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凝聚力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关于它的来龙去脉，学术界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中华民族的构成、融合与文化思想的融合和以辩证的综合整体思维为特征的中国文化传统特色进行研究，已有不少研究成果。这些课题都是从宏观的整体角度，所要研究的内容。中华文化在其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逐渐形成了一个以炎黄为人文其祖、以华夏文化为中心的文化精神，数千年来一直绵亘不断。深厚的文化再生力量，不仅是由中国文化固有的历史背景、经济土壤、社会结构以及政治、思想和学术的连续性决定的，同时也来自祖辈代代传递下来的历史文化——姓氏符号，在每一代社会成员心理深处所形成的寻根尊祖情结和归属于同一文化渊源认同意识。笔者在编纂福州市姓氏志的过程中发现姓氏研究的一些文化现象，想从人人都有，代代不绝并内化、积淀、渗透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理深处的姓氏符号来谈以姓氏得姓、源流寻根、谱牒文献、郡望、堂号、门联以及显祖人物为内容的姓氏文化现象，进一步加深认识，了解客观、铨释传疑，对记载家族世系，先祖迁徙行迹的文献史料、鉴别真伪信疑。史实可信，方可确认家族信史传之后世；文献不足，传闻多疑问，持说各异，则当阙如存疑，不能凭谬误相沿之语伪乱淆杂。姓氏文化研究自可抱着“记近事则有征，溯远胄则多舛”的实事求是之识，用“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原则去反观那些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的家族世系史料，正确认识史料真伪问题，使姓氏文化研究既合亲情又合史法。

谈姓氏得姓

在先秦以前，姓是姓，氏是氏，两者各有来历与用途。《通鉴·外纪》：“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吕思勉《中国制度史》：“古之姓为母系，后世之姓为父系。”西周时代的姬姓、姜姓是最早形成的族姓，都源自女姓始祖的古姓，都是女姓的部族首领。而“氏”则依其开氏始祖的不同经历而得。不同氏族相互争斗，血光交织，强盛的部落成为一定区域的主宰，在建构历程中有功绩的氏族成员得到了占有新领地的封赏，并允许带领家族和战俘开辟新领地与地域联系的新标识——氏。氏是周王室宗法制与分封制的直接产物。有以国名为氏，以封邑名为氏，以地名、方位为氏，以先祖的名、字、谥等为氏，以职官、封爵、技艺等为氏。先秦姓、氏判然有别、姓用来区别婚姻，氏用来表明家庭出身与社会地位，氏是特权和地位的标志，大权有大氏，小权有小氏，春秋战国时期产生无数个氏，也衰亡了无数个氏，而姓是不能改变的。同姓不婚，而同氏异姓者则可婚，姓明婚姻，世代不变，氏辨贵贱，随时更移。贵族有姓有氏，如：孔丘，姓“子”、氏“孔”，一般平民无姓氏，历史上有得过姓者并不多，普天下不过百姓。战国后期，天下大乱、宗法崩溃，秦灭六雄、废除分封，姓与氏始合二而一，使原先代表贵贱的“氏”与区别婚姻的“姓”之间，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无论贵族平民，人人均有姓氏，姓氏制度正是在秦汉时期才奠定的。汉族姓氏世代稳定传递，子承父系，一人一姓，姓氏只用来表示家族血缘系统符号的作用，自此每个家族都有一个自己固定的姓，子子孙孙永久使用。我们现在所沿用的姓，绝大部分正是承袭周代各氏而来的，故欲考各姓的渊源，必上溯至周，而周之姓、氏，又可一直追溯至远古的炎黄。根据春秋时代《国语》记载，大意是：远古时，少典娶蟜氏部落之女，生黄帝和炎帝，黄帝在姬水边生长(今陕西、甘肃、青海地境的古齐家文化区域)，故姓姬，号有熊氏；炎帝在姜水边生长(今陕西岐山、武功附近)，故姓姜，号神农氏；由于他们在不同环境中长大的，养成不同德性，这两位远古时代的部落首领，经历了不同的发展历程，多次发生争斗冲突，后经“阪泉之战”黄帝打败炎帝，并尊为“大帝”。在史料文献中，炎帝只传姜姓一系，而黄帝共传25子，衍分出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嬛、依等12姓。这些族姓从母系的族姓中衍分出来，族姓成为父系血缘的标志，为父系传递下来的，其影响凝聚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虽然炎黄二帝是否确有其人，学术界所见各异，尚乏考古证明，但是，塑造民族共同的祖先形象，民族渊源的来龙去脉，则是华夏先民共通的一种文化认同，一直是中华民族文明思想之魂。诚如于右任先生在《黄帝功德记》序言中所说：“黄帝公孙轩辕氏，实吾中华民族之祖。吾中华民族有此生息昌大之疆土，有此博大悠久之文化，有此四千余年震烁世界之历史，翳维黄帝，为国族之神。”

从史传资料来看“因生赐姓”、“因功改姓”也是姓氏得姓的来源，历代帝王作为褒奖笼络臣属以赐姓。《左传·隐公八年》在讨论周朝姓氏制度时记：“天子建德，因生赐姓，胙之而命之氏。”大意是：在改朝换代的过程中，天子指定从被消灭的旧姓族中挑出甘心臣服的有道德建树的人做诸侯，使之继承原有的姓族，赐他一个姓，又封土地给他作领地，那片土地代表了他的爵位，就成为他的“氏”。其目的是通过怀柔政策来维护新的统治秩序。到了封建社会，皇帝出于个人意愿，将别人已有的姓取消而另派一个姓氏，以表赏功意义。我们研究姓氏文化除一定要了解姓氏起源与演变，在了解姓氏源流的过程中，懂一点有关赐姓、改姓知识是很有必要的。历史上还有因避祸改姓，避难改姓，避讳改姓，特别是改朝换代的皇族和王公大臣的后裔。如明朝建文四年(1402)，燕王朱棣攻下南京，明惠帝朱允炇逃亡出宫改姓“让”名“銮”。宋朝岳飞遇害后，岳家后嗣流散民间，改“岳”姓为“乐”姓。还有古代少数民族认同中华文明改称汉姓。这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历代不绝。南北朝时，北方为鲜卑族所统治，北魏孝文帝下令全部鲜卑族所统领的各姓部落一律改汉姓。清朝时期，北方地区的满洲八旗、蒙古八旗纷纷改用汉姓，西部和西南部地区少数民族也在清朝廷实行“改土归流”政策下纷纷采用汉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汉字是全国通用文字，55个少数民族都有人使用汉姓。至今为止，收录到古今姓氏已超过2.2万个姓。正在使用的姓氏大约有3100个左右。

谈源流寻根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传世姓氏的基本来源都以黄河流域为其发源地，其中又以河南、山西、陕西最为突出，所谓“天下汉姓，中原寻根”。考古成果证明，我们祖先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创造了灿烂的原始文明。中原地区的开发规模和成熟程度，总的来说要比南方更大一些和早一些。姓氏播衍的基本走向是自北往南的历史过程，并呈现从西北、东北往华中、中原，进而再向江南、西南、岭南辐射的的阶梯形状态。所谓“张王李赵遍地刘(流)”，“陈林半天下，黄蔡满街走”都是这种现象的描绘。其主要原因是战乱引起的举族迁徙，官府强制的析族移民以及因生活驱使聚族拓荒屯边，还有游宦、经商、避难、戍边等。历史上因战乱而引起的北方姓氏大举南迁有三次：一是在4世纪初的西晋末年，先是皇族内部为争夺政权而暴发内战，史称“八王之乱”，战乱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和生活，激起各族人民揭竿而起，北方各族的首领趁机入据中原，战火连踵，历时16年，史称“永嘉之乱”。其中有一支原居山东及苏皖的“青徐流人”南徙福建沿海地区。《闽书》称：“永嘉二年，中原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所谓林、黄、陈、郑、詹、丘、何、胡是也。”北方八姓内徙中原和中原八姓南迁福建，有诗曰：“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足见永嘉之乱在中国姓氏播衍史上的突出地位。二是在唐朝末年的农民战争，黄巢自河南起兵反唐，历时7年，再度促成大规模姓氏迁徙。当时唯赣东南、闽西南以及粤东北等地未遭战乱，成为逃难者的“乐土”。开闽王王审知就是唐末时由河南固始辗转进入福建，形成众多的开闽姓氏，当时随王潮、王审知兄弟入闽的将士部属，尚有蔡、吴、刘、严、宋、张、苏、杨等20多个中原姓氏(也有人提出有三十八姓随王入闽)。旧时闽中十大姓：陈、林、黄、张、李、郑、王、刘、杨、蔡姓，追溯源流基本上是西晋末和唐末两次南迁的。但是，永嘉年间南迁的中原贵族士民，从移民史实来看大多都定居在长江流域，很少徙迁入闽。所以，唐末的中原姓氏南迁入闽是大规模的，从各姓的源流记载大都说其祖先来自河南固始，然而，河南南端的固始县，地域不大，姓氏不可能那么驳杂，应该是王氏兄弟率部南征，辗转过程，随时随地补充兵源人力，随军姓氏也随地增加。更主要的还是王审知封闽王后，为发展生产，对随军入闽的将士采取优抚政策，所以，只要随军入闽的，不论何时、何地也都归附固始同乡。第三次是在南宋末，蒙古族的元朝政权大举南下，南宋良臣一方面组织抗元义军，一方面保护南宋幼主南逃，南宋景炎二年(1277)益王赵昰，9岁在福州登极，后撒出行都福州由海道外逃。此时有很多大小官员隐匿偏远地区，定居下来，然后经过几次迁居转徙，拓荒创业，姓氏得以繁衍。中原姓氏三次大规模南徙，八闽姓氏源流多来自中原，应是“客姓”，那么，南蛮闽国原住先民又有多少姓氏？宋代《三山志》只载：汉武帝“迁其民于江淮间”，没有记载姓氏情况。清道光年间《罗源县志》记“土著唯罗、元、卓、丁、周、欧、陈七姓，余皆定县始迁。”难道闽国只有闽越王家族驺姓？或是罗源志所说的土著七姓。

谈谱牒文献

中国人的姓氏历史悠久，使用古远，每个姓氏都有自己专门的家族生命史，记录祖先、认同祖先的意识纵贯着远古与当今。人们总想知道我是谁的子孙，祖辈又是谁，我是从何而来，我的根在哪里？年轻人总愿意向长辈追问，长辈也乐于向年轻人追述。用各种方式记录下自己的历代祖先、家族历史，这就形成为家谱，家谱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共同文化形式或文化现象，实为炎黄子孙几千年来源流之雅风。生活在汉武帝时代的司马迁就是根据“谱牒旧闻”来写《五帝本纪》，把我国历史追溯到当时所能追述的黄帝以来大约三千年“王迹之兴”的历史，历朝演变的轨迹，第一次按世代叙述了我国的上古史。

《通志·氏族略》“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而且当时是“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学之书”。宋代，修谱由官府修谱发展为私家修谱，以“聚其骨肉，以系其身心”加以鼓励。但是，作为一个家族的自我记录，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也存在很大的主观性局限。论姓别、谈姓源、穷姓义、叙地望、讲迁徙、述世系，为本家族扬善隐恶，夸大以至编造本族的煊赫历史，伪造自己和祖先历史。顾炎武曾说：“氏族之书所指秦、汉以上者，大抵不可尽信。”这是修谱通病。近年来，对姓氏文化的研究，使得对家谱的研究和应用日益受到重视，研究姓氏文化现象就必须将家谱放在大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和理解，充分利用历史研究的成果将伪作剔除，更客观地认识姓氏的发展历史。修谱必追祖溯宗、宗族世系源流采辑于国史郡志，传闻于家族耆老，但通常是以世代相续相传的宗族旧谱。然而，在兵燹频仍，播迁无常的乱世年代，幸存家谱多文字漫灭，世次不明，词多鄙野，不成句读，还存在一个真伪混杂的问题。而且，一个家族从迁入、定居、到繁衍成为人口众多的群体需要间隔几代人的时间，难免挂漏。家谱是民间作品，虽然有体例，比较接近一般民间文书，也没有官方史学家的局限性，家谱作为家族历史，本族的人信奉，自然不必干预，也不伤大雅，但研究历史的人民须分辨是非，不应随意附和。

谈郡望、堂号、门联郡望是一个族姓或姓族追溯得姓源流和发祥地的表记。姓氏所用的郡名，都是秦汉时期地方行政建置的名称，是魏晋至隋唐时期形成的显贵家族的地理分布，即世居郡地，而为当地所仰望的姓族。姓氏是否带有郡望，就是出自豪门或是寒门的制别标记，同一姓氏不同郡望，也有身份高低之别。如：清河张姓，就说明血统高贵，阴平张姓就说明不是士族后裔。唐末战乱，士族世家基本瓦解，宋朝，郡的行政区划也取消，原先用以明贵贱的郡望也失本义。由于郡望总是与姓氏的来源发祥或聚居繁衍相联系，往往成为人们追寻祖根、联族认亲的依据。如：萧姓，虽然祖籍地不同，殊途同归于“兰陵”郡望，则表示是同宗。姓氏郡望从一个侧面折射中华姓氏文化木本水源情思的无穷魅力。

凡聚族而成的同姓家族，都建立宗祠作为家族的象征，是使宗族整合起来的一个重要手段。明代礼制规定只有品官之家才可以合法地建立宗祠，嘉靖以后建立宗祠转为普遍，并不仅限于品官之家。但是，宗祠被看成是士大夫身份的文化象征意义没有改变，而成为时尚。凡有宗祠应有各自的称号，分支不分祠的大家族里各支派也有自己的“代号”加以区别，这代号称之为堂号。堂号作为标认姓氏，追宗溯祖及维护宗族的意义是一致的，更确切地说：堂号是一个同姓家族或家族中某一支派的共同标识，从血缘与郡望相联结的意义上，构成姓氏文化的独特风格。随着时间的推移，族人日多，或迁徙、或分支，堂号为表明世系渊源，区分同一姓氏中不同血亲关系，是宗法社会中的一种文化反映。堂号命名形式多种，有以郡望命名。如：李姓，以陇西郡(今甘肃东乡以东至临洮)命名“陇西堂”；刘姓，以彭城郡(今江苏徐州)命名“彭城堂”；赵姓，以天水郡(今甘肃天水、陇西以东)命名“天水堂”；黄姓，以江夏郡(今湖北云梦)命名“江夏堂”；吴姓，以延陵郡(今江苏常州)命名“延陵堂”；高姓，以渤海郡(今河北、辽宁渤海湾一带)命名“渤海堂”。有的以宗显贵人数命名。如：翁姓，以兄弟六人显贵，人称“六桂同芳”命名“六桂堂”；林姓，以唐临汀县令有九子，俱官刺史，号称“九牧世家”命名“九牧堂”。有的以先祖的字、号、封号、谥号命名。如：陶姓，以晋代文学家陶渊明，自号“五柳先生”命名“五柳堂”；周姓，以北宋理学家周敦颐，人称“濂溪先生”命名“濂溪堂”；朱姓，以南宋理学家朱熹，人称“紫阳先生”命名“紫阳堂”；郭姓，以唐朝大将军郭子仪，封“汾阳郡王”命名“汾阳堂”。有的以先祖著述命名。如：周姓，以周敦颐名篇《爱莲说》命名“爱莲堂”。有的以先祖嘉言懿行命名。如：杨姓，以东汉东莱太守杨震为官清白，“天知、神知、我知、子知”拒贿，命名“四知堂”等等。每探讨一个堂号的出处来源，就有一个有相当文化色彩的典故，可使姓氏文化熠熠生辉。

姓氏门联也具有标识姓氏的作用，内容都是显扬家世或追溯族源。只属于本姓氏所有而不为他姓使用。如：曾氏门联“三省传家”，典出曾参名言：“吾日三省吾身”；董姓门联“三馀门弟”，典出三国魏人董遇常教人利用“冬者岁之馀、夜者日之馀、阴雨者时之馀”三馀时间读书；谢姓门联“玉树流芳”，典出《晋书·谢玄传》东晋名相谢安在教诲子侄辈时，谢玄以“芝兰玉树”比喻子弟成器是人人喜见的瑞草佳木。门联内容蕴义深刻，同时又能丰富中国的文化知识宝库。

谈显祖人物

古今家谱在内容上千差万别，有的极为简略，只记载世系人名，有的相当丰富，除了世系人名，还包括名人事迹、著作，公置的各种业产，制定的各种制度，经历的各种事件。尽管如此，世系人物是家谱的核心、主体、要素或基本内容、主要特征。家谱是以各种形成罗列本姓氏祖先世系人物，显祖传略，家族人物言行的世德录。家谱认同主流文化，按儒家礼教重新塑造祖先的形象，规范先人的言行而将真相掩盖起来。家谱中对始迁祖的身份往往会夸大，或攀附名流，伪冒名族、追附古代王公名臣，如：《福建族谱》中《林氏族谱》称：晋朝时，有黄门侍郎林颖，随元帝南迁，生二懋、禄。林禄于明帝太宁三年任福建晋安太守，始居侯官都西里，封晋安郡王，死后葬惠安塗岭九龙岗，是为闽粤林氏大始祖。从目前所知的移民史实看，永嘉年间南迁的贵族高官，一般都定居长江流域，最南不过浙江、江西，还很少迁入福建，到东晋后期和南朝期间才有少数入迁至岭南和福建。林禄任晋安太守或许还有可能，但被封为郡王却绝对是伪造，因为当时的制度根本不会封朝廷任命的太守为郡王。要是果真存在着林禄这样特例，也不会不载入《晋书》等史书。这倒反过来证明，林氏从始迁祖开始的历史并不可信，其迁自北方的说法毫无根据。《莆田南湖郑氏谱》称其入闽始祖郑昭，永嘉时为福、泉二州刺史，那就更加离奇了，因为泉州与福州的设置分别是隋朝和唐朝的事，郑昭如何能在数百年前就出任此二州刺史？这也只能证明这位始迁祖的来历是不可信的。作伪者往往只是大概粗通文墨，略知沿革，史学和文学素养不可能很高，视野有限，对现状调查收录或许还能胜任，涉及历史和本族以外的难免出错。我们要正视修谱本身的局限，正确理解家谱的史料价值，现存的家谱不可能记载清楚每一个家族的历史，更何况每一个人！所以，很多家族或个人的根是无法通过家谱查清的，至今只能有个大致的说法或大致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