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常言

　　在闽江之南，苍山烟霞与高丘低江交织出一幅水墨画卷。叶圣陶先生曾深情地写道：“仓前山差不多一座花园，一条路，一丛花，一所房屋，一个车夫，都有诗意。”这片充满诗意的土地，便是烟台山。然而，在1845年之后这百年的时光深处，当武夷山的茶叶顺着闽江顺流而下，当第一艘远洋货轮在江面上拉响汽笛，这座诗意盎然的山丘，便悄然褪去了几分静谧，换上了摩登与繁华的盛装，孕育出了福州乃至近代史上第一条真正意义上的金融街，同时还有一段不平静的金融往事。

　　一

　　故事的源头，要追溯到那场因茶叶而起的繁华。鸦片战争后，福州作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武夷山的茶叶大量从这里扬帆出海。为了彻底打开福州的门户，西方列强在烟台山设领事馆的过程可谓一波三折。起初，清廷官员与地方乡绅极力排斥，选址与交涉几经周折，甚至数次面临流产的危机。但在坚船利炮与不平等条约的裹挟下，领事馆最终还是在烟台山上拔地而起。紧随其后，各类洋行如雨后春笋般在塔亭路一带设立，它们表面上经营着茶叶、瓷器、木材等大宗货物的进出口，实际上却充当着资本主义国家资本输出的急先锋，为后续外国银行在福州的扎根铺平了道路。

　　清朝同治年间（1862—1874），英国汇丰银行在塔亭路设立了分理处。这不仅是仓山的第一家金融机构，更是福州历史上的第一家银行。汇丰银行的业务与福州的物产息息相关，他们通过发放贷款、提供汇兑，牢牢掌控了茶叶、瓷器和木材的定价权与运输线。汇丰银行在福州的运作，堪称一部精密的资本机器。在业务鼎盛时期，汇丰不仅垄断了福州的关税代收权，还深度介入了茶叶贸易的各个环节。每逢春茶上市，茶商们急需巨额资金收购毛茶，汇丰便以仓库中的茶叶作为抵押，提供短期高息贷款。穿着长袍马褂的中国商人与身着燕尾服的西洋银行家，在这栋建筑里隔着柜台进行着银票与英镑的交割。据史料记载，到了民国时期，塔亭路更是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先后有17个国家在此设立领事馆，多家银行相继落户，这里一度成为名副其实的“银行一条街”。

　　二

　　在这场资本的狂欢中，一个特殊的群体——买办，成为了不可或缺的润滑剂。他们精通洋文，深谙中西商道，游走于洋行、银行与本土商贾之间。买办们不仅帮助洋人收购茶叶、木材，还利用自己的信誉网络，为外国银行拉拢存款、放贷收息。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巨额财富，成为了烟台山上最显赫的阶层。然而，买办的角色也是复杂的，他们既是西方资本掠夺本土财富的帮凶，也在客观上引进了现代商业的契约精神与会计制度。

　　在洋行与外资银行的高压下，烟台山的民间金融则在夹缝中艰难挣扎。面对汇丰等外资银行的强势挤压，福州本土的钱庄与票号并未立刻消亡，而是以一种极具韧性的方式在民间维系着经济的血脉。每逢茶季，无数茶农与茶商急需周转资金，外资银行往往因门槛高、手续繁琐而拒之门外。此时，本土钱庄便成了他们的救命稻草。钱庄的掌柜们凭借着对本地商贾“知根知底”的信誉网络，仅凭一张庄票或一句口头担保，便能将现银借出。

　　在外资银行与本土钱庄之外，烟台山还流淌着另一股更为隐秘而坚韧的金融暗流——侨批业。这是属于底层百姓的民间金融。福州是著名的侨乡，无数先辈下南洋谋生，他们将血汗钱连同家书一起，托付给“水客”或批局寄回故里。在那个没有现代汇兑网络的年代，侨批业依靠着极其严密的民间信用体系运作。一个“水客”可能仅凭一本泛黄的账册，便能跨越重洋，将几块大洋准确无误地送到闽江畔的某个村落。当外资银行在烟台山上为巨额关税和茶叶贸易结算时，侨批业却在为无数个家庭的柴米油盐与生老病死提供着最基础的金融保障。

　　三

　　金融的血液一旦流动，便滋养了整片土地，也催生了一批怀揣实业救国梦想的民族实业家。1922年9月，“福建美丰银行”在烟台山梅坞路挂牌。这是一家中美商人合股的银行，初始资本高达100万美元（折合中币200万元），其中美方欧文信托公司出资52%，中方商人出资48%。尽管招牌向上海美丰银行租来，业务却独立运营。担任中方经理的，是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实业家陈之麟（字芷汀）。在那个中国人要在外资企业有一席之地极为困难的年代，陈之麟凭着精干的业务能力与有口皆碑的为人，在洋人主导的银行里撑起了华人的脊梁。

　　福建美丰银行成立后，迅速推出了极具地域特色的金融业务。他们发行了1元、5元、10元三种银圆兑换券，其中1元券的票面上，赫然印着马尾罗星塔与远洋轮船的图案，这在当时的金融界独树一帜。然而，商场如战场，由于美方经理掌握着绝对的管理权，加之内部员工监守自盗、美方股东抽走资金，1929年，福建美丰银行宣告破产。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倾覆，陈之麟展现出了令人动容的民族实业家气度。在清理债务时，他一方面四处追讨欠债，另一方面又因体谅欠债者的窘困而高抬贵手。为了清偿余下的债务，他甚至自掏腰包，将自家在万春巷的房产作了抵押，致使一家人一度居无定所。这份有情有义的担当，不仅让他在华侨社群中赢得了极高的尊重，更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为民族资本家树立了一座信用的丰碑。

　　四

　　美丰银行的落幕，仿佛预示了烟台山金融街即将步入动荡岁月。1925年到1945年，这二十年的光阴里，烟台山见证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剧烈、最悲怆的阵痛。1925年，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席卷全国，反帝爱国的怒火也烧到了烟台山。为了抵制外商的金融垄断，福州商民发起了收回关税主权、抵制外资银行的运动。塔亭路上的洋行与银行门前，不再是衣冠楚楚的从容交涉，而是群情激愤的抗议人群。

　　在这段风雨如晦的岁月里，烟台山的金融舞台上，还站着另外两位令人敬仰的历史人物。一位是著名的爱国侨领、实业家胡文虎。作为“万金油大王”，他不仅在海外构建了庞大的商业帝国，更将目光投向了故土。在抗战最艰难的时期，胡文虎利用其在烟台山及东南亚的金融网络，不仅大量认购救国公债，更将巨额资金通过侨批渠道秘密汇回国内，用于支援抗日游击队和救济难民。他的金融版图，在那个年代，早已超越了商业利润的算计，化作了一腔救国救民的热血。

　　另一位，则是烟台山本土走出的金融先驱、爱国实业家林振秋。他早年曾在汇丰银行担任买办，深谙西方金融运作之道。但他并未沦为洋资本的附庸，而是毅然转身，将所学用于振兴民族金融。上世纪30年代初，他牵头创办了福州本土的商业银行，致力于将民间散落的游资集中起来，扶持本土的茶叶、木材等实业。在福州两度沦陷的黑暗岁月里，林振秋坚守在烟台山，面对日伪政权强迫使用军票的威逼，他宁肯闭门歇业，也绝不向伪币妥协。他用个人的信用和家族的资产，为那些在战火中濒临破产的本土商号提供了最后的庇护，展现了一位民族金融家在国难当头时的铮铮铁骨。

　　然而，短暂的觉醒很快被更沉重的阴霾所笼罩。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福州的门户再次被坚船利炮无情撕裂。1941年与1944年，福州两度沦陷，烟台山再次沦为异族铁蹄下的焦土。在这段最黑暗的岁月里，曾经繁华的金融街陷入了死寂与挣扎。汇丰银行等外资机构在战火中被迫停业或内迁，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洋行纷纷关门歇业。而留在烟台山的本土金融机构与商贾，则面临着日军残酷的经济掠夺与伪政权强制发行的军票、伪币的疯狂挤压。

　　为了维持生计与支援抗战，烟台山的民间金融展现出了惊人的悲壮与韧性。钱庄的掌柜们冒着生命危险，在日军的严密盘查下，暗中为抗日游击队筹集军饷；侨批业的水客们，在枪林弹雨中蹚过封锁线，将海外侨胞的救命钱与家书送达亲人手中。那些曾经只为了利润而流转的银圆与法币，在那个年代，被赋予了保家卫国、延续血脉的神圣使命。烟台山的金融往事，在1925年至1945年，褪去了早期的摩登与奢华，染上了浓烈的血性与不屈的民族气节。

　　五口通商之后，商贸的兴起也催生了烟台山全新的生活方式。华人开始进入洋行和银行工作，他们凭借在英华、格致等教会学校学到的英文，与洋人顺畅交流，成为了福州第一批白领精英。民国初年，福州第一家西餐厅“快活林”在烟台山开业。每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身着洋衣旗袍的时髦男女携手走进餐厅。白烛摇曳，红酒微醺，刀叉碰撞间是细细的低语。他们参加派对，打网球，在乐群楼——这个福州最早的洋人俱乐部里通宵达旦地举办舞会。历史的镜头定格在这些瞬间，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物质的丰盈，更是一种时代精神的觉醒。

　　五

　　站在烟台山巅，远眺闽江潮起潮落，江风拂面，仿佛还能听见百年前汇丰银行算盘的拨动声、快活林里刀叉的碰撞声，以及侨批局里水客们沉重的叹息。这些声音在时空中交汇，久久不息。

　　回望1845至1945年这百年沧桑，烟台山的金融往事，是一部资本入侵的屈辱史，更是一部民族资本在阵痛中觉醒、在夹缝中抗争的奋斗史。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砸开了福州的门户，带来了现代金融的冰冷法则；但在这片土地上，无论是陈之麟破产不失信的担当、林振秋抗拒伪币的铮铮铁骨，还是无数钱庄与侨批业在战火中维系血脉的悲壮，都证明了中国人从未被资本的铁蹄真正征服。

　　这百年的金融往事，最终超越了账本上冰冷的数字，淬炼成福州人骨子里不屈的韧性与家国情怀。它向世人昭示：真正的金融伟力，绝非掠夺与垄断，而是信用的坚守、实业的脊梁与民族精神的升华。岁月流转，繁华虽已落幕，但这百年激荡留下的回响，早已化作这片土地上最厚重的底色，生生不息，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福州人的灵魂。

　　《福州晚报》（2026年6月24日 A05版 闽海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