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忠生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古至今，福州人赴台湾，为保卫台湾，开发和建设台湾等都作出重要贡献。本文仅就古代福州人陈第、林谦光、谢金銮、梁上国、杨浚等对台湾地方志的贡献作个论述。

一、陈第撰写《东番记》

陈第(1541～1617年)，字季立，号一斋，福建连江人。陈第为明代名将，他对祖国宝岛台湾甚为关注，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十二月初七日受沈有容将军邀请，同往台湾剿倭。倭寇被打败后，陈第便抓紧时间到高山族聚居的地区(即今台南、高雄一带)进行深入的调查。他走访民间，了解当地民俗、风土人情、高山族人口分布及生产方式等，一一加以记录，回师后写成《东番记》。此书为史料价值很高的一部台湾地方志书，其内容可以分为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阐述台湾岛的地理位置和高山族人在台湾的分布情况。陈第所说的地名和高山族人在台的分布情况，为后人研究高山族社会发展、变迁及研究台湾历史、地理等提供了重要线索。

第二，《东番记》记述了“东番”人的社会组织。陈第把高山族基层组织称之为社，其村社成员较多，相当于部落组织，尚未有酋长。这反映他们的社会组织还处在原始氏族公社阶段。高山族人“性好勇，喜斗，无事昼夜习走。足蹋皮厚数分，履荆棘如平地，速不后奔马，能终日不息，纵之，度可数百里。”①他们之间没有阶级差别，不存在阶级剥削和压迫现象。他们按血缘关系聚族而居，“族又共屋，一区稍大，曰公廨。少壮未娶者，曹居之。议事必于公廨，调发易也”，“无揖让拜跪礼”，②体现高山族原始社会的“民主”特征。

第三，《东番记》记录高山族人民的生产情况。当时，高山族人为了生存从事粗放的农业、畜牧业和渔猎等生产。农业方面其主要农作物有大小豆、胡麻、薏仁、葱、姜、番薯、蹲鸱(即芋头)。水果有椰、毛柿、佛手、柑、甘蔗等。说明当时以农业为主的生产力比较低下，很多方面还保留原始社会的特点。畜牧业方面：畜有猫、狗、豕、鸡等；兽有虎、熊、豹、鹿。据记载：“山最宜鹿，鹿鹿俟俟，千百为群。”③鸟有雉、鸦、鸠、雀等。当时畜牧业不发达，马、驴、牛、羊等较大牲畜的饲养还没有出现，也没有畜群，故谈不上用畜力耕地、运送货物。渔猎方面：高山族人狩猎比较发达，主要靠集体力量围猎。高山族人的狩猎时间主要在冬闲，以鹿为主，鹿是他们的主要食物。他们过着原始的共同劳动、共同消费的生活。高山族住处，“地多竹，大数拱，长十丈，伐竹构屋，茨以茅，广、长数雉。”“器有床，无几案，席地坐。”④建造竹楼相当简陋，屋无摆设。还用竹来制造镖柄等。以上说明，当时高山族人过着以原始农业为主，以狩猎为辅的自给自足的生活。高山族人“居岛中，不能舟，酷畏海，捕鱼则于溪涧。故老死不与他夷相往来。”⑤陈第有感于高山族人原始的生产活动和封闭的社会状况，在《东番记》中说：“饱食嬉游，于于衎衎，又恶用达人为？其无怀、葛天之民乎？”他认识到，“东番人”过的是原始社会的生活方式。

第四，《东番记》记载了高山族人的婚俗、丧俗和文化生活情况。婚姻方式：当时，高山族人实行母系氏族外婚制，由男子入赘女家。书中反映当时母系家庭生活的特点。当时高山族人是实行一夫一妻制，陈第指出：“妻丧复娶，夫丧不复嫁，号为鬼残，终莫之醮。”⑥这说明，当时一夫一妻制还是稳定的。丧俗：高山族人对丧事的处理，陈第在《东番记》作了详细介绍：“家有死者，击鼓哭，置尸于地，环焰以烈火，乾，露置屋内，不棺。屋坏重建，坎屋基下，立而埋之，不封，屋又复其上。屋不建，尸不埋。然竹楹茅茨，多可十余稔，故终归之土，不祭。”这种人死埋屋内，是高山族人办丧事的独特风俗。文化生活：当时，高山族人的思想文化水平还很低下。他们酿酒“采苦草，杂米酿”，“交易结绳以识”，“无历日文字，计月圆为一月，十月为一年，久则忘之，故率不纪岁。艾耆老耄，问之弗知也”。⑦他们的娱乐活动也很简单：“时宴会，则置大罍，团坐，各酌以竹筒，不设肴。乐起跳舞，口亦呜呜若歌曲”。⑧他们的文化生活习惯：“男子剪发，留数寸披垂，女子则否。男子穿耳，女子断齿，以为饰也。”“地暖，冬夏不衣，妇女结草裙，微微蔽下体”。⑨关于社会治安：高山族人对“盗贼之禁严，有则戮於社，故夜门不闭，禾积场，无敢窃。”“杂居而不嬲”。⑩

第五，记述台湾高山族人民和大陆人民之间的交往和贸易情况。《东番记》载：“永乐初，郑内监航海谕诸夷，东番独远窜不听约。于是家贻一铜铃，使颈之，盖狗之也。至今犹传为宝。”说明郑和下西洋曾到过台湾。由于当时高山族人还不懂得明王朝远航行动的目的，因此发生“远窜”逃避的现象。嘉靖末，倭寇侵犯台湾沿海一带，高山族人移到内地山区居住。《东番记》记载：高山族人“居山后，始通中国，今则日盛。漳、泉之惠民、充龙、烈屿(今金门)诸澳，往往译其语与贸易。”说明高山族人民与大陆人民的贸易往来已久。陈第说：“今则日盛”，进一步说明海峡两岸人民之间的交往贸易，在17世纪初，已发展到盛况空前的规模。尤其是福建漳州、泉州两府的人民，及充龙、烈屿等地人民，往往透过翻译，与高山族人做生意。大陆人主要“以玛瑙、磁器、布，盐、铜簪、环之类，易其鹿脯、皮、角”等。(11)当时，高山族人还喜欢收藏汉装，陈第说：“遗之故衣，喜藏之。或见华人一着，旋复脱去，得布亦藏之”。(12)这说明，台湾高山族人与大陆人民之间交往和贸易很频繁，历史也很悠久。再说，台湾高山族人狩猎所用铁器，就是在与大陆汉人交往中得来的，如铁镖等。

从上述看，陈第能在短时间内，收集到有关高山族的大量资料，写成很有价值的《东番记》这部志书，其调查与钻研精神十分可佳。陈第被人们认为是沟通海峡两岸之间友好通道的早期开拓者。

二、林谦光撰写《台湾纪略》

林谦光，清方志学家，字芝楣，又字道收，长乐人。康熙十一年(1672年)副贡生，曾任政和县教谕，延平府和台湾府府学教谕。他教学认真，诲人不倦，受到学子的欢迎。他在台湾教授期间，通过广集资料与采访史迹，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编写成《台湾纪略》一卷(附有澎湖版图)，全书约六千余字，内容分十五目记述，是继陈第撰写《东番记》后的又一部有影响的台湾地方志书，为台湾重要文献之一。

三、谢金銮撰写《蛤仔难纪略》

谢金銮(1763～1826年)，字巨廷、退谷，福州侯官人，家居南门来魁里，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中举人。清嘉庆十年(1805年)，调到台湾嘉义县任教谕。其间，他常听人说起台湾东北部的蛤仔难，这引起谢金銮的重视和关切。他认为此地“势控全局，若为贼有，则祸害靡宁”。(13)他通过大量调查访问后，搜集了大量资料，撰写《蛤仔难纪略》六篇，其内容：第一篇原由，阐述蛤仔难的历史状况；第二篇宣抚，引用仁帝上谕作为开疆的法律依据，揭露海盗离间漳人和泉人以及番族的阴谋等，提出漳、泉人杂居，不分疆域的主张；第三篇形势，阐述蛤仔难的地理面貌和垦殖状况；第四篇道里，阐述自淡水至苏澳，开发区沿途站占和里程等；第五篇图说，考证蛤仔难四家图说的异同，独推台湾知府杨廷理图的正确与可信；第六篇论证，阐述蛤仔难从开疆关系到台湾本土筹边政策变化的历史观点。此书是一部具有深谋远虑的台湾地方志著作，反映作者强烈要求开发蛤仔难，在蛤仔难设官治理的爱国思想。他在书中说“夫台湾之在当日，与内地远隔重洋，黑水风涛沙汕之险，非人迹所到，然犹不可弃，弃之则以为非便。乃至今日之蛤仔难，则较为密迩矣，水陆毗连，非有辽绝之势，而吾民居者众已数万，垦田不可胜计，乃咨磋太息，思为盛世之民，而不可得。”他概括蛤仔难不当弃的七点道理：第一，不能置其地子弟永为逋租逃税、私贩偷运之人，这是治权原则；第二，不能让膏腴之地有经济收入而无财税负担，这是公平原则；第三，不能让那里百姓自斗、自杀、自生、自死而不闻不管，这是社会原则；第四，不能让坏人占据，成为疆土之患，这是治安原则；第五，不能让海匪据为军事后勤基地，这是海防原则；第六，蛤子难形势南趋淡水，西渡福建五虎闽安甚捷，不能让外患波及大陆，这是国家安全原则；第七，民已辟，官未辟，独为政令所不足，则奸凶人以为逋逃之薮，诛求无至，这是建置滞后的恶果。谢金銮还阐述了在蛤仔难设官治理，对巩固台防、开发台湾等方面的好处。他在书中说：“使吾民充实其(蛤仔难)中，吾兵防捍于外，番得所依，寇失所踞，所谓安于无事者也，今之哈仔难亦犹是也”。(14)对于谢金銮的主张，台湾历史学家连横在《台湾通史》中评价说：“噶玛兰(指蛤仔难)开设之议，前后继起，而金銮之议论，尤为剀切”，是“有用之文也”，“足垂不朽”。另外，台湾同知薛志亮主持续修《台湾县志》时，谢金銮也被邀请参加编写。他讲求利病，尤其注意政事和民事，并得到薛志亮的赞扬。

四、梁上国收到谢金銮寄的《蛤仔难纪略》一书后，表示赞同和支持，即上书嘉庆皇帝，奏明将噶玛兰《蛤仔难》收入版图，设官治理。

梁上国(1748～1815年)，祖籍长乐，曾居城内黄巷，乾隆四十年进士，嘉庆九年，除太常寺少卿，拜奉天府丞兼提督学政，嘉庆十二年(1807年)，内迁詹事府少詹事，同年到台湾，并深入蛤仔难作过调查研究。嘉庆十三年(1808年)，梁上国得到同乡谢金銮寄来的《蛤仔难纪略》一书，此书也是一部志书，梁上国看后，深表赞同和支持，并归纳其书内容，即向嘉庆皇帝上书，奏明将噶玛兰(蛤子难)收入中国版图，设官治理，以获海疆之利。这样，谢金銮的《蛤仔难纪略》几经周折，通过同乡梁上国的关系上达到了朝廷。嘉庆帝见奏后，即谕闽浙总督阿林保、福建巡抚张师诚，“悉心妥议奏闻”。嘉庆十五年(1810年)，梁上国的奏议终于被清廷批准了，噶玛兰(蛤仔难)收入了版图。梁上国在噶玛兰厅建置上立有功绩，为台湾地方志事业作出贡献。

五、杨浚修台湾《淡水厅志》等

杨浚(1830～1890年)，字雪沧、健公、昭铭，晚号冠悔道人，侯官人，曾住塔巷。清咸丰二年(1852年)举人，例授内阁中书，充国史、方略两馆校对官。清同治八年(1869年)秋，广东高要县人陈培桂任台湾淡水厅同知，他聘杨浚到台湾修《淡水厅志》。杨浚便很快修成共十六卷的《淡水厅志》，并于同治十年(1871年)刊行问世。该志记载了海峡两岸的贸易情况，《淡水厅志》载：“商贾、估客辏集，以淡为台郡第一。货之大者莫如油米，次麻豆，次糖菁。至樟栳、茄藤、薯榔、通草、藤、苧之属，多出内山。茶叶、樟脑，又惟内港有之。商人择地所宜，雇船装贩，近则福州、漳、泉、厦门，远则宁波、上海、乍浦、天津以及广东，凡港路可通，争相贸易。”(15)台北基隆一带是产煤地，该志还载：“自同治二年八月开口，洎今九年，少者十余万担，多者三四十万担”(16)，光绪元年(1875年)，沈葆桢引进机器开采后，煤的产量又有增加，这些煤主要运到福州、上海等地贸易。大陆的货物，特别是福建的货物，也有很多运往淡水等地贸易，促进台湾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尤其台北经济的繁荣。据《淡水厅志》载，艋舺到同治末年，已成为“淡水最大的村镇，巨商富户，皆萃于此”，“外即八里坌口，商船聚集，阛阓最盛，淡水仓在焉。同知岁中半居此，盖民富而事繁也。”(17)当地呈现一片繁荣景象。此书对研究祖国海峡两岸交往等很有意义。

《淡水厅志》完稿后，杨浚还应邀到新竹纂订郑用锡的遗稿，于是后来有《北郭园全集》问世。此书的刊行，对于研究台湾的庭园建筑等方面，有许多参考价值。这是杨浚对台湾地方志事业的功绩。

以上所说，古代福州人撰写台湾地方志书，不但促进了台湾地方志事业的发展，而且也给后人进一步了解台湾、研究台湾、开发和建设台湾等创造有利条件，其影响和贡献很大，值得人们称赞。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11)(12)陈第:《东番记》。

(13)《榕台关系初探》第124页，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

(14)谢金銮：《蛤子难纪略》。

(15)同治《淡水厅志》卷十一(台湾文献史料丛书)，第298页。

(16)同治《淡水厅志》卷四，第112页。

(17)同治《淡水厅志》卷十五，第3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