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忠瑶，又名亚瑶，1924年10月出生于福建省闽清县六都佛堂前（今坂东镇坂中村）一个农民家庭。1938年2月于溪东小学（即闽清县第二实验小学）毕业；1940年7月于文泉中学（即闽清县第二中学）毕业，当年被溪东小学（后改称忠贤小学）聘为教员。1942年秋，考入南平省立高级商业职业学校，创办《南痕》刊物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45年秋，考入福建学院，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947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8月，闽浙赣省委“八.二八”会议后调入中心县委工作。10月，中共闽清县委成立后任县委书记，以麟洞山头为据点开展武装游击斗争，同时深入开展农村平原工作。1948年3月16日发生“麟洞惨案”，脱险后赶赴南平联络点向上级汇报。4月，因“城工部冤案”在南平樟湖坂牺牲，时年24岁。

　　1956年，“城工部冤案”平反昭雪，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自幼奋发求上进 刻苦勤勉图报国    

　　1924年，一个晚秋的日子。演溪两岸田野上，农民们正忙着收割晚稻，刚刚打下的稻谷黄橙橙的带给人们收获的喜悦。这时，从佛堂前的一户农家传来一个婴儿嘹亮的啼哭声，已经四十五岁的农民刘陞啓的男孩诞生了，农家夫妇喜得贵子，一家人欢天喜地。父亲为儿子取名忠瑶（别名亚瑶）。瑶，意为美玉。夫妇俩倍加珍惜，母亲更是呵护宠爱。一个农民家庭，香火延续、后继有人，生活的希望犹如拨云见日，光明在前！

　　亚瑶的父亲祖祖辈辈以农为生，他们为家园、为子孙，面朝黄土背朝天，耕织传家、生生不息。为了挣脱命运枷锁，在亚瑶八、九岁时，父母用血汗钱送亚瑶进入溪东小学上学，他聪颖好学、刻苦勤勉、自幼奋志、力图上进，不负父母期望。有一天，亚瑶的父亲和木匠正为如何建造正房与厨房楼道拐角犯难时，亚瑶提出在90˚内角处加装一块等腰三角形地板。这样，原先因狭窄而显局促的压抑感立即豁然开阔而通达。虽然只是一件小事，足见少年亚瑶灵动的秉性。小学毕业后，继续升入文泉初中。他念念不忘父母养育栽培之恩情，感念之余，心存不安。他在一个初中时的暑期文稿中记述：在放假后几天，正当田野热闹之际，即是早谷收获之时。父亲以农为业，在田刻苦割稻……那时只是怨着天空的炎日，差不多满身皆汗如雨般乱滴，几时才得歇息。父亲之苦痛更不多谈，更加年老，都以此血汗换些米谷，才有到此求学的机会，想起真觉惭愧……

　　亚瑶读书认真勤奋，语文、英语、数学成绩都名列前茅。他待人诚恳，不苟言笑，富有正义感，同学们都很敬重他。有一次学校的早餐，稀饭不见米，大家都拒吃。包饭头串通校长大骂学生。在班上校长指名学生站起来一个个回答“为什么不吃饭”，校长问一个同学，他支吾着答不出来，被打了一巴掌。当问到亚瑶时，他沉着机智地说：饭太稀，我们怕尿多影响上课所以没吃。校长无奈，强迫同学们去吃，可是大多数同学都躲了起来，以示抗议。

　　亚瑶就读初中期间，正值抗日战争爆发初期。全国开展大唱抗日救亡歌曲，音乐老师指定亚瑶领唱，他认真学习，唱准节拍，引导大家唱好。所以文泉中学歌咏队每到一地演出，都很受群众的欢迎。正是受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和当年堂兄刘俊毅参加红军北上抗日，在他心田里播下革命火种的影响，亚瑶忧国忧民的爱国思想逐渐形成。此时亚瑶即以敏锐的思想意识思考着如何能成为一个“替国家服务”的有为青年。他在《怎样才算是一个有为的青年》中写道：

　　中国国步之艰难，于今算是空前未有的。随着中日国际恶化，中国民族地位的危险益形深刻了，外受帝国主义的欺凌、内遭天灾人祸的压迫，渐到了沦亡之途，国家大势岌岌可危。而我们青年处此非常时期内，不能不有所觉悟，赶快养成才识，好替救亡图存！

　　我们要想做个有为的青年，必先吃过一种重大的苦痛，因人们未经受过痛苦的便不知做人，不知做人便不会替国家服务。如何能成为一个有为的人呢？反之，受过苦痛的便知做人，知道做人便会替国家出力，而成为一个有为的人。古人说“劳而后获”真是不错的。但是要知道做人必先准备做人的工具：研究学业、锻炼身体、修养品格。

　　1940年7月亚瑶初中毕业时，抗日战争已进入最残酷阶段。1941年—1942年日寇铁蹄践踏福州，亚瑶中断了继续升学。这两年，他受聘溪东小学任教。1942年秋，亚瑶通过努力，考入南平省立高级商业职业学校，负笈求学，学业斐然。在校期间他不仅学习勤奋，而且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得到广大同学的拥戴，被推选为班长。他组织同学一起创办《南痕》刊物，亲自参与撰稿、编辑、刻字、刊印等工作。

　　亚瑶有写日记的习惯，日记中的记事有：冬日坚持洗冷水澡以锻练身体和意志品格；生活学习和个人收支账目；对事件、要闻的分析和评论以及对自己的自省和自勉。日记展现了他简朴而勤奋的一面，更多的是忧国忧民和对中国前途命运的思考，突出的是强烈的反抗日寇侵占国土的爱国主义情怀。他在《英汉辞典》第545页和547页中，以其激愤的民族情感用毛笔饱蘸红墨水留下模仿民族英雄岳飞“还我河山”墨迹和“打倒日本”字句，表达热血青年壮怀激烈的爱国情怀。今天，我们手捧亚瑶当年使用过的《英汉辞典》，翻看着书页中殷红的遒劲字迹，不难想象，一个仅凭日记不足以抒发一腔为救亡图存而澎湃着热血的青年，如何提起毛笔，违反不在字典上涂写的常规，为我们留下这宝贵的充满爱国主义的激情喷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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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征程路漫漫  碧血丹心铸英魂

　　1945年秋，亚瑶考入福建学院，就读于经济系。时值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时局，中国共产党为了避免内战、争取和平，在重庆同国民党进行了为期43天的和平谈判。由于军队与解放区政权的问题不能解决，未能达成协议；国民党坚持一党专制，故意拖延时间好打击共产党，谈判最终破裂。面对国内外纷繁局势，亚瑶陷入深深思考，他在日记中写道：“国事纷纷——国共不和、内战蔓延、灾饥亡民遍野，物价日涨，接收与救济人员的无限量贪污，政府一切的予施毫无人民满意之处……国际救济品停运，世界满遍粮荒……等等一切之一切莫不令人痛心愤慨，疾首顿足。国势日形不堪，民生逐陷困窘，闻之令人痛心，谈之令人发愤！‘胜利’、‘民主’、‘自由’、‘平等’终不知为何物。可叹！”1946年6月26日，解放战争爆发，反独裁、反饥饿、反迫害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亚瑶积极投身学生运动，深刻思考中国命运将何处去？亚瑶大声疾呼：我们最需要的是一党专政的结束！独裁政治决不容存在！人民的自由与安全要求绝对保障！斗争矛头直指国民党反动政权。此时，亚瑶“替国家服务”、“替国家出力”的思想已经成熟而且坚定。他在福建学院参加学运的言论和行动也因此遭到国民党省保安处的注意和密查。

　　1947年初，亚瑶经时任林森（闽侯）县委委员、主要领导学运和农运并与闽清革命斗争关系密切的林克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亚瑶积极学习、传播进步书籍、刊物。为避人耳目，他巧妙地把《新民主主义论》、《大众哲学》等进步著作夹存在《古文观止》的封面折页里。他向上级陈世明等领导汇报工作或谈心得体会时，谈到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读后感：“纳粹士兵也是出身劳动人民，但是他执行法西斯任务时，就要当敌人坚决打击！”他敏锐的洞察力和严谨的分析能力，得到上级的肯定。

　　1947年2月，龙山会议提出开展城市爱国民主运动就是开辟第二战场的斗争任务，要求城市党员必须树立为农村服务的观点，脱下中山装、学生装和广大农民相联系，与武装斗争相结合。

　　1947年3—4月间，亚瑶与在协和大学读书的黄世杰相遇，便邀请黄世杰到他租住的破烂房屋中叙谈。谈论国民党的黑暗统治，贪官污吏、欺压百姓、民不聊生。如此社会不改变，老百姓永远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国家没有前途。现在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黄世杰说：“那我们怎么办？”亚瑶直接了当地说：“参加共产党干革命，国家才有前途，个人才有出路。”此时已经参加了共产党的亚瑶，实际上是要发展像黄世杰这样优秀的一批进步学生。

　　1947年8月，闽浙赣省委“八．二八”会议后，省委决定开展三十路游击战争，开辟闽江以南，沿江从林森到南平为一个游击区，并建立闽清、尤溪、永泰、南平、古田中心县委，由林汝楠同志领导。鉴于农村工作对干部的迫切需要，刘忠瑶等一批城工部骨干有组织地调入中心县委工作，这时离大学毕业还差一年。9月，曾镜冰派陈世明到福州向城工部调这一地带籍贯的党员同志到省委机关训练。其中有林森县委（林克俊）所属的学生党员小组组长刘忠瑶以及学委（何友礼）所属的郑一惠等同志。后因形势任务发生变化，训练未成。

　　根据大胆提拔本地干部的精神，林汝楠同陈世明在福州商量，拟将熟悉闽清山头关系和有武装斗争经验的刘志德调到闽清工作。还找刘忠瑶、郑一惠等个别谈话，为建立中共闽清县委作准备。这些问题经曾镜冰、林汝楠、李铁等研究后均表示同意。

　　1947年10月，中共闽清县委在福州成立。闽清县委由刘忠瑶任书记、郑一惠任副书记、刘志德为委员。省委陆续将一批同志的关系转到闽清县委。闽清县委是当时中心县委领导下的唯一县委，它的成员主要由在外地活动的闽清籍干部和留在本地活动的同志组成。11月份后，这些同志陆续到达闽清各地，刘忠瑶在毓真小学任教导主任、郑一惠在闽清中学担任理化教员，以此身份作掩护开展革命工作。

　　闽清县委机关设在六都佛堂前刘忠瑶的家里。闽、尤、永、南、沙中心县委委员陈世明分工领导闽清县委，他以刘忠瑶同学关系的身份为掩护，工作、吃、住均在刘忠瑶家的土楼里约10来天。他们在这个据点昼伏夜出为新成立的闽清县委开辟前期工作：

1. 建立闽清县委和中心县委三条联络线?麟洞、梧桐顶（詹维庚协助）；?六都洪厝里老革命据点（黄炳顺家）；?永泰盘谷顶山洋（蔡伯祥交通员联系闽清中学郑一惠）。

2. 学习闽浙赣省委“八.二八”会议精神和省委关于部队地方化，进行扩党练干，联系群众以及动员群众搞合法的生存斗争，开展游击战争等指示。研究林汝楠在福州送别时提供的书面工作意见。

　　三.通过学习文件，联系闽清实际，取得工作共识，准备元宵节召开县委第一次扩大会，草拟县委第一次扩大会《关于闽清斗争形势与任务的意见》。计划扩党练干，建立多个区委，开辟几个山头游击周转点（区）。具体研究乡镇平原工作，由刘忠瑶负责开辟从六都坂东经“水井下”山道的交通线到白洋设联络点。

　　闽清县委以佛堂前为据点外出活动：?先由蔡兆源带陈世明去一都、二都来回活动，建立一都区委（蔡兆源任书记），并指导二都党组织活动；?刘忠瑶和陈世明到十五都吴大艇家，一同吸收黄世杰、吴大艇、黄际信入党。成立十五都党小组，黄世杰任组长。组织4天学习活动，主要学习《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土地法大纲》和省委文件《论自力更生、赤手成家》、《论家庭问题》等。

　　刘忠瑶在这重要据点里，时常与从交通线到来的郑一惠碰头，共同研究县委工作，特别是领导、部署二都群众持枪抗丁斗争等活动。

　　郑一惠谦逊和蔼、性格内向、沉默寡言、刚毅负责、热情真诚，有很高的学问，是1942年入党的老党员。他的工作是负责把所属福州党员的工作进一步转到为闽清农村工作服务的轨道，直接领导闽清中学党支部，分工负责一都、二都、白洋一带工作，扩党练干，抗丁抗粮，为发展武装筹集资金。

　　刘忠瑶和战友们为了进一步贯彻上级指示，巩固已取得的斗争成果，他们夜以继日地发动贫雇农诉苦，组织抗丁、抗粮、抗税斗争和扩党练干活动，宣传解说革命道理。他结合《土地法大纲》进行土地改革分田的宣传，激起了广大贫苦农民对革命的拥护和支持。在组织党员干部学习省委文件和毛泽东著作等文章时，他深入讲解革命道理，结合工作斗争实际，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他还注意革命力量的培养，在他细致、扎实、稳妥的工作下，以佛堂前据点为依托，发展了刘希明等10多位党员。建立六都区委，培养刘希明为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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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党组织发展很快，外围群众基础也得到发展。建立了六都、二都、一都和永泰盘谷顶山洋四个区委；省立闽清中学高中部、初中部党支部，十五都党小组。他们联系群众，宣传教育，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抗丁、抗粮、抗税等斗争，取得了显著成绩。同时积极筹集经费，购置枪支、弹药、球鞋等军需物品，支援山头武装游击战争。

　　闽清县委在麟洞召开了两次扩大会议。第一次是元宵节前夕，县委全体委员参加。会议传达了省委关于“动员群众搞（合法）生存斗争为主，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的指示，分析闽清斗争形势：1.闽清人民受党的影响较深，特别是1947年4月，闽东北游击队在左丰美同志带领下攻打龙峰乡公所并在五都茶口开仓分粮，影响很大。受压迫群众迫切求解放，希望游击队再来；2.闽清山多人稀，有利开展游击斗争，应积极配合闽东、闽北等山头的武装斗争行动；3.国民党反动派抓壮丁和农民抗丁的矛盾突出，开展武装斗争符合群众愿望。会议提出以下任务计划：?农历二月初五前筹款五千万元（旧币）建立一支武工队。?建立10个区委组织，培养10个独立工作的干部，向毗邻的永泰、林森两县发展。?计划1948年4～5月建成一支游击队以及3个武工队，分别向永泰、林森、尤溪等县发展，建成方圆七、八十里便于周转的山头游击根据地。

　　第二次县委扩大会于1948年3月15日召开，中心县委部分领导和全体县委委员出席外，还有刘希明、蔡兆源等同志参加。会上学习毛泽东著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会议回顾总结前段工作，研究进一步扩党练干，扩大武装，进一步发动贫雇农抗丁、抗粮和筹集经费等问题。宣布了几个区委领导名单，分析了组织建设中出现的某些问题，强调思想、纪律教育。会后，刘忠瑶、郑一惠、刘希明等先行下山回到六都筹划部署下一段工作。

　　3月16日晚，由于叛徒出卖发生“麟洞事件”。县委委员兼武工队长刘志德牺牲，陈世明、廖怀玉、蔡兆源等七位同志被捕。17日晨，刘希明到毓真小学(今墘上小学)向刘忠瑶汇报，刘忠瑶叫他速到湖头摸清情况。刘忠瑶、郑一惠在这危急时刻沉着果断、镇定指挥、行动快捷，妥善安排和保护同志们转移脱险并立即赶回家中把机密文件藏进稻草垛。当刘希明从湖头探清情况赶到毓真小学时，毓真小学已被警察和便衣队包围。刘忠瑶、郑一惠一起突围脱险后从鹫峰岭山路离开闽清。一路上云山叠叠、江水茫茫，他俩艰难地跋涉于山水之间，赶赴南平樟湖坂向（一说夏道找林汝楠）中共闽浙赣省委汇报惨案过程。刘忠瑶、郑一惠分别用各种方式向同志、家人辗转发出信息。刘忠瑶留信：“家中祖父病重，店中无人料理，请速回……”同志及家人根据暗示，把藏在稻草垛里的机密文件秘密烧毁。他还给黄世杰写信说：“我经商失败，要到别处谋生，请你自己保重。”郑一惠托捎排工人带信父亲：“生意失败，另找出路，待后再告。”后又去一信：“事件已经发生，但前途仍光明。”这是他们留给同志、家人的最后讯息。4月，因发生“城工部事件”，刘忠瑶、郑一惠蒙冤罹难。                     

　　 蒙冤昭雪日  洒泪祭英灵

　　1950年6月，中央召开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曾镜冰是中央侯补委员参加了会议。叶飞会后回来跟伍洪祥说，毛主席在会上质问曾镜冰：杀城工部杀了多少人，为什么不向中央报告？究竟是国民党杀共产党，还是共产党杀共产党？应该作个交代嘛！随后，张鼎丞即责成曾镜冰负责审查处理城工部问题，并向福建省委交代。曾镜冰不仅不愿负责，反而采取抗拒态度，一直没有向中央作个交代。加以当时省委正忙于肃匪、土改、镇反等工作，因此城工部问题就拖下来未能解决。1954年2月，福建省委正式报请中央批准成立专门审查委员会（即审查城工部问题委员会）。

　　福州刚解放的时候，闽浙赣省委仍然把城工部当作“红旗特务组织”移交给新成立的福建省委。黄世杰（闽清城工部领导人）经过组织上近五年的审查后，获得平反。他在1955年1月的一个夜晚到佛堂前看望刘忠瑶的父母。黄世杰当时同老人家的谈话内容我们无从知晓，但历史经过几十年的澄清，已能猜度几分：一是亚瑶遇难的确切消息；二是有关“城工部冤案”的调查情况；三是等待平反昭雪的那一天。老人家在悲伤之余，还是宁愿相信算命先生“此人还在”的一句话，一直幻想着，苦苦期盼亚瑶回家的那一天。

　　城工部问题专门审查委员会经过一年的审查，从1954年2月至1955年1月，主要弄清了城工部问题的性质。审查抓住了城工部案件中的三个关键问题，一是孟起被捕、二是阮英平失踪、三是闽清县委被破坏等。

　　    为此，审干工作者翻查了解放初接收国民党政府有关档案材料；还到阮英平出事的地点访问群众，深入调查；又收集解放后至1951年大镇反期间的许多有关材料。据统计共收集1300多件约100万字的材料和证据。从大量材料证实：（1）孟起夫妇被捕不是庄征出卖的，而是孟起家里女佣的姘头传出东家突然搞来了很多布的消息。特务通过女佣的姘头（土匪）诱出女佣六嫂告密做内应逮捕了孟起。（2）阮英平失踪不是所谓城工部组织特务控制的人员所害。而是阮英平由闽东回省委路过宁德九曲岭时遭遇国民党军队搜山，与其随行的警卫员、通讯员失散后，他一个人跑到狮峰岭（只有三户人家的地方），夜宿时暴露出有黄金，被坏分子范起洪、周玉库、范妹仔串同谋财所害。（3）闽清县委被破坏是因黄振琛急于搞经济生活斗争，介绍了张章太给刘志德，又隐瞒了张章太当过土匪、伪便衣队的历史问题。由于发展人员不慎，造成闽清党的组织内部不纯。张章太叛变后引敌人包围了山头并杀害刘志德。

　　福建省委对城工部问题的审查报告，进行反复研究，并作出结论。省委认为：“以确凿材料说明原闽浙赣省委对城工部案件的处理是完全错误的，是捕风捉影，缺乏事实根据的。”1955年2月15日，审查委员会派办公室主任曾鸣和李源同志到中南海向中央汇报。到会的有邓小平、杨尚昆、谭震林、安子文、马明方等中央领导人。会议讨论福建省委的结论及组织处理意见。会议讨论结果认定：根据省委审查材料可以翻案，也应该翻案。凡原属城工部党员的均应恢复其党籍（包括解散组织后发展的党员），然后再进行整党审查，经过审查与教育后，凡不够党员条件者按整党原则劝其退党，坏分子清洗之。被错杀者应追认为烈士，家属享受烈属待遇，原系党员者应恢复其党籍。过去的外围群众关系，则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妥善处理。2月21日，谭震林传达中央书记处的讨论意见。谭震林说：“你们的材料只解决了两个问题，即城工部问题的翻案与处理问题。对责任问题未作交代。书记处讨论时，少奇同志、周总理、邓（小平）部长提出此案平反后，城工部的千余人站起来说话，被诬陷的百多人的家属也会说话，向全党公布后，全党干部也要提出责任问题。因此对责任问题，对原省委的错误不作出结论是不行的。根据过去整风的经验，将会使领导被动，因此决定对城工部问题的翻案暂不公布，但对城工部的某些主要领导人可以口头通知他们。福建省委应协助原闽浙赣区党委（省委）检查所执行的有关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军事路线的一些基本情况。例如为什么当时游击战争打不起来？阮英平同志是派去开展游击战争的，为何不与曾镜冰在一起?……因此，必须继续把问题查清。为了查清问题，决定召集有关人员审查。会议由中央主持。”

　　1955年3月开始，进一步弄清了处理城工部错误的责任问题和原闽浙赣省委在方针、路线上的错误，及对曾镜冰个人思想品质作了彻底审查。后来，中央决定由谭震林、张鼎丞、安子文组成三人领导小组，继续研究，负责向中央提出报告。而后并决定由中央组织部、公安部负责进一步审查曾镜冰问题。

　　根据中央的意见，福建省委又进一步作了审查工作并派当时的省委副书记伍洪祥往北京汇报请示。1956年5月25日，张鼎丞传达了中央政治局讨论城工部问题的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张鼎丞说：“这次省委伍副书记等来此，中央指定谭震林同志、安子文同志和我三人听取汇报。我们向中央汇报，主席也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了省委的意见和结论。”同时指出：“你们回去后，要有秩序、有步骤地由省委党内传达，自上而下，不要乱。一、二千城工部干部和党员必然会愤怒，这是义愤。省委必须有秩序地安排为其平反、昭雪、抚恤等工作。引导他们到正确方面做工作。”

　　省委根据中央批准的为城工部平反昭雪的工作，由伍洪祥于1956年5月6日向中共福建省党的代表会议作了《关于审查城工部案件的经过情况的报告》。接着《对城工部党员的党籍和干部问题的处理意见》于1956年6月13日得到中央批准；6月27日，侯振亚在中国共产党福建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原闽浙赣省委错误处理城工部案件的审查报告》。至此城工部组织的干部、党员以及被错杀的同志得到了正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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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年至1957年间，在福州市委召开的城工部烈士父母及亲属座谈会上，烈属们对寻找烈士遗骨提出要求。福州市委领导同意组成人员到当年“城工部事件”的各个发生地去寻找烈士遗骨。寻找烈士遗骨的同志克服种种困难，历经数月，找回了部分烈士遗骨。因为当年福州尚无殡仪馆，这些“八十八”位烈士遗骨只能暂时寄放在西禅寺的寺庙里。后在西禅寺后院大松树下建了一座不大显目的革命烈士墓。从此以后的每年清明节，烈士的父母、亲属子女和烈士的生前战友前来祭奠，由烈士的父辈主祭。多少年后，城工部烈士墓迁至福州西湖大梦山西麓。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每年清明节，只有烈士亲属、后代自发前往，没有花圈、没有哀乐，只有肃立默哀后伤感离去！1976年4月的一天，我从闽清来到大梦山城工部烈士墓地，眼前景象冷清萧瑟。但见几张“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诗抄贴在城工部烈士墓墓碑之上。我读了诗抄一遍，面对烈士陵墓默立片刻即匆匆离去！1980年，城工部烈士墓迁建在福州文林山革命烈士陵园。现在，每年清明节来扫墓的以烈士的下一代为主和已经为数不多的老一辈，由烈士子女轮流主祭。并有驻地部队官兵和大专院校学生前来瞻仰扫墓。

　　长眠于文林山陵园的城工部烈士，安息吧！

　　                     

　　后     记

　　“城工部冤案”对烈士父母心灵的打击曾经留下凄婉苦情：

　　——当刘忠瑶烈士的父亲刘陞啓用颤巍巍的双手接过《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时，脸上的哀伤之情瞬时凝固；母亲悲切切地避入后院，任凭泪水洒满衣襟，她一夜之间头发全白！

　　——郑一惠烈士的父亲郑老先生紧锁着的双眉多少年来一直难见舒展！他复述着郑一惠当年一位同学的激励赠言：你富有热情，祖国需要你那热血的心腔来复兴！

　　——真树华烈士的父亲真尧恭老人精神矍铄、鹤发童颜，但他的银白长髯却明明白白地记述着对儿子的深切思念！

　　——当参加寻找烈士遗骨时找到一个玉镯的张理澄同志将郑澄（女）烈士的玉镯交还烈士母亲时，老人家见物生情、痛不欲生，哭昏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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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作为后来人，回忆先烈艰苦卓绝的斗争经历和革命业绩，其重要意义在于学习党的历史，发扬优良传统，继承先烈遗志！

　　今天，我们在党的阳光下幸福地生活着，不能忘记曾经为养育了一代英烈的先人们所付出的艰辛和所承受的苦难。我们纪念先烈、感恩祖辈，用我们时代的成就，告慰先人！

　　学习党的历史，宣传党的经验，接受教育和教育下一代，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创业兴业、以史为鉴；科学发展、薪火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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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根据陈世明、黄世杰、刘希明、詹玉珍、陈毓洸、池叔航、刘亚琴等同志的回忆和纪念文章整理编写。

　　摘选《张鼎丞传》有关章节，参考《关于原闽浙赣省委错误处理城工部案件的审查报告》、《闽清革命史》（民主革命）等史料。

　　编写过程得到中共闽清县委党史研究室黎义晖同志的热情支持与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