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孝祺

一、闽都海洋文化内涵丰富

福建地处我国东南沿海，属湿润的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海岸线长达3000多公里，占全国的五分之一，仅次于广东。福建沿海多岛屿、港湾，有l540多个岛屿，居全国第二。海域面积13.6万平方公里，比陆地面积大12％，是亚洲东部南北交通要道，也是我国距离东南亚、南亚、东非和大洋洲最近的海区之一。福州位于福建东部，海岸线曲长，直线距离约192公里，曲线长1137公里；区域内港湾多，有罗源湾、敖江湾、闽江口、福清湾、兴化湾及海坛海峡等。历史上的主要港口有鉴江港、罗源港、福州港、江阴港、风城港及珀头、潭头、潭屿、营前、苏澳、观音澳等等。《山海经》道：“闽在海中”；顾炎武称：“海者，闽人之田也”。福州人民在长期与海洋相邻为伴的生涯中，滋生了自己的海洋文化。闽都海洋文化底蕴丰富，突出地表现在：一是不畏强敌的抗争性。如1884年法国殖民主义者倚仗坚船利炮发动突然袭击，入侵马江。在强敌面前，福建水师和马江两岸人民奋起反击，以血肉之躯捍卫祖国尊严。又如1937年，日军攻占福州，民间自治组织——福州救火联合会组织力量突袭日军，属下各救火会纷起响应，抗击入侵者。虽反击失利，但显示了中华民族誓与入侵者血战到底的大无畏精神。二是兼收并蓄的包容性。从福清人叶向高携“西来孔子”意大利人艾儒略来闽与福州文人墨士交友切磋，传播西方文化，到林则徐主张放眼看世界，提倡“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从沈宝桢创办福建船政，大力引进欧洲人才、设备、技术为我所用，到严复翻译“天演论”，提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积极吸收外来先进文化，无不是这种兼收并蓄包容性的体现。今天，福州把“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作为城市精神，则是这种兼收并蓄包容性的高度提炼。三是奋发进取的开拓性。这种开拓性，在近代福州史中更多地表现为自强不息的闯荡精神。一代代闽都人闯荡江河湖海，他们投怒海、奔九州、闯世界，崇尚冒险精神，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到处都留下闽都人开拓的足迹。

二、福州人远涉重洋，向外发展的历史悠久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闽人自古就有远涉重洋，谋生海外，旅居海外的传统。早在汉代就有先民移居菲律宾群岛。唐代，已有先民到东南亚和日本经商。南宋末年，不少人因战乱迁徙海外。明代，沿郑和下西洋的航线在东南亚谋生的更多。他们背井离乡，飘洋过海，去寻找生活的新出路。据《福清市志》记载：清顺治18年，冒死开往日本长崎的一艘帆船上就有福建散商32人。20世纪初，福清新厝、港头、江镜、高山等沿海不少乡民往往中辍耕耘，嘱咐同伴转告家属其远涉外洋，登上途经村边的火轮下南洋。民国时期，军阀割据，战乱频仍，更多的乡民前往海外谋生。福清人下南洋中有70％闯荡在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与日本。只要有一个人“出洋”成功，就会通过亲缘关系，带动几十甚至几百个乡亲出国。据福清官方统计，2005年福清有80多万人在100多个国家闯荡、打拼。每年约有2万余人因移民、留学或务工经商形式离开家乡闯世界。如今，福清人在日本已超过l0万人，在英国有5万人，在南非则超过4万人。又如闽清人黄乃裳率l000多人渡海到马来西亚诗巫垦荒建设“新福州”。即便是在明清时期，实行禁海政策，严令沿海郡县“禁民下海”，福建东南沿海民众，亦不惜冒被官府发现杀头坐牢之险，偷偷出海。明成祖永乐年间，三保太监郑和先后七下南洋，船队驻泊长乐太平港，招募当地水手、翻译、杂役。长乐洋屿、猴屿、霞洲、文石等地有很多百姓应募随船到各地谋生，留在南洋各国。至今，印尼爪哇岛的三宝龙“三保大人庙”左侧，有一座长乐亭，即是当年侨民所建。

三、闽都海洋文化开拓精神的历史地理背景

（一）为生计所迫

福州沿海民众“善操舟，习水斗”。福建依山傍海，山多田少，土地薄瘠，适宜种植的田地并不多。很多田地尽属沙碛，只能种杂粮或地瓜。即使风调雨顺，所收之粮亦不够当地人民果腹。如遇自然灾害，便有断粮饥谨之威胁。自古以来，随着人口逐年增多，粮食短缺问题日益突出，米贵如油，迫使部分沿海百姓讨海为生，或东渡台湾、下南洋，甚至下海为盗。同时，沿海处处可以登舟，又为民众下海闯荡世界提供有利的航海条件。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指出：“海滨民众，生理无路，兼以饥谨荐臻，穷民往往入海从盗，啸聚亡命……海滨之民惟利是视，走死地如骛……官府即知之而不能禁，禁之不能绝"。由此可见，民众向海洋拓展亦是人类社会一定历史地理环境下的产物。冒险闯荡，漂洋过海，既有成功，也有失败。但毫无疑问的是这种拼搏的结果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与外界的交流，改变了自己的生活状态，也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如清代中叶，长乐人到马来西亚从事垦荒开发、栽培橡胶、开发锡矿，同时把福建传统工艺传入侨居地，对促进当地经济繁荣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马来西亚独立后，长乐人把投资触角从商业、矿业、农业转向装配加工业和服务业，推进了当地工业化发展进程。又如，台湾地处热带、亚热带地区，气候温暖，土地肥沃，吸引大批福建人赴台从事农业开发。明崇祯年间、郑成功收复台湾后以及清乾隆年间解除海禁后，都有大批的福建人入台，发展台湾农业。延绵不断的闽台农业开发，一方面使地少人多的福建人(包含福州人)获得了生存、发展的新生地。另一方面，台湾农业的发展，使台湾农业逐渐摆脱了原始状态，大片蛮荒之地得到垦殖，有了人气并渐成了一个个村落聚居地，使台湾成为一个新兴的农业区域，促进了两岸贸易的互通有无。台湾所需木材、布帛、油、茶、烟纸、笋干、香菇及日常百货用品从福建输入；台湾的大米、糖、樟脑、鹿皮、麻等则输往福州。

（二）得天时地利之便。

一是港口之便。福建沿海遍布港口，福州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据郭伯苍《葭柑草堂集》载：“相传汉时，海舶碇于还珠门外”(今鼓楼区贤南路)，表明福州已是当时海外交通贸易的重要口岸。当时“旧交趾七郡贡物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福州作为海上运输的重要港口的作用与日剧增。据记载，当时福建福州同林邑、扶南、狼牙修、阁婆、狮子国和印度洋等均有通商”。福州港在对外交往与海外贸易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二是造船发达之便。早在三国时期，东吴政权为增强财力与军事力量，就大力发展造船和海上运输。吴景帝时，在建安郡侯官(今福州)“典置船都尉，领谪徒作船于此”。福州因此成为当时的造船基地。晋代，连江设有专营船舶制度的“温麻船屯”。汉时，所造之海船就很高大，可乘六七百人，可载“万斛”(300吨)之物，北航辽东，东行琉球、南通南洋，西达大秦(罗马)，贸易活动“往返于波斯天竺、狮子国、林邑、扶南”等地。宋代，福建沿海造船技术又有很大进步“不仅船型大，而且设备好，适宜远航”。造船业的发达为民众借用海路开展对外贸易提供便利的交通工具。三是指南针应用之便。宋代发明的指南针已被应用在航海事业上。宋人《萍州可谈》一文指称：“舟师识地理，夜则观量，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指南针成为航海中辩别方向的工具。四是开放政策之便。相对于明清时期的闭关锁国政策，唐宋时期，朝廷对外交往采取较为开明的政策。唐太和8年(834年)，唐文宗下诏书“南海著舶本以慕化而来，固在接以恩仁，使其感慨”，强调“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船舶、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税率”。宋神宗赵顼把舶商看作是利国的一项要政；南宋偏安江南，以寻求海上贸易来扩大经济发展；宋高宗则认为“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当，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于民？”这些对东南沿海民众从事海上活动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闽都海洋文化开拓精神的传承。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群众漂洋过海闯荡世界之路基本上受阻。在计划经济年代，受左的思想束缚，人民群众勇于开拓、敢闯敢拼的传统受到压抑。但是，即使是在那种高压年代，不少福州人还是冒着被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投机倒把”帽子的危险，不屈不挠地去开辟自己的生存之路。这种现象在沿海长乐那里表现得最为突出。长乐由于地少人多，谋生艰难。很多农民想尽各种办法寻找出路，或者从事小买卖，或者搞一些副业，在艰难的禁锢环境中开辟生存之道。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福州城内经常可以看到一些长乐人挑着担子，挨家挨户收购市民宰杀鸡鸭留下的鸡毛、鸭毛，赚取蝇头小利弥补家庭生活费。改革开放后，长乐人积极进取的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充分的发挥。只要是认准的事，他们就会不依不挠地去闯、去开拓，在开拓进取中闯出自己的新天地。长乐人的开拓进取精神，最为突出的体现在两个方面：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80年代，长乐人采取“国家允许的大胆干，国家不允许的不能干，国家没规定的试着干”的做法，先行先试发展乡镇企业。其特点是：一是发展速度快。采用村办、乡办、各种形式的联办发展乡镇企业，遍地开花，发展速度之快，数量之多，居全省前列。数年间，乡镇企业从“草根工业”长成“参天大树”；从家庭副业到企业再到产业，越做越大。著名经济学家费孝通上世纪80年代在长乐考察时，看到长乐民间村村办厂的火热场面，感觉长乐的纺织业像草根一样，漫山遍野繁衍不息，生机勃勃。l0年后，他再看长乐纺织业时，草根已经长成大树并成林。二是不断演变提升。长乐不是产棉区，但纺织业已发展到700多家，产品从生产蚊帐、窗帘布起家，经过不断的演变，不断的开拓，逐渐转向涤纶纱、混纺纱、晴纶纱再延伸到涤纶短纤、绵纶等科技含量高的产品，年产值突破200亿元。三是不断扩张。长乐人依靠敢闯敢拼的开拓进取精神，不仅做大做强本地纺织业，还把触角伸到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并积极参与西部大开发。除纺织业外，长乐人创办企业的触角现在已延伸到房地产、金融、港口、服务业等领域，其冶金企业已在全国遍地开花。四是富于创新。长乐人创办企业所需要的资金极少是从银行贷款的。一但看准了市场、看准了目标，他们首先是请其他企业、或者动员亲朋戚友投资入股、参股，创造新的融资模式，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实现资本、股权、产业结构上的多元化；由家族企业向现代企业推进，事业越做越大，并逐步向海外拓展。

漂洋过海实现“美国梦”。长乐市位于闽江口南岸。长乐东南部的几个镇，如潭头镇、梅花镇、湖南镇、漳港镇、文武砂镇、古槐镇、江田镇、松下镇等，濒临东海。近代史上，长乐人的祖先陆续出国的就很多，旅居日本、越南、菲律宾等地。据《长乐志》记载，顺治18年，清延实行严厉的海禁，强令距海岸30里地区的百姓内迁，违者严惩不贷。但仍有不少人不满清廷统治或迫于生计而偷渡出洋。鸦片战争后，西方殖民者在中国沿海以诱骗手段招收“契约劳工”，从事劳役劳动。民国初期长乐人采用旧客带新客办法，由在海外亲属牵线出洋谋生。仅民国6年，长乐输出劳工就达到l万多人。那时，很多长乐人为了谋生，为了躲避战祸偷渡出国。而且不少在南洋群岛的长乐华侨和原在港台定居的长乐乡亲移居美国，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长乐人到美国谋生创造条件。从80年代开始，许多长乐人，传承了这种出外谋生的习俗，以乡下农民为主，包括企业员工、在职干部，通过各种正规或非正规渠道“出使”美国，包括身负沉重的债务与冒着葬身大洋、丧失生命的风险，历经千辛万苦去美国。他们历经种种磨难，取得合法身份，站稳脚跟后，又利用宗亲关系互相帮助，向家乡的亲友招手，一带十、十带百，吸引更多的人出去。不少长乐人认为，不去冒险就永远受穷，就不能改变现状。近年来，国家严厉打击偷私渡活动，但长乐人仍然想方设法，以旅游、考察、探亲、商务、留学等等方式规避打击，“合法出境、非法拐道”，通过“中转地”偷偷出国，有的要折腾好几次才成功。出国闯荡在当地是一种普遍现象，有的村出去的男人达90％。据估计，仅生活在纽约的长乐人就有20多万。在美国人眼里，最能吃苦的是中国人；在海外中国人眼里，最能吃苦的是长乐人。他们赴美后从最卑微的工作做起，如当厨师、端盘子、开小店，一点一滴积累财富，通过辛勤劳动，在完成“原始积累"后，再向其它领域拓展。目前，赴美长乐人经过一番磨练后，除了餐饮业外，创业的领域已延伸到商业超市、汽车运输、工业加工、文化教育等。他们以辛勤的劳动为侨居地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