船的理想之地。据民国《闽江金山志》载：“前明由闽道淅洪塘为孔道，水势如玉带环腰，人文蔚起，怀安县设焉。自逊清，船政改由海道，玉带亦中断，于是南港□（疑有缺漏，或为兴字）而西港静。”洪塘水势环抱，上接闽江，下通海口，便于木材集散与战船试航；琅岐地处闽江口，更是战船出海的咽喉要道。二者互为表里，形成天然的造船与泊船体系。

从技术传统来说，福建自古以来就是造船业的重镇，而福州更是“福船”这一优秀船型的发源地与核心产区。自宋、明以来，福州地区积累了丰富的造船经验，拥有大量技艺精湛的造船工匠。郑成功在此设造船工厂，可充分利用这一宝贵的人力资源，保障战船质量，提高生产效率。

从社会关系网络来说，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早年在闽海建有庞大的海上贸易体系，福州是其重要的商贸据点。郑成功继承并发展了其父在海商网络中的影响力，在福州地区拥有深厚的政商关系基础。林行可能够长期以“木商”身份开展活动并垄断木材贸易，正是依托于这一根基深厚的关系网络，为造船工场提供了安全掩护、物资供应和人力支持。

郑成功福州造船工场的建设，是对福州自宋至明船政文化的重要继承与发展。这证明了福州造船业在17世纪中叶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与创造力，是福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枢纽历史性延续。

郑成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通洋裕国”战略主张的人。这一思想核心在于通过控制海洋、发展贸易以实现富国强兵，福州造船工场的存在正是他这一战略思想的物质化体现。它不仅服务于军事，更与海外商业贸易活动紧密相连。

（作者为福建省历史名人研究会郑成功研究分会执行会长）

《福建日报》（2026年6月13日 第07版：理论周刊·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