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白彩霞　沈华杰

造型多样的竹编首饰盒。

　　福州，向海而生，依港而兴。闽江如脉，穿城而过，支流白湖河旁的仓山区盖山镇郭宅村，自古便以竹编技艺闻名遐迩。村中的能工巧匠，取用从闽江上游南平地区顺流而下的毛竹为原料，编织出的精致竹器不仅是日用器具，更是一段绵延数百年的跨洋贸易史。

　　当郭宅村因城市发展举村搬迁之际，村里的百年侨厝“心远庐”被保留了下来，并改造成了郭宅博物馆，以回应村民及侨居海外的先辈们“拆迁后要留下些什么”的追问：留下些什么，才配得上这片土地的记忆与手艺？其中一批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竹编首饰盒，静默陈列，它们体积虽小，却如一枚枚时空胶囊，封存着“福品出海”的波澜历程、地方产业的转型智慧，以及闽江码头连通的广阔世界。

　　一

　　据《后汉书·郑弘传》记载：“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早在汉代，交趾（今越南北部红河流域）等地就与福州（东冶）共同承担东南沿海重要的海运往来，闽江作为福建重要的水路动脉，其下游三角洲地带自古便是货物集散枢纽。明弘治十一年（1498），官府正式允准外国商船于闽江北岸“番船浦”（后来谐音改称“泛船浦”）停泊贸易，标志着官方海外贸易在此锚定。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解除海禁后，翌年即设闽海关南台分口于中洲，对外贸易逐步恢复。至鸦片战争后，福州作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正式开埠，特别是咸丰年间福建茶市的开放，福州港迎来了茶叶出口的鼎盛时期。同时，脱胎漆器、纸伞、竹及其制品等福建特色工艺品，也作为外销商品进入海外市场。

　　清郑祖庚撰《闽县乡土志》载：“白湖亭有亭无湖，其湖久湮。西南郭宅桥头，七里进省，渡船泊此”“物产以郭宅之木、竹器为大宗，其竹由永福（永泰）来，乡中男女以竹为业，故郭宅竹器为福州之最”“郭宅旧有厘局，凡货由白湖水陆往七里者，皆于此厘焉”。郭宅竹编的命运，便与这江河密不可分。数百年的外向型贸易传统，深刻塑造了郭宅“工坊化”生产与“码头化”流通并行的生产逻辑。

　　郭宅中素有“八闽竹器第一乡”之称，“家家户户有工坊，男男女女是工匠”的俗语，道出了竹编不仅是手艺，更是赖以生存的饭碗。村中长辈常以“手艺在身，不饿本身”相劝，子弟自幼便学编筐编篓。正是在这种代代相传、全民参与的氛围中，竹编制品从诞生之初便具备了商品属性，其目光始终投向码头连接的远方市场。竹编首饰盒这一品类的兴起，正是这一产业逻辑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的精致化呈现。

　　二

　　竹编首饰盒脱胎于传统的收纳器具，却在外贸需求催化下，演变为一个独立的、强调审美价值的品类。

　　这条微观产销链的起点，是闽北山林的优质毛竹。工匠依古法，经选竹、劈篾、刮青、染色等多道工序，将竹材化为纤细匀薄的篾丝。其编织与成型技艺，既承袭传统“人字编”“十字编”等法式，又融入符合现代审美的简约设计，在造型与工艺上呈现出鲜明的“外销取向”，例如舟形、月牙形等样式，轮廓线条简洁而克制，避免繁复装饰，却在比例与弧度上极为考究。盒体多采用细篾密编，边缘辅以镶框或暗榫结构，使器物在保持纤薄外观的同时，具备良好的强度与稳定性。

　　与本土用于婚嫁、收纳或日常储物的竹器相比，这些首饰盒明显弱化了容量与耐用性的优先级，转而强调观赏性、触感与使用仪式感。它们不再追求“装得多”“用得久”，而是更适合被打开、把玩、陈置于案头或作为礼品传递。在工艺技法方面，这些竹编或通过与铜质零件编为一体，展现花几的新器型；或因材施技地将竹片整编并围合成朴素的方盘状食材器皿，以提升寿司盘等实用器物的附加值。在装饰语言方面，也有意回避过于地域化的纹样，转而采用更具普适意味的几何构成与留白处理，使其既保留东方气质，又不至于造成文化隔阂。

　　三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中，我国面临西方国家发起的更大的挑战，福州的外贸格局经历了深刻调整。20世纪60年代，出口主要面向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日本，以及我国香港地区；进入20世纪70年代，随着国际形势的微妙变化，贸易范围逐步拓展至法国、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在这一背景下，具有民族特色、生产成本较低且适合分散加工的手工艺品，被纳入地方创汇与稳定民生的重要序列。

　　据《仓山区志》记载，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区属出口产品逐步由脱胎漆器扩展至竹器、抽纱、羽毛制品等小商品，竹编制品由此成为稳定外销品类之一。其中，竹编首饰盒因体量轻盈、造型典雅、文化符号友好，成为广受外贸部门青睐的“福品”代表之一。

　　这个时期的“福品”出海，订单通常由省级外贸公司统一下达，通过合作社或指定渠道分配至郭宅一带的家庭工坊。成品集中验收后，经内河或陆路转运，随福州口岸外贸货流发往香港，并经转口进入东欧市场。这一微观产销链，清晰呈现了竹编首饰盒如何在计划经济体制与国际贸易之间嵌合运作，使“小竹子”在国家特殊时期承担起连接山林经济、家庭生计与跨区域交流的现实功能，而其文化传播则以一种非政治化、日常化的方式悄然完成。

　　四

　　这些“从白湖河到闽江，再经闽江远渡重洋”的竹编首饰盒，其价值远不止于经济交换。它们是“柔性文化载体”，执行着潜移默化的文化传播功能。当它们出现在异国的梳妆台、礼品柜或博古架上时，其承载的已不仅是物品的收纳功能，更是一种生活美学的无声言说。它们向世界传递了福建地域文化中独特的自然观与造物观：对竹这一可再生材料的极致尊重与巧妙利用，对“材美、工巧、器韵”的执着追求，以及蕴含在简洁造型中的内敛与和谐哲学。

　　这种文化输出，避开了生硬的宣传，转而依托于日常使用的亲切感与审美共鸣，因而更具渗透力与持久性。从文化传播的角度看，这些竹编首饰盒堪称“福文化”出海的先行者。它们所传递的“福”，超越了简单的吉祥符号，成为一种融合了生态智慧、手工伦理与简约美学的、可被感知的生活方式。

　　回望闽江畔这些曾随船远行的竹编首饰盒，它们不仅见证了一个村庄参与世界贸易的历史，也提示着传统工艺在时代变迁中的另一种可能。当手艺、材料与审美重新被当代生活所理解与需要，传统“福品”便不再只是记忆中的外销商品，而是能够在今天继续被使用、被感知、被传递的文化载体。郭宅竹编首饰盒所承载的，正是一种从地方出发、向世界展开的生活智慧，其回响仍在时代深处延续。

　　进入新时代，国家持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乡村振兴战略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为包括福建竹编在内的传统手工艺注入新的发展动能。以郭宅竹编首饰盒为代表的传统“福品”，正逐步从历史记忆中的外销商品，转化为兼具文化价值、审美表达与产业潜力的文化载体。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它们有望完成从历史“见证者”到当代“参与者”的转变，继续书写“福泽四海”的新篇章。

　　《福州日报》（2026年9月29日 004版 闽江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