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泳红

《福建学院月刊》第三卷第一期

《福建学院月刊》第三卷第二期
5月22日,我收到福州二中潘建兴老师发来的信息,谈及他在查询福建省图书馆收藏的《福建学院月刊》第三卷第一期内容时,发现其中有我的外公、著名革命诗人蒲风在福州任教时写的一篇诗论《晚清的诗界革命》及一首诗歌《欢唱西北的炮声》。
经与母亲核对,她告诉我:“《晚清的诗界革命》已收入蒲风的论文集《现代中国诗坛》(1938年3月诗歌出版社出版);且也已收入《蒲风选集》(1985年6月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之后,我又查阅了父母(联合署名安溪)于2005年8月15日发表在《福州晚报》第10版的文章《蒲风,在福州倡导国防诗歌》中,提及1936年6月下旬,蒲风以黄飘霞的名字,在福建学院附属中学(今福州第二中学)任高中国文教员。蒲风在福州任教时密切关注着全国的抗战形势,“他获悉驻绥远的中国军队奋起抵抗日伪军的侵犯,福州也和全国人民一样掀起了援绥热潮,心中十分兴奋,接连写出了《欢唱西北的炮声》和《战线不单在绥远》。这两首诗和《飞鹰,飞向台湾去吧!》随后收入他的第二部国防诗集《抗战三部曲》(1937年11月诗歌出版社出版),同样也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
又隔了几天,潘老师帮忙向省图要来《福建学院月刊》这一期的电子扫描文件。在期刊封面上方印有“第三卷第一期”,下方印有“福州 福建学院 刊行”及“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三十日出版(即1936年11月30日)”,最下方盖有“南京图书馆藏”字样。由此印证了,我的父亲、文史研究员陈松溪在《蒲风客居光禄坊执教》一文中提及的内容:“1936年夏,蒲风结束了在日本的留学生活回国,在上海、青岛作短暂停留后到福州。他经留日时的同学曾建平(时任《星光日报》福州分社社长)介绍,到福建学院附属中学担任高中国文教员,课余继续诗歌创作,先后写出了《青年九一八》《少年福建》《飞鹰,飞到台湾去吧》等诗篇。”父亲同时在文中写道:“那时蒲风才26岁,但很注意培养文学新人。他在校任教时,课余经常邀请同学谈心,阐述自己的文学主张,宣传国防诗歌的意义,并将自己的诗集赠送给同学,广泛征求意见;他发动大家要‘打起热情来’,在学好功课的前提下,坚持业余写作,以诗歌为武器,投入抗日救国的斗争。他还热情帮助学生修改稿件,并负责向报刊推荐。不久,他培养的一批新诗歌作者活跃在诗坛上,如谢培贞、康雄飞、梁碧瑜、叶可根等人的作品经常发表在福州的《艺术座》《民族战线》、厦门的《鹭风》和广州的《中国诗坛》上,受到读者和编者的好评。”
今年春节,我陪同母亲参加福州二中的团拜会,潘老师当时非常兴奋地拿着一本册子,对我们说:“这是我在旧书网上淘到的《福建学院月刊》,里面有一篇蒲风的文章!”我和母亲与他还不太熟悉,但一听到这个消息当即就站了起来,简要翻看了他手里的这本《月刊》,并用手机拍照留存。春节开假后我与潘老师进行了沟通,同时要来《月刊》的电子版。
据潘老师介绍,他是在学校计划收集、整理、编撰福州二中校史过程中,偶然在孔夫子旧书网上发现这本1937年出版的《福建学院月刊》。他当时的第一反应是:福州第二中学的前身是福建学院附中,这本册子有可能与学校的前身信息有关联……可当时《月刊》在网上的定位是江西,他也不确定到底是不是正本。在花了500元购下后,对方邮寄到他手上时正逢春节,于是便带到学校给我们先睹为快。后经过与省图专家反复论证,证实他所购下这本《月刊》确定是最新发现的孤本,目前省图馆藏中还尚无收录。据他了解,省图馆藏收入的《福建学院月刊》第一期,系该馆与各省图书馆联动采购而得,故而上面印有“南京图书馆藏”字样。
潘老师收藏的这本《福建学院月刊》封面上方印有“第三卷 第二期”,下方印有“福州 福建学院 编行”及“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一月一日出版”(1937年1月1日),但与前文提到的1936年11月出版的第一期《月刊》略有不同,前者标注“刊行”,后者标注“编行”。从前后两期的目录来看,第一期作品栏目有卷首语、评论、著译、讲演、文艺、校闻;第二期作品栏目有题词、评论、著译、法律答问、文艺、校闻。这两期《月刊》都刊有蒲风的作品,而第二期所刊《中国韵文方面的流变简史——中国文学史纵的研究之一》,则是蒲风作品的最新发现。据母亲说,该篇没有收入他的论文集中。蒲风在该篇论文第一段,就表明自己写这篇文章的初衷:“谈到中国文学史的‘纵的研究’,首先要谈到的就是韵文方面。因为韵文的产生早于散文、小说及其他。不过,这里所谈到的只是一个简略。我只希望在这里能够阐明一向韵文方面的流变趋势,使我们明白今日的新诗运动之必然。也就是说,企图以此证明一些开倒车的人们不愿社会进化,历史动向的狂妄。”文中,他从“诗歌的产生、最早的歌谣、诗经”到“中国民族的特征与歌谣的演进”,从“抒情与音乐、诗和赋的区分、屈原与楚辞、楚辞的影响、汉赋与五七言古诗”到“新乐器之与诗坛”,从“社会进化与诗歌的演进、古体和近体、宋词、元曲”到“晚清的诗界革命”,阐明了自己的研究观点;文末还附刊一份“流变简表”,目的是“为着容易明白起见”。由此可见,诗人为了让师生都能读懂中国韵文方面的演变趋势,让大家明白新诗运动与社会进化的必然趋势,下了不少功夫。
蒲风从1936年夏到福建学院附属中学担任高中国文教员,到1937年1月17日,告别榕城,回到故乡梅县,后在汕头任《星华日报》副刊主编。其在福州任教时间是极为短暂的半年左右,父亲在《蒲风客居光禄坊执教》中描述他:“蒲风在福建学院附中执教期间,生活很有规律。清晨早起,锻炼身体,在光禄坊一带散步,然后回校授课。晚上批改学生的作业、创作、记日记。遗憾的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事的变迁,出现了难以预计的情况,他存放在梅县老家的多本《日记》竟被个别亲属当废纸卖了。上世纪50年代,有一位复员军人在一家废品店的废书堆中,翻出两本《蒲风日记》,发现其中一本1937年的《日记》,记述了蒲风与郭沫若、茅盾、夏衍等文化名人的交往,便寄给人民文学出版社保存。1962年,经蒲风的好友、诗人王亚平、臧克家等帮助,这本日记才回到蒲风的独生女黄安榕手中。现存的《蒲风日记》只有1937年1月7日至1月15日的日记,记述了他在福州的情况。”而父亲文中所提及的另一本《蒲风日记》,是蒲风1931年在上海吴淞中国公学大学部文史系读书时所记,全文约13万字,记述了他当时的学习、思想、生活和写作的情况,内容充盈着青年人渴望学习、自勉自励、自我检点的气息,已由我母亲于2023年7月捐给广东省作家协会并作为镇馆之宝在广东文学馆展出。
如今,最新发现的1936年11月30日出版及1937年1月1日出版的两册《福建学院月刊》,既证实了蒲风在福州任教时期的教学生活与诗歌研究、创作之动态,又填补了此前数十年,父母在全国各地遍访蒲风生前好友、收集他创作作品上的缺失,可谓弥足珍贵!
《福州晚报》(2026年6月19日 A07版 闽海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