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宋代西市一派繁荣景象，甚至出现了当时的“奢侈品”玻璃（详见本报昨日A7版）。昨日，福建省文史专家们论证认为，宋代福州城处于“黄金时代”，当时的繁荣与福州是座“水城”有关，城内遍布着相当于现在高速路般的河道，带来交通的便利，由此带动经济发展。而宋代福州城类似意大利威尼斯，内河河道能容许起码7吨重的大船通过。同时还配有码头、港口，甚至还有调蓄水流、管理船舶的水闸。

福建省文物局郑国珍局长说，现在安泰河看起来河面约5米宽，在唐朝时可不止。他推测，王审知所处的是冷兵器时代，福州城要能抵挡得住进攻，护城河宽度起码要比一般的梯子长。当时安泰河河面应该超过10米宽。

到了宋代，虽然没有文献资料记载安泰河的河道多宽，但诗人龙昌期写到，“百货随潮船入市，万家沽酒户垂帘”。这说明宋朝安泰河边依旧能用船进行货运。

而根据民国时期的资料显示，安泰河水上运输发展到民国时期还很发达，可以乘潮通航6~7吨船只，沿河店家所需货物大都由店后的小道头上下，南后街木家具店所用木料亦扎排由此河运入。

由此他推断，在宋代安泰河可能还不止十米宽，能容纳载重超7吨的船往来。此外，公元1056年，蔡襄次在侯官、闽县、怀安三县兴修水利工程。他还在“乐游桥”(今晋安桥)向南北垂直方向挖河，把闽江与福州北郊的溪流联系在一起，形成了福州第一条贯穿城区和郊区的南北“大运河”。

据考证，水路贯通后，城内往来的船只多了起来，为了便于管理通航，同时起到调蓄水流的作用，福州城内各个重要关口又设立了水闸。

福建省博物院副研究员高健斌说，根据《永乐大典方志辑佚》记载，宋代福州城内设有12座水闸，围绕着东湖和西湖分布。以此次发现的西市附近的金斗闸为例，高八尺二寸，长一丈四尺多。

宋代时的一尺相当于现在的30厘米，一丈大约有3米多。这意味着这座金斗闸高度超过2.5米，宽度超过4米。

此外，在当时这些水闸都有专人管理，根据《永乐大典》记载，平时归属于附近的寺庙看管，还配有官方设立的巡铺屋，西湖边上就设有一座，由四名士兵看守，每十天轮换一次。

福州城内的水路畅通后，配合着东、西二市的发展，码头、港口应运而生。福建省文史馆馆长卢美松说，虽然目前还没有更多的考古实物出土证明这一点，但可以从典籍上找根据，已经能确定两处宋代的码头。

一处位于现在农林大学背后的怀安村，这里是乌龙江与闽江的交界处，当时可以容纳上千只船舶停靠。当时南来北往的茶叶、中药材等货物都会在这里下船，或是通过陆路送往城内，或是转运出海。因为商贸繁荣，还特地在这里设立了怀安县衙署。

还有一处是现在的新港，据《三山志》记载，北宋起新港境内河口，就已成为福州内河的一个港口，并有造船的历史。南宋绍兴四年(1134年)时，“凡百货舟载此入焉”，意思是载着货物的大船都在这里往来。因为商贸繁荣，官府还在此设“临河务”(相当于“市舶司”)。

除了城内通航便利外，出福州城直接坐船也很方便。据考证，宋代福州城内还有至少2座水门，可以容许船只进出。

郑国珍说，在王审知修建罗城时代，就设立了两座水门，从现在的考古发现看，安泰河边的金斗门很可能就是水门。城门立于河道中，可容许船只通过。

到了宋代，水部门很可能也是一座水门。水部门又名水涉门，靠近“临河务”，直通出城归入闽江。根据一张晚清时期的明信片显示，当时这里仍能容纳船只通过，由此推断，宋代时水部门是福州城重要的水路出城口。

(东南快报)

郑国珍说，宋代福州城北至屏山，南到洗马桥一带，向西扩到大梦山一带，向东扩展到塔头。把于山、乌山都包了进来，初具三山、两塔的现代雏形。

宋外城的范围，可以说是远超汉冶城、晋子城，大约是唐罗城的两倍大。到了明清时期，福州的版图范围也仅是在宋外城基础上再做拓展。因此在福州建城史上，宋外城具有颠覆式的意义，这就得益于城内水路的发达。

城内水路交通的便利，相当于现在的三环，增强城区人口流动性，再加上南宋时期政权南移，大量中原人士入闽，原先的城区面积已经不能满足居住需求，因而向外拓展。

郑局长分析，交通的便利，城区的发展，又带来了经济的发展。

他说，福州西市的发现，再一次证明了当时商品经济的繁荣。福州城以生产茶叶、布匹、饰品而著名，这些很可能就是东西两市里的贸易商品之一。

这些商品，当时也随着城内发达的水路交通，先是由货运头从城里被带到入海口，再改装到大船里，驶出福州港，有些被带到东南亚，有些则北上朝鲜半岛，换回了香料、药材、玻璃器以及白银。而这条路，正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之一。

而福州码头的发展，又依赖于唐宋时期城区内发达的水系奠定下的基础。因此，福州宋代西市的发现是一个重要的线索，为研究福州水路交通、港口经济以及“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了重要依据。

（本文来源：东南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