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石建平

沈葆桢在鼓山绝顶峰留下的“乐善不倦”石刻（上端），同一石头上的“湘軍”残字刻（下端）。（本文作者供图）

　　鼓山绝顶峰上，一方摩崖石刻“乐善不倦”巍然矗立，虽是晚清船政大臣沈葆桢所题，却鲜为人知。同一岩石下方，还藏着一处耐人寻味的无题款“湘軍”残字刻：“湘”字完整端正，“軍”字仅刻四笔便戛然而止。

　　从现场印记看，这方残字石刻并非风化残缺，而是有意为之。笔者查阅了现有介绍鼓山摩崖石刻的各类书籍，有沈葆桢“乐善不倦”刻的记载，唯独没有这块残字碑刻的介绍。同时在历代《鼓山志》、摩崖录文、湘军人物传记中，均无此残字石刻记载。

　　那么，“湘軍”残字石刻是何人所刻？想要表达什么意思呢？残字石刻紧挨着沈葆桢题刻，它与沈葆桢有什么关联吗？带着这些疑问，笔者作了一些考证，试图通过残字碑的解读补遗鼓山石刻的丰富内涵，梳理沈葆桢与湘军的关联渊源，探讨湘军与福州的历史联结，解码闽湘两地在政治、军事、洋务、文化层面深层互动的复杂图景。

　　隐藏在鼓山绝顶峰石刻里的无声对话

　　绝顶峰为鼓山之巅，视野开阔，位置显要，历代题刻尤多。如，朱熹南宋淳熙年末（1187）留下的“天风海涛”四字横刻。而沈葆桢“乐善不倦”石刻，是清代晚期绝顶峰上最具代表性的题刻之一。

　　乐善不倦，语出《孟子·告子上》：“与人为善，善莫大焉；乐善不倦，德莫大焉。”意为乐于行善、勤政爱民、坚守道义，从不懈怠。凡题此四字，既是自勉，亦是向世人昭示其为官初心：立志以儒家仁政为本，体恤民生，勤勉治事。

　　沈葆桢石刻题款时间为同治五年（1866），未刻具体月份。此时，经左宗棠奏议获准创办福建船政，沈葆桢已接任福建船政大臣一职，开始主持马尾的福建船政局，正值洋务事业初兴、声望日隆之际。那一年，沈葆桢为鼓山涌泉寺净空禅师第三次主持寺院即“三主之庆”，题刻了“乐善不倦”四字。

　　净空禅师“三主之庆”是福州佛界大事，不少官员前去庆贺是礼尚之事。其中，在外任知府的罗源人游长龄，在鼓山上有一方赠净空题刻是同治三年（1864）正月，为预祝“三主”而刻，内容为赠复山净空上人，说明“三主之庆”之事已官民皆知。

　　沈葆桢石刻的落款内容为“钦差头品顶戴沈葆桢书”。“钦差头品顶戴”是指由皇帝特派钦差并获赏戴清代最高品级官帽顶珠（即头品顶戴）的官员。此时，皇帝派沈葆桢督办船政等事务，是头品顶戴的钦差大臣。石刻形制为楷书，字径约30厘米，笔力浑厚，布局端庄，为沈葆桢书法代表作之一。

　　作为一方重臣，沈葆桢刻此石碑选词造句是很有讲究的，既是对净空禅师主持的赞许，也是与之共勉。特别是作为首任船政大臣、文学名士，这方石刻要表达的还有自负和自勉的多重寓意。沈葆桢题款并未注明具体月份，只写同治五年，即1866年。据笔者考证，应是沈葆桢获钦差头品顶戴，即同治五年八月以后，而在净空举办“三主”庆典秋季典事之时所刻。如此分析，应该是9月至10月间，正是鼓山秋爽佳季。

　　“湘軍”残字石刻疑似点到为止的提醒

　　在“乐善不倦”四字题刻正下方，还有两方石刻。其中“作平等观”，是1927年至1930年间，福州地方军阀、福建仙游人、曾任海军陆战队第二独立旅旅长的林寿国，在掌控闽中军政大权，受佛教思想影响以及迎合时代潮流的附庸文雅之举。另一方，是仙游人徐鲤九纪游抒怀留名名山附庸风雅题写的多字石刻，内容为：“仙游徐鲤九来游登绝顶，天风海涛之胜，题名勒石。时佛诞生二千四百八十五年（1941）”。这两方石刻，虽然紧挨着沈葆桢石刻，但刻字方向不同，内容也没有关联。

　　在这块大岩石下方，就是“湘軍”二字石刻。其中“湘”字笔画完整，端正清晰；而“軍”字仅刻“冖”与“車”的两笔，下半部分未刻，笔画戛然而止。

　　在绝顶峰刻字，一般应是典故雅句，或诗情文雅，或纪游抒情，或名言警句，为何残刻“湘軍”两字，且无任何落款题记。

　　有人说，“軍”字之所以残刻，是某个湘军将领刻到一半时，部队要紧急出发而停止石刻。然而，从印痕看，“軍”字未刻完整，并不是因为部队紧急开拔，因为只需要再加几笔就可以刻完，也就是十来分钟的事。因此，可判断这个残字碑是刻意为之，暗有所指：一是位置精准，紧贴沈葆桢题刻下方，基本是连在一起的，刻字是同一方向，不破坏原有石刻，不喧宾夺主，却又清晰可见。鼓山历朝历代摩崖石刻很多，“湘军”残刻并未出现在鼓山喝水岩一带石刻聚集地，而偏偏出现在此地，应有所指；二是手法含蓄，不刻全、不张扬、不挑衅，意在仅以残缺字形传递信息。鼓山摩崖石刻众多，除“湘軍”二字外，很少出现残字刻。此外，不落款的石刻有，但不落款的残字石刻基本没有，由此看来，是刻者另有所意；三是时机微妙，这方残字刻大约刻于沈葆桢与湘军关系处于微妙阶段。此残刻在此时出现，是否隐含这样的寓意？即“湘”字全，点明沈葆桢出身湘军体系、根在湘军，无法分割；“軍”字残，点出与湘军的关联，但点到为止、留有余地，仅轻轻提醒：功业再大、地位再高，莫忘湘军提携之恩、莫忘湘军体系之本。

　　曾国藩与沈葆桢最后为何“绝交”

　　沈葆桢（1820—1879），字幼丹，福州侯官人，林则徐女婿，晚清名臣，任过船政大臣、两江总督。其一生仕途，与湘军领袖曾国藩、左宗棠深度关联，从被湘军提拔、依附湘军体系，到独立掌权、与湘军若即若离，最终坚守个人利益服从于朝廷利益，这一过程正是晚清地方势力崛起、派系博弈加剧的缩影。

　　沈葆桢是道光二十七年（1847）进士，入翰林院，与曾国藩（道光十八年进士）早有交集。曾国藩赏识其器识宏远、清廉务实、有治世之才，称其“非寻常士也”；沈葆桢也尊重曾国藩，感恩其为引路出道导师。

　　咸丰三年（1853），曾国藩组建湘军，对抗太平天国。咸丰十一年（1861），曾国藩招沈葆桢入湘军安庆大营，委以重任。当年年底，经曾国藩力荐，沈葆桢被破格升任江西巡抚，成为湘军集团重要的封疆大吏。江西为湘军后勤基地、粮饷命脉，曾国藩让沈葆桢坐镇江西，负责稳定后方、保障湘军军粮、厘金供应。此时，沈葆桢完全依附湘军体系，是曾国藩心腹、湘军嫡系，进退与共，同心协作。

　　然而，曾国藩与沈葆祯的分歧起于截留军饷。第一次分歧于同治元年（1862），湘军围攻天京（南京），曾国荃部十万大军每月需饷50万两，却通常不足24万两，士兵被欠饷，怨言声起，军心不稳。沈葆桢时任江西巡抚，早期是支持湘军供应的稳定后方，但后来擅自截留江西厘金、漕折、洋税，不再解送湘军，成为湘军众矢之的。沈葆桢提出的理由是：江西自顾不暇，需养兵防范太平军、赈济灾民。

　　对于沈葆桢之为，曾国藩起初从大局出发，设身处地认为江西确有自身困难，在湘军主力转战江苏、安徽时，江西防务全靠自身兵勇与团练，自供自保急增，因而不得已截留断供，理解了沈葆桢的做法，不断化解湘军对他的怨言。

　　但后来，在关键时候，沈葆桢拒绝增援，导致矛盾激化。第二次冲突于同治二年（1863），在曾国荃攻围天京紧急之时，曾国藩令沈葆桢调九江守军增援曾国荃，沈葆桢拒不执行、按兵不动。曾国藩震怒，上奏弹劾、公开指责，对沈葆桢不满，大意是“江西为湘军根本，沈葆桢为我一手提拔，竟如此漠视湘军生死！”沈葆桢则认为：“我为朝廷命官，非曾国藩私属；江西属我管辖，我只对朝廷负责！”体现其“知有国，不知有曾”的政治准则。

　　曾国藩与沈葆桢关系的疏离，最终致友情断裂。同治三年（1864），天京陷落，太平天国灭亡。此后，两人彻底绝交，不再往来。曾国藩在给友人的信中及日记中，均说过沈葆桢是忘恩负义之辈的重话。对此，沈葆桢认为：“曾国藩以湘军为私产，挟兵自重；我为朝廷守土，非为私门效力。”

　　左宗棠与沈葆桢曾是挚友，后来因为政治立场和政策主张出现分歧，甚至变成了陌路。

　　同治五年（1866）6月，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奏请清廷在福州马尾创办福建船政，很快就获得了批准。然而，正当左宗棠积极筹备船政建设之时，朝廷却下令将其调往陕甘任总督。调任之前，左宗棠向清政府极力举荐了丁忧在籍的沈葆桢出任首任船政大臣。沈葆桢接续左宗棠的思路，创造性地发展了船政事业，形成了“始于左宗棠，成于沈葆桢”的历史格局。

　　沈葆桢主政船政后，重用闽籍官员、技术人才，解聘了大量原左宗棠任用的湘军旧部。船政经费自筹、自管，不依赖湘军。同时，左宗棠与沈葆桢在一些政策的主张上发生分歧，如沈葆桢在筹集军饷问题上反对左宗棠的高息借贷政策，认为此举会加重财政负担，损害国家利益。于是，在湘军内部，对沈葆桢的不满也日增，湘军将领普遍认为：沈葆桢由湘军一手扶持，如今功成名就、大权在握，不认湘军、实属忘恩。

　　湘军与福州在军政、洋务、文化上的深度联结

　　绝顶峰的“湘軍”残字石刻不仅藏着沈葆桢与湘军的历史交集，对其分析解读并不是只去研究曾国藩、左宗棠与沈葆桢的个人恩怨，也牵涉了湘军在近代的一段历史人文渊源以及闽湘之间跨省的文化关联。

　　湘军与福州的渊源，始于曾国藩、左宗棠两大湘军领袖与闽地的交集，又牵连了许多闽湘将领，历经太平天国、洋务运动、中法战争、辛亥革命，形成军政、洋务、文化、人才全方位联结，成为晚清闽湘互动的核心纽带。

　　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太平军多次入闽，特别是后期攻占福州、泉州、漳州，曾国藩派湘军精锐入闽，与闽军、楚军协同作战，清剿太平军残兵。左宗棠率湘军（楚军）入闽，收复福州、漳州、泉州，平定福建全境。湘军在闽作战、驻防、屯田、募兵，与闽地民众深度融合。湘军驻防福州，成为闽地主要军事力量。同治年间，湘军一部长期驻防福州，负责福州城防、闽江防务、沿海治安。湘军将领、士兵在福州定居、娶妻生子、繁衍后代，湘军文化、湖南风俗、湘语、湘菜、湘派建筑逐渐融入福州社会。

　　鼓山现存的众多摩崖石刻中，就留有与湘军有关的多处题刻，如左宗棠旧部、在闽帮办海防军务的长沙人戴定邦，1886年与湖南黔阳人、左宗棠谋臣易孔昭，左宗棠幕僚、湖南湘潭人黄波等重游鼓山，留在灵源洞缅怀左公的多字石刻，以及他在1891年夏再游鼓山时，在更衣亭西侧的“一笔龙一笔虎”石刻。黄波于1885年春随左宗棠入闽后，在陪其游鼓山时，留有《陪湘阴相国游鼓山》诗刻，就在灵源洞。

　　左宗棠两次驻节福州，创办福建船政，建立正谊书局，重印《正谊堂全集》，推行洋务运动，留下宝贵文化遗产；湖南人孙开华曾任福建陆路提督，驻守福州、厦门，主持台海防务，留下良好口碑。他们带来了大量湘军将士、湘军将领，有些还在福州定居、繁衍后代。

　　清代以后，闽湘交流增多，特别是左宗棠领导湘军征战闽浙，后任闽浙总督，闽湘军事、经济、人文交流日盛。湖商入闽建立会馆，留迹于今福州杨桥路一带，并有左宗棠为商会题联。

　　绝顶峰的“乐善不倦”石刻与“湘軍”二字残刻，是闽湘人文渊源的缩影，承载着晚清政治、军事、洋务、文化的多重内涵，见证了闽湘人文交流的历史故事，虽然曾国藩、左宗棠与沈葆桢之间有意见分歧，但总体上他们携手共进，创造了晚清时期的重要历史事功，一方缺字碑，藏着湘军史，也无声叙说着闽湘渊源的福州故事。

　　《福州日报》（2026年7月21日 004版 闽江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