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人习惯把死亡称为“百岁”，因此100岁生日要提前到99岁来庆贺，以求吉利；而把百岁忌日提前到99岁来祭奠，则是取“久久”的谐音，以寄托久久的哀思和怀念。
在中共闽浙赣区(省)委城工部杰出领导人庄征、李铁(郭庆云)、林白三人中，李铁和林白今年恰都是99岁。作为李铁同志的妻子和林白同志的战友，我特写这篇文章悼念他们。
李铁于1911年10月28日出生在济南。1928年5月3日， 日本侵略军炮击、强占济南，李铁在家附近被炮弹击中，除脸部外，身上有30多处受伤，骨头多处被打碎。因此，他对日寇怀有刻骨仇恨。1932年秋，李铁同时考进清华大学和北平师范大学，1933年转入北师大历史系，成为学生运动骨干和领导者之一。1936年5月，经过“一二•九”学生运动洗礼的李铁在北平师范大学入党，成为我党在红军年代的优秀知识分子干部。1937年10月，随无锡抗日青年流亡服务团南下，历任中共福州工委书记、中共闽江特委(南平)书记等。1941年，他任闽中特派员，主持闽中全面工作。1945年，与庄征一起来福州组建中共闽江工委，先后任委员、组织部长。1947年1月，福建省委改为闽浙赣区党委，同时决定撤销闽江工委，成立区党委城市工作部(简称“城工部”)，任命庄征为部长，李铁为副部长，孟起、林白、杨申生为委员。1947年2月,“龙山会议”正式宣布成立城工部，同时成立地下军司令部，由林白任司令员，曾焕乾任副司令员，庄征、李铁任正、副政委。
1947年9月，庄征因“海关布案”、孟起被捕等事件被错杀之后，由李铁接任城工部部长，林白任副部长。李铁和林白这对文武奇才密切配合，使城乡地下党组织得到很大发展。城市“反饥饿、反内战、争民主、争自由、反法西斯独裁”的爱国民主运动和农村的“抗丁、抗粮、抗捐”反“三征”斗争及除恶开仓分粮斗争风起云涌；山上游击队连续取得一次又一次反“围剿”胜利，游击队迅速发展为8支，人数也从9人发展为几千人，闽(清)古(田)林(森)罗(源)连(江)游击根据地迅速连成一片，对省会福州形成环状包围之势。然而，由于闽浙赣省委某些人的猜疑，酿成城工部冤案。1948年4月8日，李铁同志被错杀，与其先后被错杀的城工部骨干竟有100多人。中共闽浙赣省委城工部被打成“红旗特务组织”的千古奇冤，给福建的革命和建设造成了惨重损失。
邵武相识
1931年7月至1942年7月，我在福州私立文山女子学校学习。1940年底，福州第一次沦陷前夕，学校内迁，先搬到永泰，后又迁往邵武。我们几个高中学生当收容队，陪跟不上大队伍的初一学生一路紧迫慢赶，虽然饱尝土匪拦劫、保安队敲诈、饥寒交迫、宿行难支的苦难，但却有幸认识了我的革命引路人、后来成为我丈夫的李铁。
在邵武，文山女子学校与同是由福州迁来的格致中学仅一墙之隔。时任中共闽江(南平)特委书记的李铁，其公开身份是格致中学历史教员“郭云霄”。他讲课非常生动，每逢讲到日寇侵华的“国耻”总是声泪俱下。为此，左派学生称他“爱国教师”，右派学生称他“神经病老师”。但是，不论是左派、右派学生都爱听他讲课。每逢李铁上课，教室总是爆满，还有许多外校学生来旁听。我在李铁同志领导下，积极组织带领同学们大唱革命、抗日歌曲，排练进步、抗日话剧，周末还经常上街公演，以唤醒民众，发动大家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福州重逢
我大哥程云龙是中共地下党员，1943年组织被破坏后失踪，生死不明。我的父母一向同情、支持革命，对于地下党组织介绍人来投宿从小介葸。
1946年2月，我的同学郭可禾(地下党员)来找我说：协和大学的沈维周教授来福州，暂无住处，想借我家边厢房暂住一段时间。我和父母一说，他俩都同意了。第二天，我见到了沈维周教授，发现他竟是我早已认识的李铁老师。从此，我家成了中共闽江工委的一个据点，成为了闽江工委、后又成为城工部及地下省委领导开会、工作的地方。庄征、孟起、林白、杨申生、曾焕乾、何友礼、何友于、孙道华等同志常来常往。
在李铁领导下，我全脱产专业从事地下革命工作，既是地下交通员、内勤、保管，又是勤务员、接待员和警卫，连我的父母也参加联络、后勤、警卫、掩护等工作。
我和林白的首次见面还颇有趣。那天，李铁告诉我：“今天林白同志要来。他的特征是秃顶、戴帽、瘦高个，经常会不由自主地咳嗽一两声。”
下午，果然来了个要找沈教授的瘦高个男子。冬天戴帽的人很多，他到底有没有秃顶、咳嗽，我没把握。为了确保安全，我故意说：“这里没有什么沈教授。”林白指着挂晒在大厅屋檐下的衣服说：“那不就是沈教授的衣裤吗?”说着脱下帽子扇风，不由自主地干咳。体貌特征与接头暗号全对上了，我立即带他去见李铁。
事后我获悉，抗战时期，李铁就与林白一起，以福州双虹小学、茭湖小学(现改名为高湖小学)为据点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他俩不仅是同龄人、同事，更是老战友、生死之交。林白患有肺结核病，长期贫病交加，生活非常困难。李铁要我给他打一件厚毛衣御寒。毛衣还差一截袖子没打完，我就奉命去闽侯枕峰开辟新据点，毛衣是由协和大学女生接着打好送去的。林白经常穿着这件毛衣来开会，但却不知道是我打的。
相知相爱
1946年，地下党福建省委号召“毁家纾党”，自力更生、千方百计筹措革命经费，支持山里游击队。我积极动员父母卖掉他们赖以颐养天年的“养殓田”1．5亩，将卖田所得的2两多黄金全部奉献给党。
我家大院是四开三进的木结构房，为便于观察和隐蔽，根据李铁的意见，我们把中间拆掉，让前、后进隔开，并将卖木料所得的钱也全部献给党。
1946年6月，李铁和郭可禾介绍我加人中国共产党。1947年1月23日，李铁派我偕同魏清、林炯模两同志到枕峰以办学为名去建立新据点。在枕峰寺的主持尼姑知了师傅的大力支持下，我们不仅在枕峰寺办小学、办夜校，宣传、教育群众，而且购置船只建立起从枕峰到永泰(当时地下省委所在地)的地下航线。第一批乘客就是地下党福建省委书记曾镜冰和军事部长阮英平。他俩亲自来验收这条地下航线。
在枕峰，经过4个多月的考察，我发展林伯华、林伯瑞、林依冬等人人党，建立起“五人党小组”。我每周都要回福州汇报工作，再带回组织指示。其间，我的小学同学给我透露一条信息：中美合作救济总署有一批救济物资要发放，可以枕峰小学的名义去申请，对方要求“六四分成” (救济总署内部官员得大头)。李铁听了我的汇报后很高兴，要我当天就要去抓落实，并试探有否办法改为“五五分成”，为党多搞点经费。经过努力，第一次是按“五五分成”，第二次按“四六分成”(我们得大头)，共分得大米1.5吨，牛肉罐、牛奶罐、汤粉等2吨及美制绿色蚊帐布3万多码(1码＝2．7尺)，共卖得700多万元，全部交给了党组织。事后，李铁在党组织的地下刊物《火炬》上对此通报表扬。
1947年3月16日，经省委批准，我和李铁结婚了。新婚之夜是在庄征岳母家度过的。新婚3天后回家，告诉父母我和李铁已结婚了。二老建议我们补办一个仪式：“否则，我们无法为你们掩护，亲戚方面也说不过去。”
解放前，福州女子多早婚，像我这样27岁的未婚女子的确引人注目；更何况李铁还需要一个“合法”的身份做掩护。于是，我们就办了两桌酒席，一桌请亲戚内眷，一桌专门请地方头面人物。第二天，我带两块银元和香烟等礼品去拜访保甲长，总算给夫婿“沈维周”报上户口，并取得国民党印制的“合法”身份证。
革命熔炉
1947年7月，李铁将我调回福州任内勤，掌管地下军大印、地下党组织档案和经费。李铁对我说：“要将公款和家里的生活费分成两包，公款一分也不能挪用。动了唯你是问!”同时他还要求我：“对于来联系工作的革命同志，要比自己亲人还要亲，不仅要负责安全和吃住，还要把最好的东西供给他们。因为他们都肩负重任，绝不能出任何差错。否则，我们对党一辈子都无法交代。”
就因为这两条铁的纪律，我经常要变卖家里的东西，以供同志们和组织上使用，因为经常一来就是七八个人。我父亲当采购员，我母亲当炊事员，我则要忙里忙外地应对。而且，经常是这拨人刚走，那拨人又来，家里可变卖的东西都贴补进去还不够，我父母就将家里的几棵龙眼树也“包青”卖给人家以贴补开支。
当时，林白肺病发作，李铁要我千方百计为他筹措药品、治疗费用和御寒衣物。李铁经常表扬两个典型：“林白重病、庄征重残，两人却一直坚持干革命，这种精神可钦、可佩、可学。每个人若都能像他俩那样舍生忘死干革命，革命就会早日成功。” 江西来了一位同志，什么也没带，无以御寒。李铁要我将我大哥以前从新加坡带回来送给母亲、母亲又在我结婚时送给我的全家最好的大红金山毯送给他，并要我将手上的手表送给他。李铁说：“山区游击队比我更需要手表。”
大年三十深夜，省委交通员来了。李铁临走前曾交代：“山上很苦，缺吃的，要让他们吃好点，再带点好吃的给山上同志。”于是，我就将家里仅有的一只大公鸡杀了招待客人，并把家里仅有的几个鸭蛋全煮熟了让他带走。
1947年6月4日，林立同志(原闽侯县委书记、1947年3月起改任闽东工委书记)在霞浦被捕后，李铁同志千方百计地组织营救，使林立同志得以乘机脱逃，我们安排他住在福州三叉街杨厝前2号，以躲避敌人的追捕。但是，逃出敌人魔掌的林立，最后却没能逃避城工部冤案，也被错杀了。
1947年夏天，李铁要我日夜赶制“只露出两眼和嘴巴，并编有号码”的头套。当时，在福州郊区北门据点和张元筹岳母吴春妹家先后办过两期干部培训班，每期五至七天。每个来学习的同志一来接头 (报到)，就戴上只露出两眼和嘴巴的头套；参与学习的同志，彼此不准叫姓名，只准叫头套上的号码。每期培训二十多人，苏华也带人来参加学习。
我们的培训地点，与“中统”第六行动小组(又叫“北门行动组”)近在咫尺。学习期间，特务头子林天民甚至还来我们培训地点前厅喝茶，却未发现异常。来参加学习的同志和后勤、保卫人员共几十号人，在敌人眼皮下集会几天；来自各地的市委、学委、调委、县委领导先后共有50多人，都能悄然地安全进退，这说明城工部地下斗争技巧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随着这些受训干部上山下乡去发动群众，全省“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民主运动和“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割据斗争如火如茶。
1947年12月，闽浙赣省委书记曾镜冰及其夫人孙竹云从上海回来，由我和李铁接送到福州泛船浦七星庙后2号，与我们一起生活了20多天。为了便于掩护，对外我和孙竹云以“姑嫂”相称。孙竹云也一时改姓“沈”，对外说是沈教授的妹妹。苏华等省委领导人，也三天两头地跑来“套近乎”。曾镜冰去延安开会，是由闽江工委委员、福州第一市委书记杨申生负责一路护送的。曾镜冰的儿子曾被土匪绑架，巨额赎金也是由城工部同志千方百计筹措、捐募的。因而，曾镜冰、 苏华等人都对李铁和城工部工作充分肯定和赞许。1948年2月，李铁奉调去省委筹建宣传部。谁能料到，仅两个月后，李铁竟死于非命——福建党内发生震惊党内外的“城工部冤案”， 李铁及城工部100多名骨干被错杀。
杀害城工部人员的做法引起省委机关多数人的怀疑和不满，当时省委也感到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决心予以纠正。省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于1948年5月1日通过《中共闽浙赣省委为坚决发动农民，扩党练于决议》 (简称“五一决议”)。其中对内奸处理做了四条规定： 1．不放过一个内奸，不错杀一个同志；2．必须有真凭实据，不搞逼供信；3．根据其罪恶轻重、坦白程度，给以不同的处理，注意争取失足者；4．处理内奸一定要遵守原则，不得随便处理，违反者给予处分。而实际执行情况并没有遵守决议的规定，决议公布后，仍有城工部人员被陆续杀害。据统计，被错杀的117人中，决议公布之前58人，公布后59人，而且他们大多是受尽酷刑后才被处死的。
生死离别
1948年2月3日，李铁按省委决定带何友礼、郑锡基、黄洄良等青年学生干部和印刷工人林德和等8人去省委机关上任，并带去手枪、印刷机、铅字、油墨等“违禁品”。
当时，去闽北的客船都是先停在江中，然后经国民党地方当局的军、宪、特三道检查后放客上船。船离岸后还要先停在江中，水警哨船再靠上来进行第四道检查后才放行。
刚好我大哥的儿子程春发在当水警，我动员他利用水警哨船，在亡午先将李铁与“违禁品”送上停在江中的客船，藏在船老大专用的房间里。下午，随行的七八个同志通过码头“三关”的检查，上船后就围着船老大专用的房间照应、保护李铁同志。临开船时，程春发又与他人换班，乘哨船来“假检查，真保护”，护送李铁和他七八位战友及一大批“违禁品”离岸。我也挺着大肚子专程赶来送行，送来用于打游击用的“夜行衣”(黑色衣裤)。没想到，这一别竟是我们夫妻的永诀。
3月28日，我难产但不敢上医院，由苏华的大姐接生，生下女儿郭洪。由于感染留下手术后遗症，我卧床一年多无法下地。分娩后第二天，陈慕容、孙道华先后来看望我。孙道华告诉我：“祝贺你双喜临门——一是添了千金，二是李铁的省委候补委员已转正。明天我要去省委开会，也要祝贺李铁双喜临门。”城工部平反时我才获悉，孙道华一到省委机关就被错杀了。
1948年4月5日(清明节)，我收到李铁从南平寄出的绝笔信，内容如下：
兰：
你分娩否?你的身体自己保重，此后永不再给你写信。爸妈面前请代我问好，跟家里要保持联系。 芸 2／4
我当时对“此后永不再给你写信”虽有不祥感觉，又说不出所以然。此后，一些常来常往的同志也销声匿迹了。只有林波同志，每个月来给我家送一小袋大米，那是党组织给我家的补贴。林波被国民党反动派在长乐活埋之后，就再也没人来看我了。后来，我的老父亲也饿死了。
虽然，没人来告诉我李铁牺牲和城工部冤案消息，但是，我的不祥感觉却与日俱增，既不敢告诉我母亲，也不敢告诉李铁父亲。每逢李铁父亲来信问询，我都只好骗他说李铁去台湾从事地下工作了。李铁信中所说的“家里”，到底是指山东老家，还是指党组织?不论是指党组织，还是指山东老家，我对党组织永不叛离，对山东老家也不断联系。可喜的是，城工部革命红旗，并没有因为李铁和100多名骨干罹难而倒下。断联后的城工部同志们在林白副部长领导下，在“国民党反复‘围剿’、区(省)党委不承认、同级党委不支持甚至敌对”的险恶环境中坚持战斗，独立坚持农村游击战争和城市革命斗争。城工部系统的21支游击队在敌人三番五次“围剿”中越战越强，先后解放了平潭、霞浦、周宁、明溪、清流、宁化等县，并配合南下大军解放了浦城、崇安、闽清、罗源、永泰、福州。
解放初找工作，不论我报考小教或银行，还是解放军十兵团招收保姆，面试说个人简历时，一听说是城工部地下党员、李铁部长的遗孀，我就被淘汰了。我渐渐感到大势不妙。紧接着就有人(杨兰珍、刘捷生妻子)找上门来，逼我要交出李铁同志所有信件和遗物(至今也没还给我)。这时我才第一次听到“城工部是红旗特务组织，李铁是十恶不赦的叛徒、内奸、特务头子”的说法，全身心投身革命的我，也早已成为“反革命家属”。来人逼我交代李铁的“特务”罪行，我可怎么也找不出他当“特务”的证据——因为从1940年认识之后，李铁叫我干的从来都是党的工作和为革命事业服务。在受歧视、受株连、受虐待的逆境里，我始终坚信：“党是英明伟大的，一定会给千古奇冤的城工部平反，李铁所蒙受莫须有的不白之冤一定会得到昭雪。”后来得知，李铁是被残忍地处死的，临死前所受的酷刑，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我不敢多说，也不愿多说，悲哉!惨哉!壮哉!
春回大地
我从小教育女儿郭洪：真相总会大白于天下，好人最终总会得到公正的评价。1956年，我们终于盼到了为城工部平反、为李铁昭雪的一天!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不仅能够坚持党的先进性，也敢于纠正自身错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不仅为千古奇冤的城工部烈士彻底平反，也为“四五”专案平反，福建党内极左错误的危害和“豆萁相煎”的错误得到彻底纠正。我先后当选为福州市鼓楼区第七、九两届人民代表和福州市第六届政协委员，1990年还被评为“福州市鼓楼模范烈属”。我的女儿郭洪从参军到去年从福州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位子上退休，从没有让我失望，也没有给李铁丢脸。2001年福州双虹小学举行复名庆典，老校友蔡学仁邀请我和林白同志的夫人舒诚同志参加。在庆典盛会上，我见到了游德馨、许集美、黄扆禹、张翼、施瑛等老同志，感到十分欣慰。人们没有忘记李铁、林白同志在双虹革命史上写下的光辉一页。
2009年8月17日，原中共闽浙赣边区老同志在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盛会上欢聚一堂，这是60年来第一次，大家都很兴奋。
今年，我和林白同志遗孀、新四军老同志舒诚都已九十高龄了；今年也是闽浙赣省委(区党委)城工部卓越领导人李铁、林白同志99岁诞辰。他们若在天有灵，喜看山河巨变，祖国强盛，人民幸福，定会“泪飞顿作倾盆雨”!
(原载《政协天地》，政协福建省委员会主办，2010年第9期，第54—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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