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浩清

　　乌山道山亭东侧，二石比肩而立，石面皲裂有序，状若双蟾蹲伏，俗称“蛤蟆石”。其一镌篆书“道山亭”三字，相传为北宋知州程师孟手迹；另一石上则勒有元代焦宽甫等人题记。往来游人多驻足读刻，然文辞古奥，大半难竟其篇。笔者多年来登临乌山、查阅古籍，稽考此段摩崖石刻所载人物旧事，终得一二头绪。

元代福建行省参知政事焦宽甫等人的题刻。

　　年份之谜

　　先来看看石刻原文：

　　岁元黓敦牂中秋后之二日，闽省参政、易阳焦公宽甫自清源归道，觐道福唐。又三日，宣慰、秀岩石祥甫载酒会于乌石之道山亭，中隐信云甫，省郎、镇阳毛汉卿，提举、东平古纯甫，寓客南洲卞仲元，住山释绍玉与焉。

　　时秋雨霁，金飚荐凉，秀壁苍崖，云烟晻霭，如助献酬者，而衍波长陆、平畴远水皆隐现吐吞于履舄之下，真奇观也！盖自开辟即有此山，阅几千年而有今日，其可无以纪岁月？

　　笔之者中隐云甫，摹之石者释绍玉也。

　　这段题刻楷书，右行文，满满15行，字径6厘米。《福州摩崖石刻》等书籍的相关断句、个别原文与上文略有不同。

　　这是一段元代题刻。许多人读到“岁元黓（yì）敦牂（zāng）”这5个字时就卡住了。这里涉及我国古代占星家创造的除干支纪年法之外的另一种纪年法——太岁纪年法。太岁纪年法，又称岁阴纪年，通行于战国至西汉，是一种由岁星（木星）纪年衍生的虚拟天体纪年法。《淮南子·天文训》《史记·天官书》《汉书·天文志》《资治通鉴》等都有太岁纪年法的相关表述与用法。

　　根据太岁纪年法，玄黓对应天干中的“壬”，敦牂对应地支中的“午”。元代近百年历史中，有两个壬午年，分别是元至正壬午年（1342）、元至元壬午年（1282）。

　　《闽中金石略》《福州摩崖石刻》等著述将这段石刻断在元至正壬午年（1342），但只要留意焦宽甫同一年在鼓山石门的题刻，就不难推断出乌山的这段石刻讲述的是元至元壬午年（1282）的事。这段石刻写道：

　　至元壬午八月寒露，易阳、参政焦公，镇阳、郎中毛汉卿，宣尉王元应，本路宣差黄头、总管岳侯运，同刘润甫、东平信云甫来游谨志。

　　由此可知，焦宽甫（焦公）、毛汉卿、信云甫三人，农历八月十七日（中秋后之二日）游玩乌山，二十日（至元壬午八月寒露）又到鼓山游玩。

　　在碑刻中采用太岁纪年法纪年，是古代文人慕古尚雅的一种体现。鼓山登山古道旁，福州将军成基在清代同治年间留下的一段摩崖石刻，也用了太岁纪年法。其诗句结尾写道：“游鼓山到更衣亭，口占数语补壁，同治岁在昭阳作噩三月清明日，长白成基题。”昭阳，对应十天干中的“癸”；作噩，对应十二地支中的“酉”。同治癸酉年为公元1873年。

　　玄元之谜

　　结合太岁纪年法，再对照乌山蛤蟆石题刻会发现，开头的“元黓敦牂”，与《尔雅》等古籍原本中的“玄黓敦牂”，有一字不同，而玄、元变化背后折射出古代避讳制度的影响。

　　避讳是中国古代特有的礼制文化，指为避君主、尊长、圣贤之名，在行文、言语、书写中改用他字、缺笔、改读等方式回避用字。这种用法滥觞于周，形成于秦汉，鼎盛于唐宋，清代严苛至极，民国后逐渐淡出日常使用。清代为避圣祖康熙名讳“玄烨”，典籍、碑刻、著述中凡遇玄字，大多改作元字。蛤蟆石石刻为元代作品，时间上早于清代数百年，这就产生了一个疑问：元人为何也将“玄黓”写作“元黓”？清代描红时把“玄”改为“元”？

　　这得从宋代说起。

　　《宋史?礼志七》记载：帝（宋真宗）于大中祥符五年十月，语辅臣曰：“朕梦降神人，传玉皇之命，云‘先令汝祖赵玄朗授汝天书，令再见汝，如唐朝恭奉玄元皇帝’。”

　　也就是说，宋代的皇帝也学唐朝，唐朝皇室追认老子李耳为始祖，追封“圣祖”（玄元皇帝）；宋朝如法炮制，也追认了一位“圣祖”，那就是赵玄朗。宋真宗告诉大臣们，梦中玉皇大帝命令赵氏祖先赵玄朗传授天书，他是人皇九皇中的一位，曾经转世为轩辕皇帝。自此，宋朝避讳玄字，有改为元的，也有改为真的：玄武大帝被改为真武大帝；宋徽宗书千字文天地玄黄改写为元黄。自然，玄黓敦牂也要写成元黓敦牂。

　　再回到乌山，这是元代石刻，为何遵循了宋代的避讳文化？这就要细说题刻中的几位关键人物。

乌山道山亭东侧，两块蛤蟆石比肩而立。

　　身份之谜

　　从题刻中我们知道，此次聚会的主人公是福建行省参知政事焦德裕（焦宽甫）。1282年农历八月十七日，焦德裕、石祥甫、信云甫、毛汉卿、古纯甫、卞仲元和僧人绍玉，一起参加了这次雅集。

　　焦德裕（1219—1288），字宽甫，北宋名将焦赞之后，易阳人（现在的雄安），骁勇善射。他历官淮东宣慰使、福建行省参知政事，赠荣禄大夫、平章政事，追封恒国公，谥“忠肃”。

　　明黄仲昭修纂《八闽通志》记载，有元一代，福建行省屡置屡罢，“或置于福州，或置于泉州，或并入江西，或并入江浙，废置不一”。此摩崖石刻中“自清源归道，觐道福唐”一句，恰可印证当日省署迁转的时局。时任福建行省参知政事的焦德裕，于泉州处理公务既毕，启程踏上归驿之路，在福唐（福州）拜谒同僚官员，方有后续乌石山道山亭雅集之会。

　　甫，即父，古代男子之美称也。这段题刻中，焦宽甫、石祥甫、信云甫、古纯甫等人字里的“甫”，都有这个意思。而题刻的记录者、书写者信云甫，则是一位“有故事”的官员。

　　清代金石学家郭柏苍在《乌石山志》、陈棨仁在《闽中金石略》，今人黄荣春在《福州摩崖石刻》中，录入这段题刻时，均写作“申隐信云甫”“申隐云甫”。现存的石刻，亦描成“申隐”。

　　申隐是姓，还是地名、郡望？这个疑惑长期困扰着读刻人，这也导致信云甫身份成谜。数年来，笔者屡屡立于蛤蟆石前读刻，一日突有所悟：石刻中，申字扁平，像极“中”字，以此一查，顿时释然。

　　信云甫，即信世昌，号中隐，东平人。元代夏文彦的《图绘宝鉴》记载：“信世昌，字云父（云甫），自号中隐，东平府（今山东东平）人，其父信亨祚（字光祖），为严实属下之五翼军统领。世昌少从学于元好问，历官须城令、五翼管民官、太常丞等，官至翰林学士承旨。善画山水，学于沈士元，有出蓝之誉。墨竹别成一家，盖王庭筠之后又一变者也。”由此可见，在元朝，信世昌是和王庭筠相提并论的著名画家，也是元代著名诗人元好问的弟子。

　　信世昌是山东东平人这一核心信息，也在鼓山对应的石刻中得到验证。上文提及的至元壬午（1282）八月寒露的那次秋游，焦德裕率领毛汉卿、王元应、黄头、岳侯运、刘润甫，以及“东平信云甫来游谨志”。因不懂东平是地名，不少著作将东平当作一位同游者的姓名，与信云甫并列。

　　除了是元代知名画家，信世昌与南宋名臣文天祥惺惺相惜、亦师亦友的故事也很让人动容。明代瞿佑《归田诗话》记载：“信云父，山东人。元兵南下，为张弘范元帅馆阁。文山（文天祥，自号浮休道人、文山）被获，弘范命云父款待之。日次谈论，颇有向南之意，赠文山诗《宗庙》云云。文山教以诗法，即领悟，作《乐府》云云，文山称赏。”

　　南宋祥兴元年（元至元十五年，1278年）十二月，文天祥兵败后，在五坡岭（今广东海丰北）被俘，被元军俘送大都（今北京），直至最后被元人杀害。文天祥在《指南录》卷一中提及信世昌：“信世昌，字云父……尝为虏太常丞，北方之儒也。隶唆都，唆都使来伴予。”由此可知，信世昌是征南元帅唆都的属官，做过太常丞一职，品级为正六品，是掌管元朝宗庙祭祀机构的三把手，是一位北方大儒。在担任“馆伴”期间，信世昌实际任务是劝说文天祥降服元朝廷。在此期间，他曾向文天祥求教过诗文。

　　文天祥所存《文山先生文集》中，有两首诗直接写到信世昌：

　　信云父其一

　　东鲁遗黎老子孙，南方心事北方身。

　　几多江左腰金客，便把君王作路人。

　　其二肯从悟室课儿书，啮雪风流却减渠。

　　我爱信陵冠带意，任教句法问何如。

　　在文天祥的《指南录〈信云父〉诗序》中自注：“信世昌，字云父，东平府人，公子无忌之后。”文天祥的第一首诗，道出信世昌是汉人身份，他虽是元朝官员，但对南宋朝廷没有敌意，不像有的人为了个人荣华富贵，抛弃君王投靠外祖朝廷。第二首诗则赞美信世昌是元朝儒学典范，重视孩子的培养，他虽然已是朝廷高官，仍向文天祥学习写诗的方法，是一个善学的名儒。

　　信世昌由宋入元，一生崇儒重道，我们有理由推测，当年他在乌山书写这段题刻时，不自觉地遵循了南宋的避讳文化，将玄黓敦牂写成元黓敦牂。

　　上等小品

　　蛤蟆石这段元代石刻，是乌山现存180多段石刻中的精品之一，它兼具游记小品的灵动与摩崖文字的端重，文学色彩浓烈。

　　题刻中，画家信世昌先用短句勾勒时令风物——秋雨初歇、秋风送凉，再摹山石云烟、山野远景。由近及远，从崖壁云烟写到长陆平畴、远水层峦，视角层次分明。以“晻霭”“隐现吐吞”写山水动态，静山活景，画面感极强。同时，融情于景，将山水气象与宴集雅趣相融，写山川烟云似“助献酬”，把自然景物拟人化，烘托出同游诸人宴饮登临的悠然意趣，情景浑然一体。

　　文章句式骈散结合，短句写景，长句铺陈观感，节奏错落，是典型的元代文人碑记、题跋文风，古雅清丽。同时，这篇小品文由景生慨，转合自然。先写山水奇观，再笔锋一转，由名山历千载、今逢雅集生发感慨，引出“纪岁月、勒石刻铭”的缘由，写景、记游、立意衔接流畅，章法圆融，堪称元代闽地石刻题记佳作。

　　7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站在乌山蛤蟆石前，摩挲石上元人题刻，一字一句细读，历法干支、古朝避讳、郡望字号、宴游雅集等尘封旧事恍在目前，读来余味悠长。

　　《福州晚报》（2026年6月22日 A07版 闽海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