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兆浩　文/图

薛锡熊撰写的《青桥路亭塔碑记》。

　　一

　　薛锡熊，字庆有，又字绎田，其祖来自省城福州，有诗为证：“先朝谱牒久无传，剩有佳城三百年。读罢残碑喟然叹，斜阳又过白云边。”自注：予有远祖墓在城北白云垅，石刻榕城白云公墓。惜家无旧谱，无人远溯支流。薛锡熊生于清乾隆后期至嘉庆初年（1791—1800），卒年无考，道光间中式举人，世居罗源县城后张路。他一生努力治学、潜心教化、侧身史志、寄情诗文，不趋仕途浮华，为守两岸文脉而呕心沥血，心系闽台文教事业，堪称清代中后期闽东极具代表性的布衣名儒。

　　薛锡熊少秉慧质，天性笃诚，自幼摒弃嬉游，博览百家著述，淹贯古今掌故，且性喜弄韵，落笔清雅。平生著述丰盈，自编诗集《思乡二十一首》、文集《来薰堂漫语》，寄寓平生治学感悟、乡土情思与处世襟怀。惜时代久远，时局更迭，文稿尽数散佚，未能完整传世。今世人可见者，唯《罗川八景》回文诗、感时乐府《感时行》、多篇纪事碑铭与古迹考据短文，残篇虽稀，却完整映照其考据功底、文学才情与教化初心。

　　道光八年（1828），罗源知县庐凤棽体恤乡邦文献残缺，旧志多有疏漏，遂开局重修邑志，广聘邑中饱学之士参与纂修。薛锡熊以学识精博、熟知乡土，受聘担任志书采访一职，彼时他尚为生员。本次修志阵容庞大，参与人员多达六十人，划分为十三等职事，采访一职位列第十等，品秩不显，却承担全域史料搜罗的核心重任，事务繁重、足迹须遍及全境。任职期间，薛锡熊恪尽职守，朝夕奔走不辞劳苦，遍历罗源穷乡僻壤、古村旧堡，登门寻访乡间耆老，四处搜求残碑旧卷，逐条稽考古迹源流，仔细核对风俗沿革，但凡乡中人物行迹、历代掌故、山川变迁、祠宇兴废，皆当场笔录、多方核验，采访搜罗细密周全，为《新修罗源县志》纂修积累了海量一手乡土素材。

　　待《新修罗源县志》全书定稿刊行，薛锡熊通读全卷，以客观审慎的治学眼光评判官修方志得失。他深知官修典籍受编纂时限、固定体例、采录尺度多重束缚，难以穷尽史料，大量珍贵文字被迫删削，历代承袭的文史错漏也来不及全面订正。故而他直陈六大缺憾：“书既成，然尚有未经纂官收入者；有既成书，以后得诸考据者；有志中疵谬，未及改订者；有前志载之，后志佚之而尚有可取者；有屈于例，而不得录者；有予意所欲发者。”为弥补官志缺憾、订正文史讹误、保全完整罗源史脉，他决意独自著述，将书稿定

　　名《采访余》，作为官修县志的补充考据之作。

　　该书动笔于道光十年（1830），前后历经二十载伏案深耕，至道光三十年（1850）方才定稿。二十年持之以恒伏案耕耘，足见其治学恒心与沉潜操守。全书共计十卷，七万七千余字，分沿革、山川、人物、古迹、寺观、仙释、祠祀、祥异、风俗、艺文十大门类，体例规整、纲目清晰，考据严谨、取材广博，是清代罗源私修史志的扛鼎之作。尤为难得的是，著书中途薛锡熊远赴台湾出任教职，宦居海东数年，繁杂公务之余依旧笔耕不辍，《采访余》大半文字皆脱稿于台湾官舍。跨海执笔整理故土史料，以一己之力守住罗源乡邦文脉，其志向可敬，留存文献之功更是无可替代。

　　《采访余》人物卷考据价值极高，精准勘正旧志流传已久的文字差错，订正乡贤叶嘉姓名传写之误，把旧志讹写的“叶家”还原为本名“叶嘉”，完整收录稀见名篇《叶嘉传》，还原本地先贤真实文史面貌；艺文卷广征博引，汇拢宋、明、清三代罗源文人文赋序跋十五篇，囊括宋张牧、明林公养、清林长存、陈元登、叶大观、阮升基等乡贤佚作，诸多篇章不见于其他传世典籍，为后世梳理罗源文学脉络、研究闽东艺文演变，留存独一份原始文献依据。

　　二

　　薛锡熊治学坚守实证考据，不盲从旧志陈说、不附和民间无稽传闻，毕生深耕乡土文史考证，针对县域建置、地名流变、古迹真伪、民间典制提出多处颠覆性论断，一举纠正数百年来方志代代沿袭的错谬。历代旧志统一记载，罗源前身永贞县于宋天禧年间为避宋仁宗名讳，更名为永昌。他梳理宋史纪年、帝王位次与宋代避讳规制，层层拆解举证，彻底推翻这一通行说法：仁宗即位在乾兴元年，天禧年间在位者仍是宋真宗，太子尚未登基，本不存在避讳更名的前提；明人谢肇淛《五杂组》详记两宋避讳改字实例，仅有改“贞观”为“正观”、改“魏征”为“魏证”两条，全无“贞”字避帝讳改为“昌”的记载，且短短数年之内两度更名，亦不合古代州县改制常理。他再比对欧阳忞、李攸所著宋代地理典籍，以一手史料做出结论：永贞改称永昌，始于宋太祖开宝五年（972），属于开国之初州县区划调整，和帝王避讳毫无关联。

　　除此重大建制考据之外，他多方补足旧志缺失的县域沿革脉络：辨证唐咸通始设镇的旧说，援引韩愈诗文佐证“永贞”地名在唐代已然存在，并非咸通年间新设；

　　依托唐宋榷茶制度史料，完整梳理罗源茶叶贸易设场、茶场升镇、镇域建县的完整发展脉络，考证县治选址“称水定地”的本土典故，填补方志在建置源流上的大片空白。同时他针对邑内知名古迹单独撰文考据，《铁印石考》《眠鹤亭考》两篇短文引经据典、层层辩驳，逐一破除流传数百年的民间附会。

　　莲花山龙虎岩上方有黑白二石，民间俗称“孝妇哭棺”。明弘治年间县令徐珪刻“铁印”二字于石上，附会铁印镇邪、催生文运的说法，旧志亦承袭此说。薛锡熊在《铁印石考》中逐条驳斥：道家驱邪信物只有桃印，李石《续博物志》明确记载刻桃根为印可召鬼神，自古无铁印镇祟礼制；汉代官印等级分明，相国丞相用金印、二千石高官用银印、二百石小吏用铜印，历代官制从未设置铁印。追溯“铁印”典故源头，仅《拾遗记》载王溥掘井得铁印，寓意出资纳粟换取官职，和镇邪祈福、文运兴盛完全无关，一举拆穿世俗虚妄传言。

　　对于栖云洞旁古迹眠鹤亭，他另作《眠鹤亭考》辨明沿革讹漏：旧志记载此亭道光七年募资迁至金钟磹西侧，迁移之后依旧沿用旧名，名实已然不符。他翻检姚培谦《类腋》等古籍，结合《燕山纪游》山水文字，参证元代王翰《咏眠鹤亭》“鹤睡不知天地老，千年华表忆丁公”诗句，确认亭名取自松鹤隐逸诗意，依托原有山林景致得名；又举黄鹤楼、放鹤亭等天下名亭佐证，标志性古迹不可随意迁址更名，厘清古迹命名本意与沿革脉络，补齐旧志古迹记载疏漏。

　　薛锡熊心性通达开明，不受民间愚昧习俗桎梏，除勘正文史谬误之外，更主动开化乡愚风气。针对当时闽地盛行的溺女陋习，他作诗直抒胸臆：“生男未必皆绝奇，生女亦得光门楣”，直言驳斥重男轻女的狭隘偏见；又援引《朝野佥载》记载，破除世人梦见猪即为不祥的荒唐俗见，思辨见识远超同时代守旧士人。

　　三

　　治学稽古之外，薛锡熊一生以教化苍生、培育士子为终身事业，往返闽台两地执掌教席，整修书院、订立学规、因材施教，数十年以斯文教化自任。道光末年，他出任台湾县儒学教谕，彼时海东文教衰败，学宫残破、古籍散佚，书院缺乏助学经费，士子治学风气散漫萎靡。他到任即刻着手全面兴学，四处搜集碑刻旧籍，梳理学宫历代沿革与书院旧事，编纂《台湾县学志略》一卷，填补台湾县儒学专属史料空白。同时奔走劝说地方乡绅捐田置产，设立膏火田，长久供给贫寒学子笔墨课业所需；每月亲临海东书院登台讲学，恪守朱子闽学正统，摒弃空洞浮华的应试文风，倡导实学修身，整顿涣散海滨学风。他自掏俸禄修缮倾颓的朱子祠与文庙两侧廊庑，将亲手拟定的严谨学规刻碑立于明伦堂，令诸生日日观览自省、修身向学。经他数年悉心教化，台地文风焕然一新，门下多名士子登科扬名，接续本地先贤黄铨兴学育人的道统。

　　道光三十年（1850）之后，薛锡熊自台湾返回福建，先赴永安担任儒学司铎，教化一方生徒，晚年归乡主持罗川书院。执掌本土书院期间，他宽严相济、因材施教，授课摒弃空泛空谈，专注经世有用之学；育人不重虚名浮华，首重德行操守，数十年春风化雨，培养大批品学兼备的本土士子，延续罗源千年耕读传统，稳固邑内崇文向善的风气根基。

　　薛锡熊常怀故土之心，乡里但凡修桥、筑亭、建塔、修缮庙宇等公益善举，他皆主动出力，受托撰文刻碑，以文字记录义举、教化后人。咸丰五年（1855），罗源北乡遭遇特大洪水，护国桥、仙人桥与沿路邮亭尽数被大水冲毁，乡中士绅百姓同心捐资，重修路桥，更在护国桥右侧古塔旧基之上重新筑塔。工程落成后，乡人恳请薛锡熊撰写《重修路亭塔碑记》勒石留存。碑文文辞醇古、立意深远，不只实录百姓齐心兴办公益的善行，更阐明路桥亭塔兼具疏导水利、便利商旅农耕的实用价值。北乡通道连通福州、温州，往来官民络绎不绝，山水之间历代贤才辈出：五代有隐迹山林的木山人；宋代处士陈元规录入陈善《扪虱新话》；明代陈沧浪诗作被朱彝尊收入《明诗综》，诸多乡贤事迹藏于山川，后人途经此处当心生追慕。碑文借土木修缮劝勉后世百姓向善向学，不只记录一时工程，更传扬乡邦千年正气，此碑完整留存至今，是研究清代罗源基层乡治、民间公益与乡土教化的实物佐证。

　　除路桥碑记外，他亦为城中古寺撰写《重修水陆寺碑记》，梳理城西水陆寺千年兴废脉络。据其考据，水陆寺始建于后周显德四年（957），历经宋、元、明、清十七轮甲子香火不绝。道光七年乡众延请僧人坤玉住持寺院，捐资动工修缮，历时三载未能完工，后再度募资才全数落成。文中梳理汉魏至五代释道流传脉络，辨析儒、释、道教化功用，坦言修缮寺宇不只为香火，更能借因果劝善之说警醒世人，辅助儒家正学推行，令百姓知礼向善，文字间尽显护持乡土风物、以文教化百姓的长远考虑。

　　薛锡熊诗文功底深厚，其中回文诗造诣冠绝一时，所作《罗川八景》组诗堪称闽东乡土回文诗范本。回文诗格律束缚极多，极易雕琢生硬，历来难出佳作，而他笔下八景诗兼顾意境与声律：顺读铺陈罗源山水风光，揉入乡土风物、禅意怀古；倒读另有一番意境，疏旷、苍茫、空灵各有韵致，一诗双境，诵读之时音韵流畅，用字精巧毫无拼凑痕迹，在严苛格律中寄托对故土的深情，诗法与胸襟兼备，足见深厚文学积淀。

　　综览薛锡熊一生，往返闽台、一心文脉，无意追逐官场荣华，甘愿做守护乡土的布衣儒者。耗费二十载光阴独修《采访余》，弥补官修方志百年疏漏、勘定无数文史谬误；耗费数十载奔走闽台杏坛，教化两地士子、重振海滨与罗源文风；以实证考据破除民间愚昧附会，开一方民智；以碑记、诗文留存山水人事，保全邑中风雅。立身有德、治学有识、教化有功、属文有才，一身兼有乡土史料守护者、地方教化先行者、本土诗文创作者三重身份。其名录入乡志，其功业流传后世，风骨学识居清代后期罗源乡贤之首，是后世读书人修身治学、守护地方文脉的永久表率。

　　《福州晚报》（2026年6月23日 A07版 闽海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