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17日，福州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浴血奋斗，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
在福州的反动统治，迎来了福州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新纪元。在这个伟大的历史转变中，人民解放军、福州地下党组织和游击队、南下干部、以及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福州广大人民群众，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密切配合，团结奋斗，为福州人民的解放事业乃至全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付出了巨大牺牲，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摧毁旧政权，建立人民民主政权
1949年6月19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福建省委在苏州成立，张鼎丞、曾镜冰、叶飞、韦国清、方毅、梁国斌、伍洪祥、刘培善、范式人、冷楚、陈辛仁、黄国璋等12人为委员，张鼎丞任书记。8月6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决定增补左丰美为省委委员。在人民解放军进军福建途中，中共福建省委就将接管福州的准备工作提到议事日程，根据各地接管工作和经验，拟在军管会下设立政务、财经、军事、公安、文教五个部及秘书处、卫生处、政策研究室、房产接管委员会等组织机构，并配备了负责干部。为了便于接收与管理的互相衔接，确定省市共同接收，将国民党省市各级机构按系统由上述部门统一接收。
根据对福州初步调查的情况，福建省委提出了接管的方针、任务和步骤。即遵循中央的“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各按系统先接后管，坚持立场”和有准备有秩序接管的方针，并注意三个问题：(1)坚持立场，逐渐改造，贯彻“原封不动”方针应分清性质，“不能运用到一切方面去”，以免丧失立场或使工作被动；(2)未了解实际情况前应宁缓勿急，有把握处理者则应果断解决，对重大问题应慎重研究，请示报告，有准备有把握地去解决；(3)依靠工人阶级，团结知识青年、劳动人民和爱国民主人士，共同搞好接管工作。确定五项接管任务：(1)迅速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建立革命秩序；(2)没收官僚资本，接收国民党经营的各种企业及党政军机构，妥善处理旧职员；(3)复工复业，慎重、合理解决劳资关系，建立新的全局贸易机构，调剂市场物资，建立人民币信用；(4)接管文化教育机构，使学校迅速复课，出版报纸，掌握电台，宣传党的政策；(5)建立群众组织，建立人民政权。接管步骤为：(1)抓紧调查研究；(2)根据力量与接管对象，分清轻重缓急；进行接管同时召开各界代表座谈会，发动群众协助接管；(3)接管后逐渐改造并准备时间和条件发展生产；(4)开展农村工作，以农民力量和准备粮食、物资支持福州市接管。为了保证接管工作的顺利进行，省委抽调了3000多名工作人员学习有关政策和业务知识，并进行纪律教育。8月13日，福建省委将接管福州的准备工作情况向华东局作了报告。
福州解放后，遵照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命令，8月23日成立福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由韦国清任主任，叶飞、刘培善、方毅、梁国斌、朱绍清、陈美藻等为委员。军管会为该市军事管制时期最高权力机关。统一负责全市军事行政管制事宜。8月25目前接管人员先后进入各接管单位，接管工作随之全面展开。
1、政务接管。福州是福建省政治中心，除国民党省市政府机关外，还有为数不少的自京沪撤退至榕的国民党中央各级机构。根据接与管相联的原则，旧政府的财政、建设、教育、卫生等部门均由军管会下属相应部门分头接管。政务部负责接收旧政府之秘书、人事、民政等部门及参议会、慈善救济机关、社会行政事务机关，高等法院、地方法院、监狱、城区五个(鼓楼、大根、小桥、台江、仓前)区公所。为了搞好接管工作，政务部下设行政、社会、司法三个科，各科下面又再分若干接管组，分别负责上述部门、机关的接管工作。根据彻底摧毁国民党各级统治机构和政治制度的原则，凡国民党区以上政治机构均予铲除，对旧职员进行必要的教育，令其办理移交手续。由于政务部干部缺乏、接管单位又多，故挑选部分旧职员协助接管人员清点、保管物资、文件，取消了国民党政权机关，使新的秩序很快地代替了旧秩序，为各级人民政权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8月26日，福州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韦国清为市长，许亚为副市长。开始接管政府所辖鼓楼、大根、小桥、台江、仓山五个区公所。8月30日，分别在上述辖区设立新的区公所，作为福州市人民政府派出机关，配备了区长、副区长、秘书，实行助理员制，设民政、文教、工商、建设、财经助理员等，扩责分理辖区的民政、支前、社会改造等行政事务。
12月5日，省政府批准市、县划界，扩大福州市行政区域，林森县、一区、二区和八区的松鼓、双岳、西豹、江南、江北、双湖、白湖、开闽、平远十个乡、157个保、1848个甲划归福州市管辖。市政府为此调整市区建制和行政区划，12月27日，增设鼓山、洪山两个区公所，1950年6月又成立盖山、水上两个区公所。依照政务院关于《大城市区人民政府组织通则》规定，1951年8月28日，市政府决定．撤消上述9个区公所，分别设立区一级政权建制，成立各区人民政府，由此打下了区级政权建设的基础。
在建立区级政府的同时，逐步建立近郊农村乡政府。1949年12月，从林森县划入10个乡后，形成了环绕福州城区的近郊。1950年7月，市郊共划为29个乡，各乡均改乡公所为乡人民政府；同时废除保甲制，建立行政村，健全了乡村人民民主政权。1951年11月再次调整缩小乡行政范围，按照山区乡辖1500～2500人，平原乡辖2500～3000人，乡间距一般不超过5公里的原则，将29个乡调整为43个乡，并先后成立了乡人民政府。
由于各级人民政权的改造、建立和巩固，推动与完成了党在这个时期的各项工作任务。
2、财经接管。福州解放初期工作千头万绪，但中心环节是处理财经问题。鉴于财经部接管单位多，工作量大，该部分为财政、金融、工商、贸易、交通、实业七处，直接参加接管的干部约150名，所有被接管部门均原封不动保留，没有任何损失。为了解决好财经问题，安定人民生活，恢复工商业，福州军管会遵照毛泽东提出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四面八方的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第一，合理规定人民币(旧币，下同)与银元的比价为2000：1。这一比价高于附近地区及各解放城市，事实证明，这个政策有利于稳定物价与物资交流，使人民币很快取得了人民的信任。
第二，从实际出发，对解放前福建省银行发行的银元辅币券采取收兑办法。该券是福建省银行于1949年2月发行的地方性辅币，其流通区域仅限于福州市区及附近乡区。鉴于其准备金充足，有地方人士监理，解放前信用尚好，群众迫切要求收兑，军管会请示中共福建省委予以收兑，并经中共中央华东局批准限期收兑。福州军管会遂决定与银元等价收兑，共兑进银元辅券235730元，兑出人民币471460000元。
第三，尽最大努力做好物资(尤其是粮食)的调整工作，初步组织农村物资输入，开放各地汇兑，给予贸易上的方便，并放宽尺度管理海外贸易，以争取物资进出口，稳定物价。至10月中旬，福州物价指数比解放前夕(8月16日)下降了14％。
第四，积极帮助各行业复工复业。如拨款2000万元给福州电厂使其迅速继续发电，向造纸厂和化工厂订货，扶助其迅速复工；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工业实行放款，并进行拆实储蓄；同时派出部队护航，帮助已停航数月的3个轮船公司复航。
第五，颁布新的财政税收条例，保证国家财政收入，促进工商业发展。
所有这些措施，表明新生的人民政权是为人民大众谋利益的，因而深受福州人民欢迎，在政治上争取了主动。
3、文教接管。文教部在接管《中央日报》、《福建时报》和广播电台等新闻单位以及医院、学校等后，8月25日，中共福建省委机关报《福建日报》正式创刊。8月28日，福建人民广播电台亦正式开播。及时报道各地消息，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
1949年8月28日，福州市军管会令全市所有公立、私立、学校停止国民党、三青团及其他反动组织在学校的一切活动，废除训导制度，取消国民党党义、公民、军训、童子军等训练，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学校的领导。原有学校的组织、编制与课程暂时维持原状，准备开学上课。8月31日，福州市军管会开始接管全市公私立大、中、小学校。9月7日，召开教职员工大会，韦国清郑重宣布“维持原状，逐步改造”的方针和对学校教职员工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号召教职员工安心工作，复校开学。9月中旬，福州市区121所小学、28所中学全部开学，1912名教职员工、36576名中小学生到校上课。与此同时，大、中专学校也陆续开学。1949年9—12月，在福州市区共接办公立大学4所、公立中等学校14所、公立小学77所。
福州市私立学校多，情况复杂。1949年下半年，福州市区共有69所私立学校，在校学生15088人，教职员工1527人。对此，省、市人民政府采取逐步接办的办法。首先筹备接办私立协和大学(下称“协大”)和华南女子文理学院(下称“华院”)。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随即公开宣布武装干涉朝鲜内政；12月16日，又宣布冻结中国在美资金，致使华院、协大两校经费来源断绝。福建省人民政府决定，从12月下半月起员工薪俸及行政经费予以补助。1951年1月5目，协大召开全校员工学生座谈会，会上决定请求人民政府接办，并组织物资清点委员会清点全校物资，迎接人民政府接办。1951年1月11日，教育部发布《关于处理受美国津贴的教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关的指示》。2月16日，协大、华院两校校务委员会联合组成两校合并筹备委员会，在省文教厅领导下，针对“对美帝文化侵略的本质还普遍缺乏深刻认识”、“担心改为公立后待遇降低、工作调动”等等思想顾虑做了大量工作，并开展“爱国主义动员周”活动。通过学习，两校师生员工加深了对美帝侵略本质的认识，消除了思想顾虑，加强了团结，为接办打好了基础。9月6日，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奉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通知，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核准，将华南女子文理学院与福建协和大学合并，定名“福州大学”(现名福建师范大学)。协大、华院的顺利接办，为接办全市私立学校创造了良好的开端，影响很大。
私立中学的接办，首先在鹤龄英华中学与华南女子文理学院附属高级中学进行，而后逐步展开。到1952年底，福州市所有私立高等和中等学校全部由人民政府接办，改为公立。同时接办了12所私立小学，改为公立小学。接办私立小学工作延续到1956年全部结束。
对名为学校、实为党务机关，由青年党、三青团控制的福华、乐群两所中学予以接管停办。将两校学生分别转入其他学校。此外还创办邮政职工子弟学校等4所学校。军管会注意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在接管学校过程中，没有撤换一个校长，而且帮助244名被国民党减裁的教职员工恢复工作。经过接管整顿，全市学校恢复了正常教学秩序，先后开学上课。福州军管会在文化教育方面采取的各项措施，基本上改变了旧的文教体制，使新闻单位和学校以崭新的面貌成为为人民服务、为新中国建设服务的力量。
4、工业接管。福州市军管会在接管福州工业时，努力做到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争取民族资产阶级，为克服困难，恢复生产，支援前线，解放全省而努力。企业的接收工作由财经处负责，主要是没收官僚资本；对利于国计民生的民族工业，基本上采取“原封不动”的政策。接管中积极给予扶助，力争接管工作与恢复生产同步进行，达到发展生产、安定社会的目的。
福州电力公司是福州唯一的官僚资本企业。该公司原由地方人士林友庆发起集资，于清宣统二年(1910)创办，原名耀华电灯厂，但因经营亏损，资金无继，由刘崇伟出资接管，改名福州电气公司，后又几经变更，于1947年与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合并，并为其所垄断，固定资产折合人民币200亿元，改名为福州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福州电力公司)。军管会接管该公司后、派军代表刘焰出任经理，同时对该公司民族资本部分予以保护，承认私股26000股所有权，按股份计付利息。
军管会接管福州电力公司后．立即对该公司进行生产整顿和民主改革，成立中共组织和工会，领导和支持员工开展反窃电，反轰炸，打击封建把头、流氓地痞活动的斗争。为整顿公司运营秩序，发展生产，1950年7月25日，召开公司第二次全体股东大会，出席股东达157人。会议通过了《会计状况及今后计划书》，从此，福州电力公司迅速发展．在保证福州市区供电的同时，立即开始了福州至长乐莲柄港灌区35千伏高压输电线路的重建工程。
对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压抑和官僚掠夺的民族工业，人民政府在接管中采取积极扶助的政策和措施。一方面派工作队到厂宣传劳资两利政策，把工人队伍组织起来，协助资方迅速恢复生产；一方面由政府资助，解决部份重点企业资金短缺之急。在当时福州市经济状况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鉴于失业人员多，军管会对企业系统的4291人管理人员也给以接收安置。
福州市的工业接管工作，没有出现混乱，职工的劳动热情日益高涨，建立了新的劳动态度，积极投入提高产品质量，节省原材料，爱护机器等一系列生产活动。如福州电厂职工曾冒着国民党飞机轰炸的危险，抢修机器和输电线路，查检窃电行为，千方百计节省燃料，把过去占总发电量60％的损失减少至35％。福建造纸厂由解放前夕日产纸170令增产到210令，打破了该厂创办以来的日产纪录。建华火柴厂工人想方设法节省材料，每月节约相当于100担大米的价值。
福州工业在接管后短时期内开始复苏，中国共产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给长期萎缩不振的福州工业经济注入了活力。
5、军警特接管。军事部从1949年8月21日开展接收工作，分军事机关、联勤系统、空军三个接管组，每组下属若干小组。经过17天工作，共接收了包括国民党国防部史政局资料室、国防部陆地测量队第八队、福州绥靖公署、保安司令部、闽北师管区司令部、福建省防空情报所以及国民党空军、联勤系统等有关单位和5251件军事文件。在接管中，根据接管对象的军事价值和实用价值，先后予以接收。
8月24日，福州市军管会公安部组成接收工作组。接收工作计划规定，公安部接收范围包括国民党福州市警察局、警察分局和其下属派出所、水警总局、警保处、警保医院等单位及国民党市党部。8月24日开始接收市警察局；8月25日，开始接收五个分局。采取调查、核对，继而召开旧员警会议，宣传有关政策，解除思想疑虑，并令其登记造册准备移交。分别轻重缓急，“先接人后接文、物”，接收工作至8月31日基本结束。全市共接收福州市警察局(包括所属科、室、队、分局、派出所)等单位40个。
国民党市党部，三青团市团部，市级民社党、青年党组织；共接收旧员警1076人(在逃警员38人)，国民党福州市政府户政科和五个区公所的户籍主任、户籍员30人，福建省社会处直属省会第二社会服务处人员13人。
省委社会部接收的有省级反动党团特务组织、保安司令部警保处、省警察学校、警保医院、省水上警察局、防护团、新生活俱乐部及其他反动组织等10多个机构。并接收保安司令部警保处人员35人，省警保医院人员l人。省、市反动党团、特务机构的人员均逃跑。此外还接收了大量敌伪档案、枪支弹药和各种器材物资。其中有各种枪支1146支，子弹44571发，黄金3854两，银元147673枚，白银36183多两。
在接收旧警察机构的同时，1949年9月3日，正式成立了福州市人民政府公安局，陆政为局长。下设二处(社会处、行政处、)、二科(秘书科、司法科)、二股(会议股、代管股)。在社会处下设社会科，后又设保卫科；在行政处下设行政、治安、户政、外事4个科；在治安科下设刑事公安队、消防队、清洁队和警卫连。全市按区设鼓楼、大根、小桥、台江、仓山5个分局，21个派出所。
福州市公安局成立后，抓紧对接收的1076名国民党福州市警察局和各分局旧员警的安置工作。由于旧员警政治历史和思想情况都比较复杂，因而工作十分艰巨。大多数旧员警长期受国民党反动宣传，对共产党心有疑虑，认为自己在旧政府工作多年，共产党不会信任；有的怕当共产党的警察受约束，有的怕被送去前线当兵卖命；有的怕被开除生活无着；还有的受过军统特务正规训练，对共产党仍持敌对态度。因而教育改造任务十分繁重。针对他们的不同表现，接管干部深入到员警中，反复宣传政策，安定情绪。同时，组织他们学习文件和报刊资料，认清形势，并教育他们认真执行共产党的政策，严格遵守革命纪律。在工作中贯彻宽大处理，大胆使用，合理安排的政策。对表现好的及时表扬，对少数坚持反动立场的给予警告，直至开除或依法惩办。他们看到共产党对旧员警确实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即约法八章)办事，从而进一步安定了情绪，调动了工作积极性。
对旧员警的处理本着严肃慎重的态度。对年老体弱，怕国民党反攻而不愿干公安工作，嫌待遇低或有其他具体情况的，凡是本人提出愿回原籍、自愿退职的，均准其离职回乡，发给路费、安置费；对有严重问题的集中审查。
1949年9月华东南下随军服务团到达福州，10月，先后分配到市局和各分局56人。这时，各派出所才有了接管人员，初步改变了派出所完全由国民党旧所长、旧巡官和旧员警组成的状况。1950年3月，132名部队转业的连排干部和战士调到公安机关，并充实到基层。至此，全市21个派出所全部由共产党派员配备所长、副所长或见习副所长。1950年4月，将接收的旧分局长、所长、巡官37名调往民政局干部学习班学习，结业后分配到其他单位，从而纯洁了基层公安机关领导班子。
在军管会全体工作人员的努力和全市人民的协助配合下，至 10月中旬，福州市的接收工作顺利地告一段落。总计共接收236 个单位，其中国民党中央直属机构54个，市级机构33个，省级机构36个，各地流亡到福州的机构4个，军事系统机构23个，教育机关86个。接收人员112029人，其中，军事系统1935人，国民党政务系统4274人，企业部门系统4391人．学校教职员1429人，收容散兵游勇6855人。由于坚决执行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同时实行各项有力措施，因此避免了 在新旧政权交替、社会剧烈变动时期可能产生的大动荡，保证了 社会正常秩序的建立和工农商业的恢复。
接管福州市是一项浩大繁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接管工作的顺 利完成，为福州人民进行社会改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6、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福州市 接管工作的结束，彻底摧毁了国民党在福州统治的机构。依照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精神，1949年10月20 日，福州市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吉祥山救火联合会召开。
会期5天．出席会议代表288人。会议听取了市军管主任、市长韦国清所做的《福州市两个月来接管与施政方针任务》报告，与会代表讨论并一致通过了两个月接管工作报告，以及中共福州市委提出的“全市人民团结起来，粉碎敌人的封锁，克服困难，建设人民的新福州”的施政方针和六大任务的总决议，将此作为今后全市人民的行动纲领与奋斗目标。
此后，每隔3个月召开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至1951年3 月，举行过四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1951年3月22日，福州市召开第二届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 会议，会期7天。出席代表390人，列席代表46人。本次会议经 省人民政府批准，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会议听取并审查了中共福州市委常委、市长许亚关于《市人民政府四个月工作总结报告》，决定今后的任务是：继续深入开展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完成郊区土地改革等8项中心任务。会议讨论通过了《福州市人民政府委员会选举办法》、《福州市人民代表会议组织条例》、《福州市人民政府暂行组织条例》以及将本次会议改名为第二届第一次会议，将过去的四次会议改为第一届的各次会议的决议；选举了正副市长和人民政府委员及本届协商委员会委员。会议选举：许亚为市长，郑重、严叔夏为副市长，丁日初等32人为委员。会议同时选举人民协商委员会，许家屯为主席，许亚、刘栋业、吴良杰、何公敢等4人为副主席，丁良梓等36人为委员。
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0年4月发布的关于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召开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指示和福建省人民政府1951年民主建政实施方案，1951年下半年，福州市开始召开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首先以大根、小桥两区为试点，分别于9月5日和10月8日召开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随后鼓楼、台江、仓山、水上、鼓山、洪山、盖山等区也于1951年底前先后召开了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各区均成立了由15至19人组成的区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大根、新店两区还进行了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试点工作，民主选举了区人民政府委员会成员。
郊区乡镇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也于1952年普遍召开，并代行乡、镇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分别选举了乡长、副乡长、乡政府委员、组成了乡镇人民政府委员会。
各级人民代表会议，不但推动了各项中心任务的完成，而且进一步密切了人民政府与人民群众间的血肉关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福州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在各条战线进行了紧张的工作。
二、平息匪患资遣安置、平抑物价、安定人民生活
接管的主要任务结束后，福州市各级地方人民政府相继成立。但是新生政权存在着严重的困难，面临着艰巨的任务。大批政治土匪和各类反革命分子还在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土地制度改革尚未开展，散兵游勇、旧职人员、失业人员、无家可归的灾民需要安置，需要救济；同时，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国民经济又是一个百孔千疮的烂摊子，工业破产，农业凋敝，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市场混乱，人民生活十分困难。为了保卫人民政权和胜利果实，福州市人民政府配合人民解放军，歼灭了土匪武装，建立和发展大批地方人民武装；资遣安置了社会闲散人员；统一了财政经济，稳定了市场，走出了困境。
1、剿匪
福州地区背山面海，岛屿众多，海岸曲折，内陆山地连绵，便于海匪、陆匪活动。国民党统治时期，匪患不断，民不聊生。解放后，国民党有计划潜伏下来的党政军特骨干不遗余力收罗流氓地痞和惯匪，收编被解放军击溃的国民党军和地方武装，并胁迫部分群众，组成各种名目的土匪武装；同时，国民党利用其占领的沿海岛屿，不断派遣海匪、特务潜入，与陆匪互相勾结，妄图开辟“敌后”战场，伺机配合反攻大陆。福州解放初期，8县共有股匪5500余人，其中大部分股匪为国民党特务控制的政治土匪。
福州战役后，解放军第十兵团主力南下解放闽南地区，第四军分区(后改闽侯军分区)及所属地方部队刚刚组建，兵力有限，各地土匪乘机大肆进行各种破坏活动。一是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不断袭击区、乡人民政府，袭击解放军，杀害干部，并阴谋攻占闽清、永泰等县城；二是破坏交通运输，多次在福(州)厦(门)、福(州)古(田)公路和闽江截击车船，严重影响征粮和支前工作；三是到处烧杀抢掠，抓人绑票，勒派粮款，奸淫妇女，无恶不作。仅罗源县从解放到1950年底，就发生土匪抢劫300余起，造成几户农民倾家荡产。
为了巩固人民政权，维护社会安宁，使革命和建设各项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第四军分区所属部队及驻军，在地方党组织、政府的配合下，发动和依靠群众，开展了一场持久的剿匪斗争，大体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重点清剿，歼灭主要股匪。1949年9月，第四军分区成立，福州地区游击队2000余人改编为分区独立团、特务营和8个县大队、54个区队。当时福州地区匪情十分严重，独立团、特务营编成后未及整顿，就投入剿匪作战。首先，于9月26日开赴连江、浦口一带，围剿“国防部改进军’’陈为庆部，至lo月上旬，该股匪loo余人基本被歼。10月12日，军分区又集中独立团和特务营2个连，进剿闽清、永泰“国防部第二纵队”第四、第五、第六团。在解放军八十三师闽清、古田、南平剿匪指挥部所属剿匪部队的配合下，采取军事清剿与政治瓦解相结合，以长途奔袭、分兵台围等战术．经过2个月积极清剿，全歼了在永泰的第五团，在闽清的第四、第六团也大部分被歼，余匪转入分散隐蔽。与此同时，林森县驻军二十八军工兵营对该县西部的“福建省保安第二纵队第七团”岳嵩部，也给予沉重的打击，迫使其分散逃窜。永泰县梧桐乡区队，夜袭浮竹峰，歼灭“莆仙永反共救国军”中队长以下17人。至12月底，全区歼匪1994名，其中俘匪纵队司令朱子香、四团团长俞贤林、五团团长徐国才以F 878
人，毙伤匪71人，瓦解匪众1045人。
1950年1月，军分区在林森县大湖乡成立剿匪指挥所，由吴立任副司令员统一指挥独立团、特务营2个连及闽清县2个区队，对闽江北岸、福州西北至古田、罗源、连江边境地区进行重点清剿。开始由于对股匪活动特点了解不够，地形不熟，股匪采用跳圈子战术，“我来匪去，我去匪来，”剿匪部经常扑空。为改变被动状态，剿匪部队根据上级关于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者结合的方针，采取驻剿与游剿、搜剿相结合的战术，并组织工作队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反霸、减租斗争，组织800名民兵进行防匪布哨，及时报告匪情，有效地配合了部队剿匪作战。至3月底，在重点清剿区歼灭了黄炳武、陈宗丰、关依七、郑维光等股匪500余人，连同各县大队歼匪数，共歼匪654人，但匪首大多被逃脱，余匪也转入隐蔽潜伏状态。
1950年4月，二十八军奉命准备再战金门，该军驻福州沿海地区的部队南调，各地土匪遂由分散到集中，疯狂进行破坏活动。沿海岛屿的海匪也不断袭扰大陆沿海地区，潜伏的国民党特务则组织大刀会阴谋暴动。为保障主要交通线的安全和镇压大刀会的活动，军分区于5月重新调整部署：以警备团(4月由独立团改称)团部、三营和闽侯县大队位于福州西北，继续清剿关依七、郑经明等股匪，并保障福古公路和闽江的交通安全；以警备团二营配合福清县大队，清剿由江阴岛窜至福清的葛应宽股匪，维护福厦公路的运输安全；以特务营二、三连，分别配合长乐、永泰县大队，清剿长乐郑刘妹股匪和镇压永泰大刀会活动。经过1个多月清剿，福清葛应宽股匪于渔溪、东张及莆永闽边境被歼259人，葛匪及其余部被迫分散逃入莆田地区；长乐郑刘妹股匪被全歼；其余各股匪遭到打击后，被迫再次转入分散流窜；永泰、闽清大刀会活动均被镇压下去。与此同时，平潭县大队一中队在驻军二五一团1个排配合下，进剿屿头岛海匪，歼灭“福建海上保安第一纵队”l中队。至6月共歼匪512名。
4至6月剿匪虽取得一定战果，但由于兵力分散，未能给予主要股匪以歼灭性打击，多数匪首均被逃脱。加上在执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上存在“宽大无边”的现象，一些惯匪未受到应有的惩罚，释放后又重新为匪。这时，原被打击后流窜的匪首岳嵩，重新纠集160余人，组成“闽(侯)、永(泰)、忠义救国军联合纵队”7个支队，活动于闽侯竹岐、上段、南阳和永泰白云地区，气焰十会嚣张。军分区接受经验教训，决定集中警备团、分区警卫连和闽侯县大队2个队共12个连兵力，对上述地区进行重点清剿。首先进行围剿，给予军事打击，迫使其分散隐蔽；尔后采取驻剿挖根的方式，发动群众，控制匪属和通匪分子，断匪粮食，并布建情报网，化装便衣侦察，发现匪情及时追踪搜剿。经过1个月清剿，除匪首岳嵩等少数几个人潜逃外，该股7个支队均被歼灭。7月上旬，闽清各股残匪联合尤溪郑长坤股匪100余人，集结于闽清半岭、西山一带，企图进攻区公所，闽清县大队和分区警卫连随即组织围剿，歼其一部，大部溃散潜伏于两县边境地区。7月21日，平潭县大队、二区队进袭吉钓岛，匪“福建人民反共突击军二纵队二支队二大队”副大队长以下4人被歼，余部乘船逃走。8月中旬。福清县大队进剿江阴岛海匪，先进行围攻，俘匪65人；随即发动群众，开展政治攻势，争取了分散隐蔽的93名匪众自首，该岛海匪遂被肃清。
8月底，警备团由3个营缩编为5个连后，全部转移到闽侯部清剿关依七、王花弟、吴必开等股匪。通过驻剿挖根，结合开展游剿、搜剿、迫剿，各股匪先后被歼，仅少数匪首逃脱流窜。同时，罗源县大队及五区队清剿“福建人民反共突击军4纵队”李立毅股匪；连江县大队及三区队清剿吴潮祯、陈兰青等股匪，冰泰县大队及二、三区队清剿柯甫泰、廖道望等骰匪也取得一定战果。罗源县通过召开群众大会，镇压一批罪大恶极的顽匪，广泛宣传“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积极做好匪屑工作，争取了李立毅股匪大队长以下26人F山自首，尔后对天堂山一带进行重点清剿，给该股匪以沉重打击。
这一时期，由于采取包打、包剿、包发动群众的做法，调动了各剿匪部队的积极性，7～9月，取得了歼匪829人的成绩。霸点清剿一年来，累计歼匪4052名(未含刀匪和公安部门歼匪数)。
第二阶段：全面清剿，肃清散匪。经一年重点清剿，福州地区大股土匪已被消灭，余卜-小股土匪和潜伏敖匪．以及逃窜的一些匪首。他们大多由公开武装活动转入秘密的地卜活动图伺机东山再起。此时，为集中力量抗美援朝，中央决定推迟攻击金门，二ⅣL军一部进驻福州沿海地区，担任海防和剿匪任务，并凋二四六团二营归军分区指挥清剿内陆土匪。同时，福州部分地区开始进行土地改革。为此，军分区根据上级指示，决定剿匪与土改相结合，发挥警备团(含配属军分区的剿匪部队)与各县地方武装、民兵三结合的作用，以集中对集中，分散对务散，点面结合，开展全面清剿，继续歼灭尚存的小股土匪，清查潜伏的散匪，追捕潜逃的匪首。
军分区根据剿匪兵力增加的情况，以二四六团二营(4个连)为主，闽清、永泰县大队配合，清剿两县与德化、尤溪、南平边界境地区的股匪；以警备团团部率3个连负责福州以北地区的清剿，另2个连分别协助罗源、连江县大队清剿；长乐、福清、平潭县大队则与驻军协同进行清剿；闽侯县大队并摧挥永泰、福清、长乐4个区队，清剿4县边界石虎山地区股匪。各部队在进行军事清剿的同时，还派出工作队协助当地进行土改，发动群众，组织民兵清查散匪。10月，二四六团二营2个连及在尤溪剿匪的该团。个连j在闽清县大队一部的配台下，围剿两县边界如区，采取封锬交通，断匪粮食，逐步缩小包露圈战术，迫使郑长坤股匪45人投降。由于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威慑，不少散匪纷纷坦白自新，至年底共歼匪717名，其中投诚自首423名，占59．1％。
1951年初，福州地区小股土匪已大部被歼，军分区根据尚存小股残匪主要流窜予永泰与德化、尤溪、闽清边界山区的情况，令警备团率3个连并指挥永泰县大队，于永泰伏口、盖洋和礼柄、北山地区清剿杨宝树、廖道望、叶坑五、徐建勋、檀致勇等股残匪；福州北岭地区由闽侯县大队接替，负责清剿王花弟、伍必升、江花弟等股残匪；警备团另2个连继续配合罗源、连江县大队清剿李立毅、吴潮祯等股残匪。并在福清、长乐、连江、罗源划分4个联防清剿区，发挥驻军、地方武装、民兵的合力，切断海匪与陆匪的联系。随着土改运动普遍展开，在广大地区发动群众，深入清查散匪，建立民兵盘查哨，形成了重点清剿、联防会剿与面的控制互相配合，使残匪无隙流窜。各剿匪部队根据残匪分散潜伏的特点，布建了严密的情报网，化装便衣深入山区侦察，发现匪情即组织精干“飞行队”追剿，或组织军民搜山围歼。由于党政。军民密切配合，廖道望、扬宝树、叶坑五、徐建勋、岳嵩、王花弟、江花弟、吴潮祯等残匪先后被歼，一些潜逃的匪首也纷纷落网，至5月底又歼匪422名，其中队长以上匪首69名。至此，福州地区范围内的土匪基本肃清，往后的清匪任务转以公安部门，民兵为主担负，驻军、县独立营(由县大队改编)配合。
为彻底肃清潜匪、散匪，杜绝匪患，各县于6月分别成立县、区、乡清匪委员会(沿海地区称海防清匪委员会)，在地方党委统一领导下，组织各种力量，深入开展群众性的清匪运动。遇有匪情，即组织县与县、区与区、乡与乡联合清剿，至年底，全区歼灭和清出土匪159名。个别潜逃外地的土匪于1954年7月前相继逮捕归案。持续5年之久的剿匪斗争宣告结束。
2、资遣安置
福州解放后，新生的福州城面临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百孔千疮的烂摊子，饥饿、贫穷、污秽交织在一起。因国民党溃败而出现的散兵游勇和旧机关裁减下来的人员以及因长期战乱和灾荒而流浪城市的农村灾民，涌塞城市的各个角落，社会秩序一片混乱。为了医治战争创伤，稳定社会秩序，安定人民生活，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为建设人民的新福州打下基础，党和政府采取了积极有效的安置措施：资遣国民党军队散兵游勇；疏散城市流浪人口；动员和遣送因灾害战争流入城市的农民回乡生产；救济城市贫民、失业工人、失业知识分子，组织生产自救；安置孤老残幼，保障其基本生活；收容改造妓女、游民，通过思想教育、职业训练，使他们革除恶习，成为新人。
1949年8月16日晚，国民党军队仓皇逃离福州，解放军乘胜追击，俘敌35000余名，但尚有部分散兵游勇在榕城游荡。随着8月17日福州城的解放，收容遣送散兵游勇，已成为一项迫在眉睫的工作。市人民政府迅速在小桥区横街设立散兵游勇收容所，以福州警备司令部为主，公安局、民政局协同办理。至11月，登记收容散兵游勇6855人，经过教育，分散遣送．4632人回乡生产，每1人每日以60华里计程，发给路粮大米3市斤(按每日市价折合人l民币发给)。同时还采取集中遣送的办法，由政府雇用船只，整批l遣送散兵游勇204人，发给路粮7355斤。1950年，福州市人民．1政府还办理过战俘遣送工作，换发本市印制的《介绍遣送回籍生产证明书》，并按路程远近，发给路粮。遣送外省战俘183人。至 1950年上半年，收容遣送散兵游勇工作初步完成。此后，少量流，散社会的散兵游勇以社会闲散人员给予收容、改造。对接管的旧政权机构的4000多名职人员．人民政府根据“洲结教育，改造思想”的方针，以自愿为原则，采取安插录用，教育改造，资助回籍，改行转业等办法处理。对有一技之长的旧职人员进行审查，对无显著劣迹、品质较好的分别予以录用。1949年，仅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局，秘书、房管处、法院及5个区公所即录用221人。同时，抽调旧职人员参加学习．改造思想。1949年初。还先后组织两批300余名旧职人员编队学习。
对自动申请回籍生产的旧职人员，由市军管会根据各人路程远近及家属多寡，分批给予资遣安置。至1950年5月．共资遣319人，发出路粮27166斤。其间，市民政局结合登记、清理．对原国民党市政当局裁减滞留城市的旧职人员1867人，也给予资遣回籍，资助路粮853010斤。
对于流散在城内的几千名农村灾民、难民，市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把动员和资遣灾民回乡生产、重建家匾终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从1950年至1953年，先后为3506名流入城市的灾民发放了路粮和回乡生产证明书。1953年后，流散在福州城内的灾民基本返回故里。
无业游民，是福州解放初期的一大包袱。他们无衣无食，涌塞在城市各个角落，扰乱社会秩序。市人民政府在遣送散兵游勇和外流灾难民之后，即着手收容、改造社会无业游民。1949年至1951年，先后动员资遣游民700余人回乡生产。
1951年1月，市民政局接管了私立福州救济院，改组为福州市生产教养院，成立福州市儿童工读学校，当年收养无家可归、流浪乞讨的孤老残幼503人。10月，福州市第一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关于加强社会治安、收容改造游民的议案》，11月1日，市民政局即于中山路武圣庙设立福州市游民教养所，配备干部10名，负责社会游民收容改造工作。11月17日深夜，全市民政、公安部门统一行动，清理收容游荡社会、露宿街头的惯乞人员182人，集中送市游民教养所。后又陆续收容游民153人。
教养所根据市人民政府“思想教育与劳动改造相结合”的方针，施予政策、纪律、思想、劳动教育和前途教育，组织他们从事理发、洗衣、修补等行业的工作，督促他们学会一技之长，树立寄生耻辱、劳动光荣的思想。经过一年半的思想教育和劳动改造．先后批准252人离所就业或返乡生产。1953年7月，游民教养所撤销，部分儿童转送市儿童工读学校学习，少数无家可归的残老者并入市生产教养院长期教养。
3、平抑物价，安定人民生活
饱受国民党统治时期通货恶性膨胀、物价飞涨之苦的中国人民，解放后迫切要求稳定物价。但投机资本家却利用当时军费开支大，国家财政经济困难，兴风作浪，先后掀起了四次物价大涨风，对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受其影响，解放初期，福州市场上也出现了两次较大的物价涨风。第一次在1949年9月初，由于特务造谣，不法资本家乘机抬价，牟取暴利。以金银黑市带头，使粮食、棉花价格上升。福州市军管会号召全市人民打击金银投机活动，工人阶级起来响应，学校师生上街宣传，物价迅速回落。第二次涨风发生于1949年11月初，受上海物价的影响，纱布、粮食率先上涨，从9月起主要生活必需品价格直线上升，来势甚猛。纱布、粮油价格涨幅达到两倍以上。
福州市人民政府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部署，采取以经济措旌为主，辅以行政手段，迅速在制止通货膨胀、稳定金融物价方面取得成效。
(1)规定货币比价。解放初期，福州市是一个经济不能自给而又遭国民党残余势力封锁，物资交流阻塞的城市，加上，人民受国民党政府伪币欺骗与搜刮的影响，以及在对人民币为人民服务的本质尚不了解的情况下，如果银元牌价过份压低或宣布银元禁止流通，势必造成银元高价黑市，刺激物价迅速上涨，商人则会更加观望，造成物资停滞、不敢出售的现象，一方面使投机分子易于操纵，同时也会给特务分子以乘机造谣机会。因此，第一次银元牌价规定为2000元，使其价格略高于附近地区及各解放城市。后来事实证明，这一比价达到了相对稳定物价与利于调剂物资价格的目的，使人民币很快取得了人民的信任。因此，在1949年9月初，特务造谣、奸商投机造成的一时物价波动，得以很快制止。福州解放头几天，因对银元的比价尚未规定，福州市人民政府曾命令所有在福州的机关、部队不得购买物品，对稳定物价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2)抛售物资。1949年9月初，第一次物价上涨期间，福州市国营贸易公司于9月5日紧急将食盐6．8万多斤运往南平，与该县贸易公司交换粮食。10月4居，南平大批米、豆运抵福州，开始大量抛售，市场米价渐趋下跌。10月14日，由连江、罗源等地运来大批粮油，福州粮食储量增加，大米每石跌价数千元。在此期间，贸易公司对人民生活必需品食盐也大量销售，每百斤只l.6万元。第二次物价暴涨于11月初发生，国营贸易公司组织大量货源，于11月8日开始，接连从闽北各地赶运大批粮食到福州，米价迅速下跌，沪屿尖米从每石3.45万元跌至3．25万元。上等早米及溪电米每石从3．3万元跌至3．15万元。1950年2月，时值年关期间，投机商人趁机又将米价每百斤抬高4万元，国营贸易公司为平抑米价，特在全市增设11个零售点供应食米。经过上述几次抛售物资，平抑米价后，福州市物价自1950年3月逐渐F降，趋向稳定。主要生活必需品米、棉花、纱、油比1949年底分别下降4l％、49%、44%、41.5%、32.3%。
(3)实行同行议价。对于人民生活必需品，特别是棉布、粮食领先上涨，在其涨价居高不下时，福州市人民政府及时对私营棉布、粮食批发商进行存货登记，掌握其货源，而后对棉、粮两个行业实行全行业议价，规定不得抬价出售，违者给予惩处。至11月底，物价逐渐平抑下来。
(4)整顿交易秩序。为了稳定市场，制止奸商兴风作浪，1949年12月21日，福州市人民政府根据中央精神，结合福州情况制定并公布了《福州市市场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及《申请交易登记手续须知》。根据《暂行办法》规定，交易所由市工商局统一领导，凡该业商品批发交易，均须集中在各该交易所内进行，严禁场外交易、黑市买卖，严禁买空卖空、投机操纵行为。凡该业正当商店、作坊、行栈、国营公司、合作供销社等均可申请登记，批准为固定交易员。对福州市与外埠公私企业买卖的，需报告货物及其数量，经交易所批准，发给临时交易证，凭证入所交易等等。
根据《暂行办法》规定，1949年12月，福州市成立粮食交易所；1950年1月，又成立油类交易所，并在洪山桥、魁岐、三叉街、台江码头等地设立5个检查站，打击粮、油走私和场外黑市。1950年初，成立纱布交易所。为指导全市交易所业务，市人民政府成立福州市交易所指导委员会，由市工商局、国营公司、交易所主任等共同组成，任务是加强交易，反对买空卖空。同年，市工商局配合税务部门又成立牲畜交易所。规定囤栈收费标准，取销牙行佣金，制止私商扣秤、扣价等行为。1951年10月，在台江第六码头成立公营福州渔市场。过去福州渔市场由渔牙和零售商贩组成，由于渔牙中有五澳十三帮封建组织，特务、地痞、鱼棍、帮派等投机垄断，恃强压价，强赊硬欠造成渔价昂贵。公营渔市场成立后，水产品批发业务集中交易，建立统销统付，托售议价等交易制度，收取合理佣金，铲除封建势力，稳定渔价，买卖两利。
通过交易所对私营批发商的集中交易与管理，配合国营公司调节物资供求，基本上控制了主要物资市场，平抑了物价，扭转了历史上春节物资紧张“红盘必涨”的现象。如1950年春节，私商一度哄抬食油价格，投机操纵，油类交易所及时对私商采取食油登记检查与控制，配合国营公司停止对私商批发，扩大国营零售，遏制了食油涨风。又如私营棉布商套用交易凭证，进行场外投机买卖，纱布交易所采取注明时间的办法，按出货远近，规定期限，制止了私商利用时间差，进行买空卖空和哄抬价格的行为。
对经纪人、行商实行监督管理。经纪人尤固定营业场所和资金，专为代客买卖，收取一定佣金。解放后商场上经纪人仍很多，各行业都有专替批发商、行栈介绍成交，提供商情，促进商品交换。但不少行业的经纪人存在陋规恶习，进行诈骗违法。因此，加强监督管理势在必行。1950年初，粮食、油类、纱布三个交易所批准的经纪人有675人，其中粮食259人，油类70人，纱布346人。1951年3月，市人民政府公布《福州市各行业经纪人管理暂行办法》和《福州市各行业经纪人审请须知》，全市共有42个行业经纪向福州市工商局申请，经批准发给登记证1334人，组织3个经纪人联合办事处，制定经纪人守则，确定经纪人合理佣金，引导其正当经营，为繁荣经济搭桥铺路。
行商是指无牌号、以个人名义从事埠际之间商品贩卖者(俗称走水或跑单帮)。行商有大小，资金多的则进行省际间的长途贩运。资金小的，用自行车、板车或肩挑来往于邻县各乡镇的短途贩运。1951年7月23日，根据《福建省行商管理暂行办法》，对行商进行登记管理。经福州市工商局批准803户，其中大户占15％，其资金则占全行业资金总数的48％。行商多为逃避税收、分散资金，或坐商化为行商，或坐商兼作行商以牟取暴利。为此，福州市人民政府采取限制行商经营范围褶活动地区的办法，凡外出采购必须进行登记。市工商局配合税务部门在全市水陆码头设点检查行商进出商品，并由市工商联组织行商公会，进行思想教育。1951年市工商局对行商进行了一次清理整顿，惩处了投机违法户、撤销挂名户共214户，经批准合格的589户。1952年8月第二次清理整顿，又处理184户，重新换发行商证405户，督促他们守法经营，组织参加各地物资交流大会，对活跃城乡经济起了一定作用。
(5)打击不法行为。1949年8月25日，福州市军管会发布金字第一号布告，明确规定“人民币为解放区统一流通的合法货币，‘金元券’，及地方一切货币均为非法货币，即日起禁止流通”。适当规定了人民币与银元的比价和收兑福建省银元地方性辅币券，防止投机分子操纵银元黑市。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配合金融和公安部门，加强金银市场管理，大力宣传国家金融政策，积极劝导金银业正当经营，打击金银黑市交易。1949年9月7日，福州市连续破获秘密银元铸造厂三处：闽通厂私铸假银元1000多枚抛入市场，首犯徐柏年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建兴和生成两厂正筹划制造假银元即被一举摧毁，没收制造假银元器具。根据群众举报，全市共抓获银元黑市交易贩子32名。在与金融投机斗争的同时，福州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政府颁布的工商法规和政策，开展对市场监督检查。1949年12月，粮食业瑞元、元大两户，采用拔掉秤尾钉、磨短秤钩的办法，短斤少两，盘剥顾客，非法图利2000多斤大米，被查获后令其将衡器送往市度量衡检定所检定，并登报公开检讨。粮食、油类、纱布交易所成立后，少数商人套用交易凭单，擅自进行场外交易，经检查核实，严肃处理了油类2起、纱布1起、粮食8起的违章案件。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全国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一些不法资本家拒不接受政府加工订货，趁市场物资供应紧张之机，偷工减料，骗取国家资财，扰乱市场秩序。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予以严肃处理。1951年春，全市绸布业有20多户倒帐，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组织力量评审，对随意倒帐坑人的私商予以严厉处罚。如生顺茶行倒帐金额达人民币140亿元，被法院判处徒刑。行商洪茂增勾结药业诊寿堂，假借座商名义，成立照相联营处，非法经营进出口业务。仅一年就非法牟利2300万元，诊寿堂药铺则从中抽取30％酬金。根据《福建省行商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对洪茂增没收其非法利润并取消其联营处股份，诊寿堂药铺由福州海关令其停止进出口业务半年。
在党的领导下，福州金融物价趋于稳定，从根本上制止了长期危害人民的恶性通货膨胀，使新生的人民政权站稳了脚跟，大大提高了威信。（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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