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庄勇
余长钺(1918—1937年)
福清市阳下街道阳下村275号，一座百年古厝静静矗立，这是革命英烈余长钺的故居。老宅默然伫立，见证着这位出身华侨富商的青年，舍弃锦衣玉食的安逸生活，以赤子之心奔赴家国危亡之途，用短暂璀璨的青春生命，践行至死不渝的革命信仰。一张订婚旧照，深藏着他隐蔽斗争的过人智慧，更承载着对党和人民的一片赤诚，在闽中革命史镌刻下一段可歌可泣的英雄传奇。
余长钺13岁加入共青团，14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6月23日英勇就义，牺牲时尚不满19周岁。他是福建籍革命英烈中，入团年龄最小的先驱之一，也是全国为数不多年少入党、青春殉道的中共党员。
余长钺1918年10月18日出生于福清北门外阳下村一个华侨富商家庭。祖父余崇德为清代举人，父亲余孔封、母亲方氏，父兄常年旅居印尼经商，家道殷实富足。家中一兄三姐，大姐早年夭折，二姐余长彬常年在外求学，三姐余惠忠居家生活。得天独厚的优渥家境，本可让他一生安享荣华，可他目睹乱世苍生疾苦，心怀家国大义，义无反顾踏上艰辛坎坷的革命道路。（图1）
余长钺的少年求学时代，正值全国反帝反封建爱国浪潮风起云涌。1928年，他入读阳下小学，受进步教师夏昌福启蒙。夏昌福时常向学生宣讲反帝图强道理，教唱《打倒列强》进步歌曲，救国救民的种子自小根植于余长钺心底。1931年，他转入城内玉屏小学，主动亲近进步力量，广泛接触革命活动，借阅进步书刊，思想愈发觉醒。同年，考入明义初级中学，一边勤勉向学、学业名列前茅，一边投身校内外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以热血青年的赤诚，追寻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
1930年夏，何希銮、谢廷清等人受组织委派，回福清开展建团工作，余长钺主动靠拢、寻求引领。1931年，经张端哲等人介绍，年仅13岁的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他常深夜从明义中学越墙而出，在县城街巷上书写“打倒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打倒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等标语，呼唤民众觉醒。
1932年7月，福清进步文化团体“同攻读书会”成立，余长钺为核心骨干成员。他参演进步话剧《阿Q正传》，在会刊上发表《尼姑庵》《血与泪》两篇杂文。《尼姑庵》有感于教会毓贞女中青年女子受思想禁锢、执意独身避世而作；《血与泪》则以福州人力车夫底层谋生境遇为题材，笔触尖锐犀利、情感沉郁悲愤，抨击西方所谓“文明”的虚伪本质，揭露底层劳苦大众挣扎求生的苦难处境。
在团组织的培养与革命实践的磨砺下，余长钺的政治觉悟与斗争胆识快速成长。1932年，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年仅14岁。自此，投身革命、以身许党的信念愈发坚定。
1933年5月，明义中学师生缅怀五・三济南惨案遇难同胞，请愿要求校方放假一日以示纪念。校方不仅断然拒绝，更将带头请愿的陈宏禄等3名进步学生无理开除。余长钺义愤填膺，挺身而出，联合施修贤、高名馨等发动全校罢课抗议，同守旧反动的校方展开斗争。同年9月，他因化名题写革命诗歌、传播进步思想，遭国民党当局逮捕，押解至福州。因未达法定量刑年龄，被送入反省院禁锢看管，直至当年11月“闽变”爆发，才得以获释出狱。重获自由后，他出任福清人民革命政府特派员，继续投身革命工作。
1934年6月，余长钺参与组织、领导南西亭农民暴动，组建一支20多人的革命武装，发动百余名贫苦群众参与斗争。6月28日，暴动队伍高举革命旗帜，高呼“打倒土豪劣绅，耕者有其田，减租减息”等口号，先后在观元、塔石、山兜、蟹屿等村批斗地主恶霸、惩治高利贷盘剥者，当众焚毁债据田契，没收地主囤粮百余担，分发给贫苦乡民，缴获长短枪20余支、子弹千余发。暴动历时三日，震动福清全县，极大鼓舞了贫苦民众的反抗斗志。
余长钺虽年纪轻轻，却极具胆识与领导能力，历任闽中多地党团组织重要职务：
1932年7月中共福清特支成立，任特支委员兼团县委书记；任反帝大同盟福清负责人；
1934年1月中共福清县委成立，任县委委员兼团县委书记；
1934年8月福清中心县委组建，任中心县委委员；
1935年5月闽中特委成立，任特委委员；
1936年11月受中共南临委派遣返闽，组建抗日救国会福清工作委员会并任书记，同时兼任福州工委委员、闽中特委委员。
地下斗争艰险，经费更是紧缺匮乏。出身富商家庭的余长钺，心怀无私革命情怀，毫无保留倾尽资财支援革命。其中假订婚照筹措革命经费的往事，最为动人、最显赤诚。
1934年南西亭暴动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搜捕共产党人，余长钺被迫隐蔽避难，纵使身染重病，依旧坚持革命。1935年初，为躲避当局追捕、为革命筹措经费，他跟随父亲前往印尼家族布店帮理生意。在南洋期间，他常平价甚至赊赠店内的布匹给贫苦百姓，致使布店生意兴隆却亏损。父兄见状忧心不已，只好拿出600大洋让他前往上海求学，又嘱二姐余长彬转学赴沪，本意严加管束，希望他专心读书，断绝与革命同志的往来。
1935年7月，余长钺抵沪，就读中国医学院，到校后便与共青团江苏省委取得联系，一边求学一边秘密开展革命工作。在沪期间，他结识了因反抗封建包办婚姻、离家出走的广东汕头进步青年李若兰。二人志同道合，结下深厚革命情谊。余长钺早已立下“革命不胜利、终生不结婚”的誓言，始终以革命战友相待，并未发展儿女私情。
彼时党组织经费极度紧缺，余长钺多次向家中索要钱款支援革命，引起家人疑心，长辈明确表态：除非定下婚事、筹备婚配开支，否则不再资助分毫。而李若兰亦已变卖随身黄金首饰倾囊助党，余长钺不忍再向她张口求助。情急之下，他提议与李若兰合拍一张假订婚照，对外谎称二人已定婚约、即将完婚，以此为由向家中筹措钱款。李若兰深明大义、慨然应允，还亲手织就一件红色毛衣，托余长钺寄给三姐余惠忠，以此佐证婚约实情，让假订婚之事无从怀疑。
余家收到订婚照片与毛衣后，全然信以为真。三姐余惠忠心疼弟弟，拿出全部私房积蓄，又劝说父母多寄钱款资补，唯恐怠慢“未来弟媳”，会遭对方亲友轻视。就这样，余长钺顺利筹得一笔经费，分文不留上交党组织。
一帧泛黄旧照，是白色恐怖年代革命青年的智慧伪装，藏着不为人知的隐忍与担当；是初心不改的赤胆忠诚，更牵起两位革命战友跨越半个世纪的绵长牵挂与人间温情。
1936年11月，余长钺肩负中共南临委指示，与黄孝敏一同从香港折返闽中，继续领导闽中党组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春节，他悄回阳下故居，仅在家中3天，2月13日，便赶赴莆田参加闽中特委重要会议。
1937年2月16日，闽中特委在莆田梧塘洪度村召开会议，谁料特委交通员薛宝泉早已叛变投敌，假意引路，将余长钺、黄孝敏等人诱骗至另一叛徒赖金繁家中留宿。当夜，余长钺与王于洁、黄孝敏、潘涛四位特委领导不幸同时被捕。随后叛徒又设计诱捕了陈炳奎，闽中五位核心党组织负责人悉数落难，一同被押往福州宪兵团部监狱。
身陷囹圄，酷刑威逼、高官利诱接踵而至，余长钺与几位战友始终坚贞不屈，面对严刑拷打不改初心，面对名利诱降不为所动。叛徒魏耿入狱劝降，尚未开口，便遭五位战友厉声痛斥；亲友托人劝说 “自新”，也被他严词拒绝。牢房之中，他们时常高唱革命歌曲，早已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
1937年6月23日清晨，敌人下达行刑判决。五位战友神色从容、气度镇定，将随身衣物分赠狱中难友，昂首挺胸高唱《国际歌》走出牢房。行刑官保安处长叶诚宣读判决书，刚念及“奉陈兼司令……” 一语，余长钺厉声怒斥“狗司令！”，一脚踢翻公案桌，浩然正气，震慑敌群。随后五人被押赴福州西门外鸡角弄刑场。沿途，他们一路昂首挺立，慷慨高呼革命口号，浩气凛然。是日，余长钺壮烈牺牲。他以青春赴使命，以生命践初心，将满腔报国赤诚，永远定格在风华正茂的青春岁月。
1949年8月23日，福清全境解放。人民从未忘记为国捐躯的革命英烈。1950年初，福清县人民政府专门派员前往阳下村寻访余长钺烈士亲属，在故居大厅上郑重安置“革命烈属”木牌，予以褒扬抚恤。
1984年，福清县人民政府于阳下村村口，兴建余长钺烈士纪念碑，供后人瞻仰缅怀。
1986年，苦苦寻访半个世纪的李若兰（后改名李青彬），专程携女儿赴阳下村，与余家亲人相逢，当年假订婚照背后的革命大义与动人往事终于真相大白。一张旧照，半生牵挂，跨越五十年岁月光阴，成就一段传世红色佳话。
1998年，因洪宽开发区建设需要，余长钺烈士纪念碑迁址至阳下村羊尾坪现址，同时扩建为余长钺烈士陵园，占地面积约 1200 平方米，成为福清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余长钺烈士的一生，流年虽短，光芒万丈。他出身豪门却淡泊富贵，年少有为却勇担家国重责；以一帧假订婚照掩藏革命初心，以满腔热血书写青春报国华章。烈士英魂激励后人铭记历史、赓续红色血脉，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砥砺前行、续写荣光。
参考文献资料：
1.林庆森：《爱国华侨余长钺烈士传略》，福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福州文史资料选辑》（8），1989年。
2.曹于恩等总纂，福清市志编纂委员会编：《福清市志》，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
3.中共福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编：《福州革命烈士传略》，海风出版社，1995年。
4.中共福清市委党史研究室、福清市民政局编：《玉融英烈》，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
5.蒋维锬主编，中共莆田市委党史研究室著：《中共闽中地方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
6.逢立左主编，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福建英烈传略》（中），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
7.刘琳：《余长钺：留一帧举世无双订婚照》，福清市融媒体中心，2021年6月4日。
8.周德庆：《十九岁牺牲的他留下催泪“订婚照”--一张“订婚照”50 年后方知真相》，《海峡都市报》，2021年6月21日。
来源：《福建文史》（2026年7月 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