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严传全

王助（1914一1941年），福建省福州亭江象洋村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闽浙赣第四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闽北独立师政委，中共闽东特委宣传部长兼统战部长，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主任，中共福建省委委员兼宣传部长，省委武夷干校副校长等职。1934年当选为第二次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他是闽北游击战争的早期领导者之一。1941年9月21日，在行军途中，因与匪徒发生遭遇战，不幸光荣牺牲于建阳县东坑头，时年仅28岁。

（一）

王助童年在家乡私塾发蒙，喜诵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诗篇。中国近百年丧权辱国的历史和人民反侵略斗争的英雄事迹，曾经激动过他幼小敏感的心灵。后来他就读于马尾海军艺术学校(勤工学校前身)，成绩优异。他目睹马尾江面聚集着英、日、美商船，列强军舰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随处可以看到外国水兵趾高气扬，欺凌我国同胞。这一切使他义愤填膺，使他立下了振兴中华，拯民于水火的宏伟大愿。他曾对同学说过：“‘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要小看我是个身体消瘦、眼晴近视的文弱书生，有朝一日揭竿造反，我坐不改姓，立不更名。”艺术学校是满清船政局开办的，学校当局对学生一味高压控制，不许有半点自由。 1929年春，王助那个班的学生愤然以罢考表示反对不合理的考试办法，结果全班学生都被开除。这使他更看清了旧制度的黑暗腐朽，更渴望寻求真理和救国救民的道路。    
　　王助被退学后，转入福州英华中学念初中三年级下学期。当时，英华有个进步教师陈衡庭，是王助认识马列主义真理的启蒙者。从他那里，王助第一次接触到马列主义理论书籍。 1930年秋，王助终于直接从高年级的地下党员那里得到了党的教育，提高了认识，并经受了斗争的洗礼。不久，由同学洪履权介绍参加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成为较早的成员之一。1931年夏，他被选派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反帝大同盟远东大会，听取了法共产党员、著名左翼作家巴比塞的报告。同年冬，王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一条光荣的荆棘之路。

（二）

王助入党之时，正是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抗日救亡的怒潮日益高涨的年代。王助入党之后，成了一个活跃在白色恐怖黑夜里的播火者，在校内他按党的指示，组织读书会，宣传革命真理。他在学生集会上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地揭露国民党卖国投降，残害青年的罪行，闻者无不动容。据当时英华中学国文教师陈遵统先生解放后作的《王生哀辞》中回忆：“王生所列讲题中感不绝于吾心者有二：一为《学生之悲哀及其出路》，一为《中国青年悲哀的原因》。语时，几乎垂泣涕以道之。知其在旧时代所受痛苦，极感深矣”。足见王助当年“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之一斑。在校外，他曾和洪履权、叶兴杰等进步同学一起发传单、贴标语，举行“飞行集会”，宣传党的救国主张。他积极配合郑维新同志领导的肃劣会，查抄日货、惩治奸商，掀起抗日救亡热潮。在斗争中表现得勇敢机智。有一次基督教青年会放映电影《西线无战事》，这是一部反战影片，但选择在“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抗日之际来上映，显然是别有用心的。王助和洪、叶等同志事先作了周密计划，由他率领几位进步同学，带着大批揭露国民党恐日、媚日、反共卖国罪行的传单，先分别占据楼座四周，一俟影片开映，灯光乍灭，传单突然像雪片一样纷飞下来，剧场顿时轰动起来。王助等人趁着观众抢传单的混乱之际，安全撤离。有一次，他把一包裹好的传单，突然塞给坐在黄包车上的一位警官，待到警官明白过来，已经找不到王助的影子了。他甚至大白天也敢于在街头散传单，作演讲，跟反动军警周旋。   
　　1932年夏秋之间，王助深入到福建学院进步学生中去开展工作，鼓动抗日反蒋，积极发展党员，并建立了学校党小组。    
　　1932年秋，王助从英华中学毕业后，考入北平燕京大学。他积极从事学运工作，并深入到黄包车工人中去，发动罢课罢工，示威游行，要求反动政府停止内战出兵抗日，收复失地；而且到西苑兵营开展兵运工作，鼓动东北籍爱国官兵要枪口对外，打回老家去。    
　　王助的革命活动引起学校当局的惊恐和不满，强令他离开燕大。1932年底，他回到福州，立即投入火热的斗争。1933年“热河事件”后，为反对日本侵占热河，进攻华北，王助和张立等组织了一次化装游行，发动群众，焚烧大批日货，并要求十九路军北上抗日，对当时福州地区抗日救亡工作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1933年秋，王助经叶和中同志帮助，转入厦大经济系，下榻于囊萤楼103号，同室有洪履和、叶兴杰等同志。他们都是曾经风雨同舟的同志好友。因此这问寝室实际成了地下党的指挥部。在这里，讨论过重大的决策，传达过上级的指示，刻印过革命的传单。王助以他的组织才能和魄力，很快打开了局面。他组织和发展了“反帝大同盟”，同时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现代文化社”，吸收进步学生二百余人，开展各方面斗争，如出版刊物《现代文化》，宣传抗日救亡运动和马列主义道理；教唱救亡歌曲，演出话剧、活报剧、街头剧等，搞得十分红火，使校园内外政治气氛大为活跃。    
　　1933年冬，王助因参加中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离开厦门，乘“三海”轮船到汕头，经潮州、上杭、长汀，前往红都瑞金。

（三）

王助的体质较弱。“二苏大”后，他到闽北，出任闽浙赣第四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时，是带病上任的，并以病弱之躯，坚持了3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第五次反“围剿”斗争遭受严重挫折，党中央主力红军已开始长征，闽北苏区形势急剧恶化。敌周志群、刘和鼎、张銮基、梁立柱、郑子举等部勾结闽赣两省保安团共10万人分四路合围，反复“清剿”，矛头直指闽北苏区首府大安。这是闽北游击战争最困难的时期。 1935年1月间，王助随闽北党政机关退出大安，转战于武夷山脉崇山峻岭之中，不仅要同占绝对优势的敌人作战，还要同叛徒和内部的动摇思潮作斗争。那时生活十分艰苦，部队大量减员，环境十分险恶，在严峻的形势面前，王助同志出生入死经受住了考验，还为红军在组织上、思想上坚持长期游击战争作了大量工作。 1935年8月，闽北党委举行会议，决定深入敌后，开辟新的游击区，以便在新的特殊条件下求得生存和发展。随即令闽北独立师挺进建瓯、松溪、政和，开辟闽东北游击区，任命饶守坤同志为司令，王助同志为政委，率独立师123团约一千余人，突破封锁线，由崇安经浦城南下，以建瓯迪口为活动中心。王助同志根据闽北党委指示，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广泛宣传党的政策。对罪恶极大的地主民团头子严加镇压，对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坚决打击。同时在农村中建立党组织，使游击战争获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王助在艰苦复杂的斗争中，还善于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当时政和县农村颇有势力的大刀会首领林熙明，经王助做工作后，不但不和我们闹摩擦，反而与我建立相当稳固的同盟，共同对付“围剿”。这样，闽东北的斗争形势很快有了改变，扭转了被动局面，粉碎了敌人的堡垒政策和隔离政策，使闽东北根据地得到很大发展，牵制了敌人，减轻了敌人对崇安省委驻地的压力。1936年1月，张发奎接替卫立煌任闽浙皖赣边区“剿匪”总指挥，重新部署对闽北闽东游击区总“围剿”计划，为了粉碎新的“围剿”，1936年4月，省委在政和、周宁交界的洞宫山举行会议，决定闽北分区成立闽北、闽东、浙东、闽东北四个分区委。王助担任闽东北分区委书记，接受了新的反“围剿”任务。一次，在屏南县上楼，他率领两个红军连与国民党一个团接上火，激战两昼夜，打死打伤敌人数百人。最后我方弹尽，而敌机枪仍泼雨似地扫来，在这紧急关头，王助不顾自己头部负伤，镇定沉着地指挥部队撤出阵地，安全转移到预定地点。又一次，王助带几十位同志由屏南赶回省委请示工作，途经政和县清石，敌人已在封锁渡口，情况很紧迫，找遍河岸，只有一只没有竹篙的船，也没有撑船的人。王助临时找到一根晒衣服的竹竿，随即冒险登船，到中流时，竹竿断了，船被冲了五里远，渡口敌人随时有可能发现我们，船上一些战士有点惊慌，王助同志却面不改色，指挥若定，齐心协力终于安全地把船靠到对岸，顺利抵达省委。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张发奎总“围剿”计划破产，王助同志等乘敌之虚，主动出击，使闽东北游击根据地不断扩大。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任命刘建绪为闽浙皖赣边区清剿总指挥，重新集结8个师的兵力和地方保安团共10余万人，实行分进合击和跟踪追击的战略，对闽北游击区发动大规模进攻。同时通令各县总动员，配合“围剿”，并命令刘建绪和伪省主席陈仪“限期剿尽”。顿时闽北形势急剧恶化。针对这一情况，省委提出保存革命力量、粉碎敌人新“围剿”计划。王助按照省委指示，结合闽东北斗争特点，采取分散和隐蔽的斗争方法，待机集结力量歼灭敌人。这样有效地制止了情况的进一步恶化。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一部分国民党正规部队陆续调离闽北游击区，但仍留下第10、第12、第75师全部兵力，梦想扑灭南方革命火种。闽北党委分析了情况，在保持高度警惕的同时，派王助、左丰美两同志带领二纵队部分同志约百余人，到建瓯、松溪、政和一带宣传党的抗日救亡主张，粉碎敌人挑衅，不断积蓄力量，扩大抗日武装。这期间，王助和左丰美在邵武县二都、建阳香菇村和度潭等处取得一天三战三捷的成果，威慑敌胆。 1938年1月，闽北、闽东游击健儿集中于江西铅山石塘，改编为新四军三支队五团，开赴抗日前线。而王助同志则在经历3年血与火的洗礼之后，提前予1937年冬奉命到福州，接受新的战斗任务。

（四）

1937年冬，中央、中央东南分局派张云逸同志来福州与陈仪一再交涉，迫使陈仪同意设立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1938年春，东南分局指派闽东特委书记范式人和宣传部长兼统战部长王助主持办事处工作。王助以新四军参议身份任办事处主任，范式人以军部秘书身份在办事处工作。此外，章水和以副官名义任办事处秘书，还配备一个警卫班，两个采买兼炊事员，共10余人。办事处设在南街安民巷27号(现为53号)。    
　　王助同志一到福州，不顾自己三载摧磨更加虚弱的身体，立即抱病开展活动。他曾偕同叶和中同志走访英华中学进步教师陈衡庭和校长陈芝美，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调查了解各方面情况，采访进步人士和联系地下党员。    
　　1938年3月间，由闽中地区红军游击队改编的80师独立大队在泉州被国民党239旅长钱东亮包围缴械，制造“泉州事件”。大队副杨采衡急电新四军福州办事处求援，王助立即与范式人找国民党省府主席陈仪交涉，据理力争。陈仪不得不释放被捕人员，交还被缴枪支，使这支队伍得以保存，并编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特务营第2连，开赴抗日前线。王助同志借这一机会还输送一批干部约六、七十人。在这以后一段时间，先后输送一批革命青年到新四军。新四军办事处除了认真做好前后方联系、传递家书、领发抗日军人证明和烈士证明等工作外，更重要的是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发展党的组织，发动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春，王助先后发展林风(林大祺)、高力夫(高缉光)等入党，到东南分局把林君久(林琼)的组织关系转到福州，建立党组织，并以双虹小学为秘密联络点。1938年夏，王助领导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福州总队，郑挺任队长，并选派张云天参加在延安召开的全国民先代表大会；指派地下党员林君久、梁真、舒诚等利用抗敌后援会这一合法组织，建立读书会、乡村工作团、剧团、歌咏队，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成立了妇女抗敌后援会，举办了两个妇女夜校，开展妇女工作。在王助的领导下由何思贤、王一平、卢懋榘、高力夫恢复、创办了《战友》刊物，前后共出版二十三期，每期发行量达一千份，“传播救亡理论”，此外还出版了《救世报》等刊物。    
　　在此期间，王助还重视农村抗日武装斗争。1938年秋，他介绍林涧清等入党，在连江县开展活动，8月间建立了党支部，林任支部书记。王助还发展吴大麟入党，在连江开设“海滨书店”(由章一坦任经理)，销售进步书籍。通过林涧清、梁真等在连江溪东利用农业合作人员训练班，为开展游击战争培养人员，准备力量，并派林君久等两位同志加强训练班工作。训练班教学内容虽曾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注意，但仍坚持到1939年初结束，从中培养了骨干20余人。为了在连江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活动，当时还搞到了连江县的军用地图；通过吴大麟等筹集款项，购买了枪支，并为新四军办事处和地下党组织提供了部分活动经费。王助对连江县的工作，自始至终都是亲自听汇报、部署、检查、指导的。
　　1939年5月，国民党机关、学校等相继迁往内地，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迁往南平。王助同志则奔走于永安、明溪、闽清各县之间，重新建立各地党的组织，领导开展各项工作。
　　王助同志在新四军驻榕办事处的日日夜夜里，为党的事业一刻不停地工作着，并作出了显著的贡献。    
　　1939年8月，王助同志任福建省委宣传部长，兼管白区党的工作。1941年日寇在沿海登陆，福州第一次沦陷，省委决定王助率领一支队伍在建瓯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从此，他又开始了戎马生涯。经常昼伏夜行，翻山越岭，指挥战斗。山区气候寒冷，生活艰苦，有时只好背靠大树，躲雨避风。王助虽然身体虚弱，又高度近视，但在这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从来没有皱过眉头。8月，上级决定由王助同志率部挺进至建瓯、南平、顺昌之间恢复与开辟基点，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王助同志带病坚决接受任务。9月21日队伍途经建瓯茶埠之东坑头与一股土匪遭遇，那天正是日全蚀，王助乘中午天暗下来时，带领同志们冲出村子，奋力突围，不幸中弹牺牲。    
　　王助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为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的一切。正如陈遵统先生诗中所说：“自古有死，死亦何伤。烈烈王生，竟作国殇!死而不死，邦家有光。缅怀吾党，何目能忘?”王助同志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王助烈士遗诗

皖南事变后给劭兄诗

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一日

鼙鼓声中度一春，豺狼是处逐烟烽。

数千貂锦消亡尽，飘泊风尘寄此身。

月照山城伤客心，十年往事眼中沉。

阶前剌耳虫鸣急，疑是阿兄笑语音。

呈堂上

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二日

远离膝下光阴久，历尽风涛与苦辛。

烽火薰天连数月，岭云黯淡望吾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