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江　曾致远

九都倒流洋示禁碑。

九都溪沙示禁碑。

九都芹峰示禁碑。

九都漈上示禁碑。

　　2020年，我受闽侯县南屿镇委托编纂《翠旗南屿》一书，与谢晖玉、曾致远、林腾三位同仁对镇内进行了详尽的实地考察。在偏僻的九都山村山坳与路旁，我们发现了四块不起眼的清末花岗岩碑刻——倒流洋示禁碑、溪沙示禁碑、芹峰示禁碑、漈上示禁碑。一个村庄存留四块示禁碑，构成区域性碑刻群，在福州地区尚属少见。它们虽历经风雨剥蚀，却以粗粝的质地与朴拙的刻字，承载起一段被遗忘的乡村记忆。

　　倒流洋示禁碑立于九都村倒流洋自然村道旁，古属侯官县九都金鸡境。碑为花岗岩质，圆首，高1.06米，宽0.51米，厚0.05米。碑额横刻“奉宪”“金鸡境”五字，字径0.05米；正文阴刻右读直下文字10行，字径亦0.05米。文曰：“特调福州府侯官县正堂保为示禁事。咸丰元年六月初三日，据乡长宋志坤呈称，切坤等僻处山墩，躬耕食力，出作入息，守法务农。向有麻疯乞丐到乡，暨流匪结队成群，沿门勒钱，杖破柴扉，或欺愚挟毒图赖，奇形怪状，难以枚举，恶口险心，实切堪虞。总缘横欺寒乡，□经鸣官，自畏更兼路远途遥，鲜究唯艰，佥思有如此等刁恶，公禁不许入乡，恐遭祸害，情迫不已，沥情佥叩，转遭丐匪欺凌，恩准出示严禁。诸色人等知悉，自示之后，如有强乞、勒索、行窃情事，许乡耆及地保指名擒送赴县，以凭从重惩办，本县言出法随，各宜禀遵毋违，特示。”

　　溪沙示禁碑位于九都村溪沙自然村路旁，清咸丰元年（1851）立。圆首，高1.18米，宽0.51米，厚0.12米。碑正面阴刻右读直下文字5行，字径0.08米，文曰：“侯官县正堂保示：严禁流丐恶匪等不许入乡滋扰，并饬谕丐首协同地保随时弹压拿送究惩。咸丰元年八月日上下溪沙墩给。”

　　芹峰示禁碑位于九都村芹峰自然村，古属侯官九都金圭（鸡）境。清咸丰五年（1855）立。圆首，高0.75米，宽0.42米，厚0.08米，雕琢粗糙。碑首横刻右读“金圭境”楷书三字；正文直刻右读“侯官正堂严禁乞丐、流匪、癞民不许入乡，咸丰元年立”，楷书文字，字径0.08米。

　　漈上示禁碑立于九都村漈上与七蒲交界处，清同治元年（1862）立。圆首，高1.10米，宽0.41米，厚0.14米。碑额阴刻横式右读“奉宪”二字，字径0.07米；下阴刻右读直下楷书文字4行，字径0.07米，文曰：“福州府侯官县正堂周示：严禁乞丐、麻疯、军流徒犯，不许入乡滋扰。同治元年腊月吉日漈上、七蒲示立。”

　　此四块碑刻，核心内容高度一致：严禁乞丐、麻疯病人及流匪入乡滋扰。官府以“奉宪”“正堂示”之名明令禁止，并授权乡耆、地保缉拿送究。禁令折射出乡村社会的双重焦虑：既畏惧“强乞勒索”“行窃滋扰”之害，亦对“麻疯”“癞民”等恶疾，以及“流匪”“徒犯”等身份所象征的“不洁”与“危险”深怀排斥。“奇形怪状，恶口险心”八字，道尽乡民眼中外来者的可怖，也在乡土与外界之间划下一道森严的边界。

　　这批碑刻的独特价值，在于官方话语与民间诉求的交织互证。倒流洋碑引述乡长呈词，详述“杖破柴扉”“欺愚挟毒图赖”之乱状；溪沙碑点出“丐首”这一环节，暗示乞丐群体自有其组织系统。官府倚严刑以维秩序，乡民则借官方权威立碑为凭，将防御姿态凝固为地理与心理的双重界标。

　　然而，禁令的另一面，是被驱逐者的生存挣扎。碑文控其“恶口险心”，却也录下“结队成群”“沿门勒钱”的集体求生图景。所谓“滋扰”，实则是被主流社会抛弃后，在绝境中发出的扭曲反击。碑刻既是乡民自卫的宣言，亦是边缘人无声的哀号，道出了清末社会面对疾病、贫穷与流民时的惯常策略——隔离与排斥。

　　岁月淘洗，当年的乞丐、流匪早已湮没无闻。四块碑石的意义，不止于一份治安告示，更是法律史、社会史与乡村治理的实物佐证，也是一面映照人性与社会结构的镜子。驻足碑前，读出“保境安民”的意志之余，更应透过冰冷的禁令，遥想那些被历史淹没的无名边缘者。碑里碑外，两个世界，共同拼出清末乡村社会一个真实而冷峻的切面，也提醒我们：任何时代，公正与温情都不该缺席。

　　《福州晚报》（2026年9月10日 A07版 闽海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