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近百年，“电光刘”这个在当时鼎盛一时的工商世家，并未像三坊七巷中的其他名门望族那样，被后人作为构建那个时代福州城的关键性人物。

历史书籍传播的缺乏、见证过刘家荣光的厂房的拆迁、刘家后代的离散，这些都在经意与不经意间制造了“电光刘”族系那段民族工业发展史的神秘，以及刘氏家族百年后的沉寂。

当然，这并不妨碍刘氏家族神话在坊间的流传。虽然只有上了年纪的福州老人依稀记得那个曾经在傍晚灯光耀眼、通过一个连着电线的方盒子可以传出人声的宫巷大户，透过代代相传下来的零星描述，这个家族的繁盛与兴旺仍然遮掩不住。“解放前，福州有三座最高的建筑，一座是黑塔，一座是白塔，另外一座便是刘家的烟囱”，关于刘家企业的光荣过往，这也许是福州城里流传最广的记忆。只是，因为缺乏细节，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和荣氏家族在同一时期成为民族资本家的家族，曾经有过怎样的光环？这个鼎盛时期拥有20多家企业的庞大集团如何一步步形成？刘氏家族成员又如何共同执掌这个集团？

在长达一个多月的采访中，我们走访曾经在刘氏家族工作的老员工、见证过刘家富贵生活的刘家后代以及研究过刘家民族工业发展史的学者，我们试图寻找到更多的线索，还原一个传奇的工商家族，一段尘封的家族演变史。

一家核心企业

1910年，刘家民族工业发展史上的第一个关键性年份。刘氏民族工业集团中第一家企业——福州电气公司创办。

1910年的中国并非和平盛世，但战乱的世态却为包括刘家在内的众多中国民族资本家提供了一次快速发展的机会。甲午战争失败，洋务运动破产，官办企业对商业企业的压迫放松，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势力入侵，中国民族工业的确在夹缝中获得了一个舞台。相比之下，因为福建并非帝国主义投资的重点区域，福建的民族工业企业便也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只是，从这之后，中国所处的便是一个列强侵略、军阀混战的时代，中国的民族资本家们犹如戏子，需要八面玲珑，周旋于封建军阀、地方官吏、帝国主义势力之间，争取出场和唱主角的机会。

刘家兄弟的过人商业性格，足以支撑其在这复杂的官场、商场上游刃自由，而福州电气公司的创建就可见一斑。

那一年，刘崇伦刚从日本完成电气专业学习回国。这个对日本的先进企业颇有研究的年轻人开始在福州城里寻找机会。老天的确总是照顾有准备的人。不久，他就发现了一家名为耀华的电灯公司。这家公司创办于1909年，当时集资两万元，置有15匹发动机一台，能供应200多盏灯，并已在市内栽杆准备发电。只是，经营半年，因为营业亏损、资金短缺、厂内设备简陋、技术落后，耀华电灯厂面临各种困难。而且，耀华是福州当时仅有的两家电灯公司之一，而另一家由邱希仁筹建的电厂，虽然已经经过福州府的批准，但还没开始具体进行。

得到这个消息后，刘崇伦开始和几个兄弟商量着凭借刘家在政治、经济上的势力，收购耀华，取代其在福州电气事业上的位置。

不久，刘家兄弟一方面通过当时的福州府官员、警局总办陆子良出令，借口耀华尚未登记、文明厂只得福州府批准为非法，强迫他们停止经营；一方面由刘崇伟出面集资8000元，承接了耀华电灯厂的财产，成立福州电气公司。

福州电气公司开办时资产达12万元，股东8人。之后刘家出资4万元，占股本的三分之一，再凭借刘家的势力，几乎从一开始就控制了整个公司的经营管理权。福州电气公司是刘家企业中规模最大、设备最完善的，同时也是创办其他企业的目的和核心，成为刘家集团胜衰的一条重要线索。

逐渐形成的产业集团

刘家集团的组建，速度惊人。

创办福州电气公司之后，刘家兄弟很快又将目光锁定另一个新兴行业———电话，刘家希望掌控福州的整个电气事业。

福州设置电话早在清朝光绪年间。光绪30年，官厅方面设立电话机器总督衙门，只是规模太小，电话号码不过百余号。民国成立，政府有意将电话移归民办。政府关系灵通的刘家自然不会错过这样一个机会。不久，刘家就接手了前清官办电话，并在1912年末改组定名为福建电话股份有限公司，由刘崇伟出任董事长兼经理。

从电话公司开始，刘家兄弟以平均一年增开1－2家企业的速度发展，当然，这些企业多数为福州电气公司的附属企业，为电气公司的发展提供原料与市场，1920年代，刘家集团已经形成了一条相当完整的产业链。

1914年，附属修理厂设立，设立目的在于使电气公司本身和用户的机件和马达能自己修理。在此之前，电气公司早于1911年就已设有机械工场，但因为设备简陋，只能修理公司内部的零星机件。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公司发电需要的配件来源变得困难，才将机械工场扩充做了修理厂，并且添置了大批的工作母机和精密机械工具，自行制造大小配件，保证公司安全供电。

1918年底，刘家兄弟创办了除电气公司、电话公司之外的第三家独立性企业———梨山煤矿公司。煤矿公司的成立同样是为电气公司服务。在此之前，电气公司发电需要的燃料煤炭多半来自台湾，价格昂贵，自己解决燃料不失为控制成本的好办法。

为了推销电力，电气公司从1917年起，陆续成立了制冰厂、福州油厂、建兴锯木厂、玻璃厂、精米厂、炼糖厂；为了解决用户购买电料的困难，于1920年开设大用电料行和同光电行；为了扩展业务，又于1922年设立了福清电灯分公司和连（江）（头）电灯分公司；为了解决资金问题，还曾在城内和南台设立存款处，吸收社会游资；为降低运费，刘崇伟和刘崇仁两兄弟于1927年合资组建“刘正记”轮胎行，主要业务便是替电气公司从台湾运煤来闽。

一个迅速成长的神话

像是蜘蛛布网，网络的大小、网线的粗细程度与布网的蜘蛛直接相关。在刘家集团中，福州电气公司的角色有些像蜘蛛，在其将网线布向更远的地方时，它自己也正在成为一个更强壮的家伙。

这只蜘蛛的成长速度甚至有些像神话。

了解一家企业的发展，数字也许不是最全面的表现方式，但的确是最直观、有说服力的方式。来看一组关于福州电气公司的数据吧。

1911年10月，刚成立的福州电气公司的电灯用户还只是234户；1924年，整个福州城已经有11743户人家在使用电气公司的电灯。

公司第3届（1913年4月－1914年3月）电费收入105948．31元，到第16届（1926年4月－1927年3月）时，电费收入已经提高至719369．53元，增长近6倍。

员工人数变化自然也是了解电气公司发展的不错途径。电气公司成立的第一年，职工数只有110人，但到第7年已经增至252人，1924年增加到740人。

维持公司快速增长的，是不断增加的资本。一份历届决算时实际资本总额及其他积存、滚存情况表，完整记载了福州电气公司1912年3月至1937年12月间的资本积累及使用情况。在开办初期，这家公司的法定股本为12万元；1914年，法定股本增至30万元，实收20万元；1927年3月结算时，实收股本额已经达到100万元。表格中的主要数据有六项：实际资本总额、实收股本、借入款项、前届公积金积存、前届折旧准备积存、前届盈余滚存。透过这份表格不难看出，电气公司资本不限于股本一项，借入款项、前届公积金积存和盈余滚存，甚至是前一届财产折旧准备积存，都被作为公司资本扩大的来源，并且在资本组成中占着相当大的比重，比如其中借入款项对公司扩大再生产的作用就远过于公司自身的股本。如同滚雪球，不断的巨额资本投入为公司扩大再生产提供了资金支持。

当然，对于任何商人来说，高额投入的目的只有一个———更高额的产出。那份记录电气公司历年收入支出及纯益情况的表格，应该是让刘家得意过的。1912年3月结算时，电气公司第一届纯益为9977．81元，以后纯益逐年增加，这种持续快速的增长一直持续到1917年。根据1917年3月结算，第六届纯益已增至152787．21元，比前者增长1431．3％。

刘氏兄弟的商业基因

野心也许是刘氏兄弟最具魅力的商业性格。在刘氏集团的逐步形成中，这种野心如同原动力，最大限度地激发着刘家兄弟的其他商业基因，推动这个家族企业集团一步步走向垄断。

“在那个时候的福州，刘家兄弟不是最有钱的，但也许是最有投资眼光与胆识的”，刘家第19代孙刘岳在记者采访时这样提到。事实的确如此。20世纪初的福州，即使是拥有大量资本的罗勉侯、黄瞻鳌、尤恒慎等三大户，也都只投资商业（多为布业）、钱庄、当铺等。这几近空白的市场对看中公共事业的刘家兄弟来说，实在是不错的机会。

此外，刘家兄弟子侄多留学国外，学到了一套现代工业技术。留学日本的刘崇伦仿效日本三井，掌握了当时资本主义的最新组织———股份公司的组织管理技能。和这套管理技能相对应的，是一整套的现代企业管理模式，在具体的管理方式上，不难发现世界500强企业成功经验的影子。这些让刘家集团在当时现代工业并不发达的福建，获得垄断地位成为必然。

为了配合这套管理技术的实施，刘家还网络了大量的技术和管理人才。为了保证人才的及时补给，刘家在当时还设立了艺术传习所，广收艺徒。

也许，谈论一家近百年前的中国民族企业的企业文化，并不是一件有感召力的事情。但这个家族企业的一些做法确实让人惊叹。当然，这与时任福州电气公司经理兼总工程师的刘崇伦不无关系。据说，电气公司对中上层干部在中午有提供工作午餐的制度，这种午餐的质量十分讲究，每人一个月要花近100元，而当时一个工人一个月的伙食费也不过五六元。大家在午餐时畅所欲言，刘崇伦则利用这个机会，边了解情况，边解决问题。另外一件事情则成为当时广泛流传于集团员工和福州坊巷间的谈资：刘崇伦有个年轻漂亮的爱妾被公司中一个外籍员工诱走，刘说他们年龄相近，恋爱是人之常情，还派人送去一笔钱维持生活。

电气公司有个制度，每年年终给干部和工人发红包，红包内有的附有评语，但都是保密的，谁泄密，谁的红包就将被取消。

刘家集团的隐形生产力

现代企业营销专家将生意形象概括为人与人的交流，在那段特殊时期的资本舞台上，民族资本家与封建官僚、帝国主义势力的良好关系则是最重要的交流目的，并且作为一种隐形生产力，决定着各个资本家的命运。

在这方面，用长袖善舞形容刘家兄弟并不为过。在刘家兄弟发家之前，刘家已是福州望族。在其创办企业的初期，虽然刘齐衔已去世很久，但他的下属和门生还星布福建，且居重要位置，与刘家兄弟关系甚好。另外，刘崇佑选上福建省咨议局副议长，刘崇杰当了商务印书馆编辑，加上刘崇伟、刘崇伦、刘崇侃等都由日本留学归国，刘家政治地位大大提高。这又反过来加强了他们与当时官僚的关系。

政客和商人从来都不会绝对地划清界限。刘家凭借良好的政治关系创办了一系列企业，而企业的创办也使刘家以企业家面貌出现，这一面貌就像跳板，为他们争取了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有资料记载，这一时期中曾任省长的汪声龄、胡瑞霖，督军李厚基，省防司令李生春等都是刘家的常客。

帝国列强是当时的刘家兄弟需要打理的另一重要关系。

这一时期各个帝国主义在福建的势力主要是日本，而刘家与日本的关系早有渊源。

对于商人来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刘家兄弟是这条商场生存法则的完美领悟者，亦是严格执行者。刘家一方面和日本三井洋行做生意，通过生意往来稳定与日本人的交往，一方面同样以经商名义，寻找美英列强的支持。

这是刘家民族工业发展的大幕拉开后，刘家兄弟唱得最好的一段戏。同行、官僚、列强仅是做了配角，嬉笑怒骂，最终只是配合了刘家兄弟的长袖善舞。

（本文来源：东南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