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回顾了福州红色文化的产生和发展过程，重温了其从低谷到高潮的曲折发展道路，以福州文化发展的视角，确认了红色文化的历史地位，总结了红色文化的福州特色，对于研究福州文化，丰富福州城市精神内涵有参考价值。

　　文化的含义十分广泛，笔者将其划分为四个层次：物态文化层、制度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和和心态文化层。相对于两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史而言，面世不足百年的红色文化显然对当今中国人的行为和心态的影响略显不足，而且马克思主义文化是从国外传播来的，中国化需要一段很大的历程，所以如何让今天的国人重新认识那段革命战争历史，认识由中共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共同创造并极具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探讨其蕴含的丰富革命精神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尤为重要。笔者试从福州的革命史角度，侧重在心态文化层面探讨福州的红色文化。
　　福州地处我国东南，在历史上就是一个有两千两百多年文明的古都，在八闽中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于一身，又因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渊源造成其独特的文化特性，形成“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文化精神，有着对外来文化宽广的接纳气度和包容精神，使得福州能够在八闽保持文化优势，弘扬“开先”精神，历久不衰。在上个世纪那段特殊的岁月里，开明的福州文化敞开胸怀，大胆地吸纳马克思主义文化并发扬光大，孕育了自己的红色文化，形成了福州特色的文化符号，使福州丰富多彩的精神内涵增添了积极向上的因素，对于塑造当代福州特有的“三观”有借鉴意义，对于努力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这块热土有激励作用。
　　一、中国共产党福州地方组织的诞生是福州红色文化的产生基础
　　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是红色文化的创造主体，研究红色文化，也必须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入手。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受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的影响，以陈任民、方尔灏为代表的一批福州进步青年，从1921年7月起，开始与北京的李大钊、上海的恽代英、邓中夏、施存统、广州的李之龙、杨匏安等建立了通信联系，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成为福州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1922年10月，陈任民从上海回福州，团结福州进步青年方尔灏、叶敏修、何天衢等人，组织了以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宗旨的福州第一个传播马列主义的进步社团——“民社”。同年12月，陈任民、方尔灏等创办《冲决》周报，激烈抨击军阀黑暗统治，宣传党的民主纲领，是福州最早宣传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主张的刊物。1925年7月中旬，团组织开办了第一家书店——福州书店，书店销售《向导》、《中国青年》及马列主义书籍。1926年初，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福州地方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直属中共中央领导，是福州最早的党组织，也是福建省第一个地委一级的党组织。从此，福州的本土文化又增添了一页崭新的篇章，给当时甚嚣尘上的尊孔复古逆流以当头棒喝，为沉闷保守的福州社会文化圈注入一股清新的潮流。福州红色文化在青年学生中产生，以文化载体——书报、书店等为传播手段，决定了它是一种在下层文化圈中流传的亚文化，它的出现必然与主流文化发生冲突，但也影响和受主流文化影响，在这一过程中逐渐产生了福州地域特色。[《福州党史知识》，石建国主编，2001年4月版，第3页至第10页。]
　　二、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实践是福州红色文化的发展基础
　　福州长期以来是八闽的政治文化中心，是北洋军阀及国民党等反动势力统治的中心地带，在大部分时间里与中共处于敌对状态，决定了红色文化在福州生存和发展的艰难处境，与共产党统治区内（如闽西中央苏区县）红色文化的繁荣局面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仅管中国共产党在福州的实力相对较弱，但仍充分利用种种条件，与反动当局斗智斗勇、巧妙周旋，壮大了国统区的红色文化。福州的学生和广大群众在中共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进行英勇斗争，有些活动在福建省甚至全国都是影响巨大、意义深刻的，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不可抹灭的一笔。
　　在大革命时期，“五卅“运动”的影响波及福州，加上青年会中学和英华中学的学潮在福州产生极大影响，使得福州反帝反殖民文化入侵的斗争走向高潮。1925年9月，共青团福州地委学生联合会成立“收回教育权运动委员会”，10月成立“非基督教运动委员会”，把领导反文化侵略、收回教育权运动作为工作的重点，还派出大批人员，深入各教会学校，在学生中宣传鼓动和串连，提高教会学校学生的觉悟，促使学生纷纷脱离学校，使教会学校学生人数一时聚减，几致关门，教会学校被迫向教育部立案注册，撤换外籍校长，改聘不信教的中国人任校长，并接受学生“停开一切宗教性科目，接受收回教育权运动委员会审查”等要求。[《福州革命史》，石建国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8月第一版，第51至55页。]这场斗争成为“五卅”运动一项有机组成部分在全省产生深刻影响，为此后继续斗争奠定基础。1927年1月，中共福州地委以“仁慈堂”虐婴案为契机，再次发起“反文化侵略，收回教育权”运动。2月，福建涤社出版《青年之路》第三期——《收回教育权专号》，发表《收回教育权运动宣言》，接着福州各界又成立“收回教育权筹备委员”，由协大教授陈锡襄主持召开福州各界反抗文化侵略大会。运动波及协和大学、协大初中、英华中学、协和师范中学等教会学校，3月24日各界群众计千余人在仓前麦园顶游行示威，4月1日再召千余人正式成立“福州反文化侵略收回教育权大同盟”。在此期间，教会学校广大师生纷纷起来斗争，许多学生自动退学，抵制帝国主义奴化教育。运动断断续续延续了数年之久。[《福州革命史》，第72页75页。]这两次斗争是受红色文化影响下的福州本土文化对外来的帝国主义奴化文化的抗争，是红色文化影响并融入本土文化的一次有益的尝试，斗争影响深远，在福州人民心中留下深刻印象，这本身就是创造了红色文化。此外，工农群众成立工会联欢社、俱乐部乃至福州总工会，引导工工人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成立农会、农协、农民武装，引导农民减租减息，反拉夫抗苛捐杂税；成立福州各界妇女联合会，引导妇女反对封建婚姻制度文化，提倡男女平等，鼓动妇女参加经济和政治斗争，所有这些都表明红色文化思想在逐渐融入福州人民的生活中，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基本特征展示在福州人面前，仅管稚嫩但却是富有生命力，它在福州这块有“海滨邹鲁”之称的文化沃土中扎下了根，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汲取丰富的营养，积蓄着力量。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福州的红色文化生存最为艰难的时期，同时也是其在曲折斗争中不断发展、逐渐成熟的重要时期，它曾一度将影响的区域扩大到占全省近一半的面积，也几度遭受国民党当局的近乎毁灭性的破坏，然而根植于草根阶级中的红色文化却不是那么容易被扑灭的，一有机会必然重新恢复过来，不时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黑暗沉闷的福州社会中焕发炽热的光芒。1928年初中共福州市委负责职工运动的许福官领导的大木工人要求加薪的斗争，这场斗争的特点是利用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合法斗争武器，表明了红色文化主动与主流文化交流，汲取其优点，尝试着走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1929年2月在党领导下，福州工人组织机关报《铁锤》创刊，每期50份，每本5页，发行到工人，《铁锤》主要为工人创办，登载工运信息，以体现各行业工人斗争情况，帮助民众把握政治立场，在群众中解释政治问题和斗争问题等，[《福州党史知识》，第13页。]这是党领导的福州第一个工会组织机关报，表明红色文化已从最早仅在学校学生间小范围传播扩展到在广大福州工人阶级中传播。使得革命斗争有了系统的理论指导，明确的指示方向。1931年至1932年间，福州地下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1932年福州中心市委才开始重建。根据中央“要建立市委自己独立的宣传工作”的指示，陆续创办了《工农报》、《怎样干》、《新生活》、《火星》等报刊。其中以《工农报》时间最长，印数最多，影响最大。1932年3月创刊的《工农报》对福州人民革命斗争的情况报道最多，每期有一篇社论，中心市委还通过《工农报》向全市人民介绍福州在押政治犯绝食斗争情况，引起社会很大反响；此外，还创办党内刊物《怎样干》，为月刊，及时把中心市委及各阶段工作重点和计划口号等传播到群众中去。1932年4月轰击社、帝国主义研究会、现代读书会、摩登读书互助会等文化团体联合成立福州文化联盟。轰击社出版《火星》，帝国主义研究会创办《新生活》，这些刊物曾经公开发行一年多时间。[《福州革命史》，第113至115页。]这些报刊的创办和发行，对宣传、教育民众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一时期的红色文化主要表现在革命处于低潮形势下，通过建立各种形式的宣传阵地，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吸引和团结广大民众，加入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斗争行为，达到在长期艰苦斗争中积蓄革命力量的目的，这是红色文化在白区斗争的一项重要任务。
　　1934年至1937年三年南方游击战争中，国民党势力对中共领导和影响下的进步力量发动了文化“围剿”。国民党福建当局查禁进步书刊，拘捕“左海书局”老板，对福州的红色文化进行摧残。面对当局的文化“围剿”，福州地区的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巧妙地利用合法报刊，出版红色通俗刊物，运用各种文艺形式，宣传抗日救亡，歌颂人民革命斗争。30年代中，文化界的进步青年巧妙利用福州官办的报纸《福建民报》与《南方日报》的副刊，开辟文化斗争阵地，比如1935年卢懋榘等在《福建日报》上开辟《回声》副刊，针对宣扬封建文化思想《中国本位文化建立之宣言》发表文章批驳，介绍“左联”提出的“国防文学”和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等等。1936年4月，晚报《小民报》创刊，随之《新村》、《南风》、《十日漫画》等副刊也相继开辟，这些副刊上发表的小说、诗歌、散文和反映社会问题的杂文，内容丰富，形式活泼，能引起读者广泛兴趣，这是红色文化传播形式的有益探索。为扩大抗日宣传影响，文化界集资印发书刊，如1936年2月郁达夫参与创刊的《瑰玱诗刊》，7月福州文座月刊社出版的《文座》（月刊），1937年1月创刊的《学苑》以及平凡文学社员集资创办的《平凡》双月刊等。主要撰搞人有蒲风、郁达夫、雷石榆、卢懋榘、林心平、糜文开、刘含怀等当时知名的文学青年，表达了在亲日派政府高压政策下白区进步青年的抗日心声。比如，1936年11月蒲风、周问苍为绥远抗战讴歌，写下《欢呼西北的炮声》、《白灵庙反攻》等诗篇；萨一伟在《十日漫画》作《全国守绥远》，蒲风作《战线不单在绥远》一文等；最为轰动的是福州文艺界数十团体联合组织的援绥义演，于12月中旬在城内南华剧场演出，当晚座无虚席，又如，1937年春节，“十日漫画社”同仁联系一批美术工作者，冲破当局严禁旧历新年集会的禁令，在东街茶馆三山座举办一个新型的美展——除夕漫画展览会，展出漫画、招贴画、罢影画和图片剪贴等内容新颖、形式多样的作品，有反抗日本侵略殊死战斗的情景，有反饥饿血和泪的写实。这些作品从各个侧面号召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起来战斗，极大丰富了红色文化的内容。[《福州革命史》，第172至174页。]
　　在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在安民巷成立，此时中共福州地方组织不复存在，党员也失去组织关系，1938年8月成立的中共福州工委隶属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领导，福州的红色文化进入一个新阶段。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及其下属福州工委利用合法地位，放映《平型关大捷》电影；1938年上半年，利用基督教青年会组织“福州青年会民众歌咏团”和“城内民众歌咏团”，教唱抗日歌曲及宣讲形势和时事，参加人员广泛，有店员、学徒、工人、公务员、教师、学生、家庭妇女、盲人等计上千人；1939年春，支持上海著名的生活书店在福州黄巷口办分店，出版革命进步书刊，传播抗战文化。[《福州革命史》，第185页。]对于福州抗日救亡运动推动巨大；8月，福州工委联合三个联队举行话剧义演，演出《我们的国族》、《烙痕》、《紫金山下》等剧，激励观众捐献，筹集抗日经费，影响很大。[《福州革命史》第189页。]大众社原骨干成立“战友社”，筹办《战友》周刊，这是福州抗日救亡运动中维持时间最长，最富有战斗力的刊物，从1938年1月至1939年4月共出23期，每期发行量都在千份以上，《战友》刊物实际上是福州地下党组织以合法面目出现的一个宣传阵地，先后刊登了《抗战中的陉县》、《抗日游击战争与争取最后胜利》、《一周时事提纲》等文章，以鲜明抗战姿态，鼓舞和激励福州地区人民满怀信心的投入夺取抗战胜利的斗争，成为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一支战斗号角。同时，文化界进步人士也创造了红色文化，如，福州邮电工人宣传团组织“闽都剧团”，自编、自演《梅花岭》、《史可法抗清》等剧目，歌颂民族英雄，宣扬爱国主义；“民众教育处实验小剧团”也进行大规模抗战剧公演；7月下旬，孙克骥、魏然以“前进半月刊社等5团体为基础”成立“福州文化界抗战后援会”，出版了颇具影响的《第一次募捐游艺会特刊》、《九•一八特刊》和《双十节特刊》，还组织募捐演出等支援前方抗日；“文抗会”于10月10日借用东街文艺剧场举办演讲会；10月17日在科学馆大礼堂成立“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下设记者分会、美术家分会等，同时建立乡村工作团、救亡剧团、歌咏团等分赴街道和近县乡村开展抗日救亡宣传，除创办抗日救亡特刊后，“文救会”还于11月15日在福州《小民报》上创办《救亡文艺》副刊，郁达夫、林舒谦、许钦文、杨骚及共产党员楼适夷等为副刊主要撰稿人。《救亡文艺》提出来“为救亡而文艺、为抗战而文艺、为国防而文艺”的宗旨；号召“人们拿出笔杆当武器，构筑思想国防”，跟民族敌人作持久的殊死斗争，大力宣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郁达夫“号吹在前”，平均每两天就一篇文章，楼适夷、董秋芳等则以评论、杂文、散文、新诗歌等多种体裁作品参加战斗，使福州文化界抗日救亡运动生机蓬勃，充满战斗气息。1938年8月在下杭路108号生顺茶栈成立的“民先”福州总队，成员多半是学生、店员、教师、青年职员和文艺界、文化界、工商界进步青年，组织队员办报栏，举行街头巡回演讲，开办夜校，教唱抗日救亡歌曲。福建省抗敌后援会宣传工作团第十四分队深入街头、乡村进行各种宣传，创办了《街头报》，图文并茂、形象生动宣传抗日，深受民众喜爱，并以抗战内容为题材，绘制几十幅漫画，在大街闹市展出；其三十一分队在万寿桥头创办每5天一期的《大家看》刊物和3天一期的《时事报道》，介绍国内外大事，宣传共产党立场、观点和政策，深受群众欢迎，在文艺、天华、台江、大罗天剧场及市区主要街头路口演出，甚至深入闽侯青圃、兰圃、陈厝、江口等农村集镇演出；战地妇女宣传队在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时举行抗日剧目公演，还联合抗战剧团、民众救亡歌咏团、战地歌咏队等在市区、郊区和沿海的长乐、连江、福清及惠安等14个县宣传演出，还对妇女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动员妇女投身抗日运动的洪流之中；成立于1937年12月的省抗敌剧团有200余名青年戏剧工作者，是具有专业水平的演剧队伍，先后出刊了《抗敌周刊》、《战地通讯》、《抗战漫画》、《抗敌通俗旬刊》、《抗战戏剧半月刊》等刊物，通过这些刊物，发表倡导全民抗战、坚持抗战到底文章，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还演了许多抗日剧目如《小英雄》、《放下你的鞭子》、《民族火焰》、《血祭九一八》、《卢沟桥事变》等。1939年7月，省抗战后援后内迁闽西连城前夕，改组合并为战地工作团，8月举行话剧义演，演出《我们的国旗》、《烙痕》、《紫金山下》等剧目，声势浩大，观众踊跃捐献，还进行街头漫画巡回展出，萨一伟、卓飘虹等纷纷提供新作品，令人耳目一新，创办广播宣传站，在市区各街头巷尾巡回广播。此外，福州周围各县抗日救亡组织也创造了许多红色文化作品。如1937年8月罗源县成立罗源抗战剧团，出版《罗源抗战周刊》；项南等在长乐组建“明天歌咏团”，有团员30多人，在城乡巡回宣传，教唱抗日歌曲，公演抗日剧目，同时组建妇女宣传队深入农村，遍及金峰、梅花、泮野、长限、江田、松下等；1939年党员舒诚在闽清组织战时民教流动工作队，用文艺形式宣传教育群众，先后演出《流亡三部曲》、《松花江上》、《死里逃生》、《最后一计》等抗日救亡剧目，深受群众支持；共产党员杨瑞玉、郑君玉、张春敏等在永泰公演《松花江》等话剧，演唱抗日歌曲，鼓舞群众抗日热情；共产党员刘润世创办《抗敌三日刊》、成立“抗敌剧团”、深入到城乡演出抗日剧目；福清早期共产党员、原《南方日报》编辑倪秉钧组建福清东张救亡剧社，计50多人，以民众喜闻乐见的闽剧形式演出现代戏，特别是以金门群众奋起抗日和东北人民抗日救亡故事为题材的《风雨金门》、《自家人还是自家人》两剧目，剧情生动感人，激发人们爱国爱乡的情感和反抗外来侵略者的决心，深受群众欢迎。[《福州革命史》第189页。第184至201页。]总之在抗战期间，福州的红色文化适应形势，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达到空前的繁荣，其多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歌曲、戏剧、演讲、书报等文艺形式，在广大市民中传播，极为通俗、直观生动，富于感染力，寓教于乐，无形中把共产党的观点、立场和政策、爱国主义精神、民族感情、崇高气节潜移默化给人民，激励福州人民冲破反动的文化樊篱，反击反动的文化糟粕，投身抗日救亡浪潮。
　　在解放战争时期，福建国民党当局强化法西斯统治，在学校、出版社等文化领域施行严格的思想控制，查禁一切进步书刊、宣传品。1945年底，福州9家公营印刷所（店）的负责人，均由国民党党员、反动政客及反动文人充任，企图一举扑灭红色文化，红色文化面临着严竣的形势。为了延续和发展红色，使福州人民了解真相，认清形势，反对内战独载，争取和平民主，中共闽江工委在青年学生中积极传播红色文化，组织他们学习一系列整风文件，加强世界观的改造、组织纪律性的锻炼、革命气节的教育，引导他们认识到只有推翻现政权，改变社会制度，才有光明未来。比如1945年11月协和大学组织了以在协大就学的英华中学校友为主的读书会，并于次年3月创办了“时事研究会”，不定期地举行时事座会或演讲，每半月出一期报刊资料剪贴。此外1946年6月，福建师范专科学院党支部建立“乌山文艺研究会”，成立“海风社”；福建学院党支部建立“经济学会”、“钟声学社”；省立福建中学党支部建立“新青年学会”；协大党支部建立“黎明读书会”、“民歌社”、“漫画社”；英华中学党支部建立“古田同乡会”、“工友夜校”；三一中学党支部建立“蚂蚁社”等，各社团组织都创办了各种刊物，配合党的宣传斗争，将党的红色文化薪火相传。同时闽江工委千方百计开设秘密书店、印刷所等，出售各种进步书报刊物。如1946年春，相继开办了仓山麦园顶“六艺书店”，南门兜“致知书店”和鼓楼“文史书店”，这些书店从上海、香港等地采购到大批政治理论书刊和文艺读物，①如马列著作，《毛泽东到重庆》等与形势密切相关的书籍和刊物。为揭露国民党当局的反动暴行，争取和平民主，1946年初，中共黄花岗中学支部以“陶治学术研究会”创办的《霹雳》大型墙报为宣传阵地，声援昆明“一二一”学生运动；福建农学院地下党组织通过掌握的学生自治会文艺部领导权，组织歌咏队，演唱《茶馆小调》、《古怪歌》等进步歌典，讽刺国民党统治的政治黑暗、经济危机；6月，福州各校中共组织以学生自治会等合法社团组织名义，进一步组织学生开展以“真假和平民主”为题的演讲会、讨论会，并出版墙报，在师生中掀起了要和平、要民主、反内战的新怒潮。②1947年12月，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英华中学进步学生和学校当局展开一场争取建立“民主墙”的斗争，③1948年10月，党组织设立流动图书室，有《展望》、《新观察》等刊物，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夏伯阳》、《西行漫记》等小说。④在这个最险恶最黑暗的时期，红色文化坚决反击反动文化，反抗文化独载，给人们带来无限慰藉，带来胜利的无限憧憬，鼓舞、引导人们在黑暗中艰难前行。[①②③④《福州革命史》第266至272页，第279页，第301页，第305页。]
在解放战争后期，为配合南下大军解放福州，迎接最后的胜利，1948年12月福州党组织创办《种子报》，主要刊登解放战争的胜利消息，做到五天一期，秘密散发到学校、工厂或夜半更深时张贴街头巷尾；中共光复中学、高教、高农等校基层组织建立“骆驼社”，创办《骆驼月刊》，主要刊登解放战争的战况，介绍解放区的风貌以及各学府动态，共出4期，每期发行千余份，秘密散发到学校、工厂。①解放大军入闽后，福州党组织尤其是各大、中学校基层党组织先后出版了各种小报刊，编印许多小册子和大量宣传品。中共福马工委出版《拂晓报》，中共福马特支出版《民声报》，英华、商高党支部出版《解放报》，福建师范专科学校出版《师专学生》，Y支部出版《战报》、英华中学党核心小组出版《灯塔报》、《洪流报》、《挺进报》、《新知识》，省立福中党支部出版《小火星》，商工党支部出版《商工通讯》等，这些刊物收录新华社电文稿，报道解放区情况和战争胜利消息，中共中央领导人讲话摘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城市众多工商界人士关心的工商业政策等。福州解放前夕，地下党组织发动了强大的攻心战，印刷了大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告蒋军官兵书》、《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等，广为散发，采取各种办法给省市党、政、军、企事业单位和工商业者，起了鼓舞群众、安定民心、瓦解敌人的作用，使各阶层人士解除了对共产党、解放军的疑虑。②红色文化对于反动文化的斗争逐渐占据了上风，并最终取得胜利。[①②《福州革命史》第305页，第366页。]
　　三、福州红色文化的特点及其现实意义
　　福州红色文化属白区红色文化的范畴，其性质决定了其内涵，它缺乏典型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也没有丰富的武装斗争文化以及敢闯新路、善于建设新世界的科学精神等等，而且福州在解放前是落后的商业消费性城市，近代意义上的工人阶级人数少且大多集中在马尾一带，那里被闽系海军严密控制自成一体，自身的红色文化很难有较大的发展，更谈不上对整个福州红色文化有所贡献，得不到工人阶级的直接支持，福州红色文化也就缺少基层斗争的文化精华。仅管如此，在上个世纪上半叶近30年时间内，福州红色文化仍然完成了伟大的历史使命，走出了一条福州特色的道路，其丰富的经验教训和多方面的理论实践，给今天的福州人留下一份宝贵的文化财富，永远给福州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启发和借鉴。
　　1、福州的知识分子、学生是红色文化的主要创造者，进步刊物书报、墙报、集会以及文艺活动成为文化的主要载体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最早是在知识分子中传播的，福州也不例外。以陈任民、方尔灏为代表的福州进步青年学生是福州红色文化最早的创造者，但是福州近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队伍十分弱小，无法从这些革命先辈手中传承和发展红色文化，所以红色文化活动主要局限在福州文化艺术界及进步学生团体中，并向市民阶层传播，由此决定红色文化的创造者是福州的知识分子。而且活跃在福州文艺界的革命先辈大多是当时的文化名流，比如有“南方的艾思奇” 之称的卢懋榘，左联知名作家蒲风、胡风、杨骚、楼适夷、郁达夫、胡也频等，也有建国后我党文化界领袖邓拓，还有当时由200多名专业性水平很高的演员组成的省抗敌剧团，画家萨一伟等投身其中。
　　正因为福州红色文化产生于市区学校、流传于市井坊间，所以与反动当局斗争的工具只能是刊物、书报、漫画、歌谣、墙报、演讲会、传单等等特定的文化产品，这些文化符号充分表明了福州本土文化的特点，如文化教育的优势、著书立说的传统、文明儒雅的风尚等等，向世人展示了福建文化之都的气度和胸襟。这些承载特殊记忆的文化符号仅管没有枪炮和战火来得震撼和直接，但影响同样广泛，当时基层的普通民众、甚至国民党官僚的亲属、专治机器之一的狱警、水警、部分御用文化阵营都受到影响；流传更加深远，对于今天我们追忆当年激情岁月时，可以在字里行间品味一代革命先辈为理想和信仰拼搏奋斗的艰辛，了解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对革命者感天动地的丰功伟迹扼腕长叹。
　　2、红色文化的生存和发展十分艰难，如历火复生的野草般斩扑不绝
　　如中国革命道路的曲折反复，诞生于黑暗社会中的福州红色文化一直都饱受着社会风雨的摧残，白区的生存环境注定了其无时不刻面临着反动文化的攻击和污蔑，作为文化载体的报刊杂志等面世时间长则数月，短则数天，且有时偷偷藏于合法报刊的副刊中，扑朔迷离、亦实亦虚，进步书店营业更是艰难，不仅物资极度匮乏、经费不足，而且有时为了混淆视听、麻痹敌特，面上摆放了《总理遗嘱》、《总裁言论集》之类的装饰门面，仅管如此，营业时间也不长，生存几个月算是少见的。红色文化的主要创造者——福州的地下党组织同样也是历经磨难，九死一生，多次被摧毁、更名重组、重新再发展，从其名称可见一斑：中共福州地委——中共福州市委——中共福州中心市委——中共福州工委——中共闽江工委——中共福州市委；从属关系从中央直属再到省属，甚至一度受新四军驻福州办公处领导，还有许多失去联系后无从所属的支部组织。其间历经叛徒出卖、左倾思潮干扰等磨难，甚至在解放前夕，福州城市工作部因为“布案”等多种原因受到上级组织的审查、清洗，其中艰辛非一朝一夕所能说清、一墨一纸所能载完。但是红色文化却顽强地生存下来，如同涅槃的凤凰、火耕过的荒草，在这里被扑灭却在那里复生。比如失联后省福中地下党组织仍出版《小火星》、《大众报》等，印刷大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告蒋军官兵书》、《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等广为散发，迎接兵临福州的解放大军。这就是福州人坚忍不拔的精神写造，是福州红色文化信念坚定的真实反映。
　　3、讲求实干、实事求是是福州红色文化对传统文化的继承
　　福州传统文化是讲求实际的，如坊间俚语的俗文化有云：“相拍相拍（打架）——算了拍（考虑成熟再打）；半瞑（夜）拉屎——野（很）特（值）”等，又如三坊七巷的上层士大夫文化推崇“经世致用”，从推广“闽学”的黄干、建立鳌峰书院的郑光策、再至林雨化、林则徐等等对福州文化有重大影响的先人都十分推崇“经世致用”，福州为人处世哲学鲜有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和花拳绣腿式的形象工程，但是在福州地下党组织的不懈教导和红色文化熏陶下，众多的青年学生认识到只有推翻国民党统治下，自身才有光明的未来，他们也就有了为理想而献身奋斗的动因。在白区第二战线的斗争中，他们充分发挥实干精神，响应工委关于“自力更生，赤手成家”的方针，提出了“不声不响地拼，拼出工作基础”的口号，利用青年人多数出身农村的优势密切联系广大工农群众，①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青年学生党员有的放弃大学深造或出国留学的机会，有的放弃进海关、邮电、银行等优厚待遇的职业，甘冒种种艰难与风险以至牺牲生命，毅然听从党组织的安排和召唤，投身于农村斗争，这些学生党员不仅很快成长为党的骨干力量，而且进一步发展了外县工作。1946年7月24日，中共闽江工委在林县螺洲乡召开干部会议，号召干部党员要争做“据点英雄”、“经济英雄”、“武装英雄”、“培养英雄”，提出“人人争英雄，个个成英雄”的口号，②这是红色文化中的集体英雄主义精神与福州传统文化中实用主义精神的完美结合，也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①②《福州革命史》第262页，第267至268页。]
　　4、毁家纾党、献身爱国是福州红色文化的精华所在
　　红色文化的核心人生观之一就是爱国主义，这一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得到很好的诠释，中国人对“国”和“家”两者关系的感情十分复杂，也唯有“国”才能超过“家”，为大“国”而小“家”在历史上比比皆是，如林则徐提出“尚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严复呼吁“强国保种”，林觉民提出“为天下人谋永福”，林白水主张以“卧薪尝胆雪耻复仇的决心”，从事“救国的事业”，福州先贤们关心国家命运，勇于担当社会责任，弘毅果敢的精神滋养浇灌着福州的红色文化精神。在此感召下，为帮助解决闽北、闽中基本地区游击武装的物资及城市活动的经费需要，1946年初，闽江工委提出“发动募捐寒衣、毯子贷金”的口号，号召党员动员家属、亲友和基本群众积极捐献，不到3个月，募捐物资超计划数倍，现金20万无左右。4月桐口会议提出“筹款百万”，以实际行为纪念“红五月”。在筹捐过程中，许多党员以自己情况捐献粮食、黄金、银元等，有的以同学或同乡患病为由，或以水灾火灾为由，向亲友及社会募捐，有的变卖田产，为党筹款，共完成筹款200多万元。7月，螺洲会议号召党员“毁家纾党”，争当模范党员。中共闽侯县委委员陈清官把其父分给他的家产变卖，所得现款600万元全部贡献给党组织，有的党员经商贩羊，所卖现款如数交给党组织。[《福州革命史》第275至276页。]“毁家纾党”的极致莫过于为革命献身，福州的革命先辈无悔于自己的信仰，在红色文化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比如徐琛、余哲贞夫妇就义鸡角弄；郑英忠、郑挺兄弟相继献身；林大琪、林坡父子为革命撒尽热血；福清夏淑琼、陈振芳、陈振先母子；杨申生烈士一家七人；“民先”的高氏兄妹等等，[《福州革命烈士传略》，中共福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编，海风出版社，1995年5月版。]先后走上革命道路。
　　综上述，福州红色文化是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又是涵义更为宽广的党史文化的开端，有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并最终成为当今主流文化的一部分。存在即合理，今天我们探讨红色文化尤其是其核心层面——心态文化层的文化时，必定有十分深刻的现实意义。它可以找回失去的红色记忆，唤醒储藏在人们心里的真、善、美，获得某种精神满足和超越感，进而替代当今盛行一时的市场道德观。用我们红色文化中的“坚定信念、艰苦奋斗、敢闯新路、顾全大局、自力更生的创业精神；破坏旧世界、善于建设新世界的科学精神；坚持依靠群众、坚持团结统一的民主精神”来重新丰富和塑造我们福州的城市精神，让“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有着更充实、更有时代感的内涵，这有利于我们符合市委杨岳书记提出的“敢为、能为、有为”标准，实现福州科学发展、跨越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