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可彝又名瑞鼎，是我党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曾留学日本、苏联，回国后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从事革命宣传活动。历任北京平民、朝阳等5所大学和武昌中山大学教授，是中大党的负责人之一。为马列主义理论建设和革命事业作出不朽的贡献。“七 . 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在武汉壮烈牺牲。

　　一、少年勤敏怀壮志

　　林可彝1893年生于罗源县城北门街一个望族的家庭。他自幼聪敏，念私熟时，勤奋好学，富有思考力，甚得老师赞扬。他所写的文章构思新颖，寓意深刻，经常被选作范文。他的阅读兴趣广泛，除经书外，还读了不少野史、杂集、学者名人著作，特别喜爱读诗。平日爱思考，与人交谈，总是直陈己见，决不吞吐浮沉，办事认真，不敷衍塞责，随意迁就；发现至理，必深入研究，广为宣扬，并躬体力行。他目睹清政府腐败，当官者只知鱼肉百姓，社会上强凌弱、众暴寡种种现象，愤慨不已。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几个旧乡绅组织的罗源新政权成立，通知招募警察，他以为警察是“不休不眠”工作的“民众褓姆”，便报名当了警察。但工作了几个月，他看到了新政府旗帜虽换，而骨子里仍依旧不变，所谓警察“只不过是官府衙门欺压老百姓之工具，安能救生灵于水火之中”，便愤然离去。

　　他满怀救国救民之志，于1913年考入福建法政专门学校，接受新教育。在先辈林长民等民主思想的启迪下，他对民主革命开始有了认识。可是随着帝国主义破坏辛亥革命、袁世凯窃取革命政权后，军阀连年混战，内乱外患，民不聊生。可彝深感国事日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救不了中国。他陷入深思，叹息神州破碎，挥笔写下“经学僵人神化前，聪明才智没深渊，庙堂从此无文字，祸水横流六百年”的诗句，激励自己为救国救民寻找新的出路。

　　二、留日赴苏求真理

　　1916年，可彝在福建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便决心东渡日本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年夏天，他回到家乡，在一次与亲友攀谈中，表白了自己的心志，立即得到其胞叔维祯和邑中热心人士的支持。他们嘉其志，决定筹款助其行，临别时还设宴饯行。席间可彝表示: “此次出国留学，不为名利，而要学好本领，不为取得文凭荣宗耀祖，而是献身国家，决不辜负亲友的期望。”他到达日本后，考入早稻田大学学习，后又到明治大学进修。留学期间，他看到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工农业发达，国力迅速增强，而祖国神州却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各派军阀大搞封建割据，有的投靠其帝国主义主子，彼此混战不休，造成人民颠沛流离，国无宁日，对比之下，可彝深感痛心。他的同学刘仲珊写诗相赠: “同作沧溟汗漫游，相逢横涕话神州，君才迈往轻馀子，世道陵夷抱隐忧”。从中可以看出可彝忧国忧民的心境。正是这种爱国心的驱使，他更加发愤学习，思变之心益切。他的同学柯凌汉回忆:“林可彝在留日期间，休息日极少外出闲游，终日伏案悉心研究问题，探索祖国振兴富强之道。阅读了许多马克思著作和进步书刊，因为当时日本介绍新思想的书刊较多，又无什么限制，因之在东京阅读新书较国内方便多了。课余读了许多书，每有所得，与同学交换意见，写心得、笔记。”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打仗，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日本帝国主义者便趁机扩张在华的侵略势力，胁迫袁世凯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约，后又逼迫北洋军阀签订其他卖国条约。可彝满怀悲愤写了《日人捣乱东亚和平论》在日本发表，愤怒斥责日本侵略中国，破坏东亚和平的阴谋。北洋军阀的卖国行径，激起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慨，迅速掀起了反日讨袁浪潮，于是他又发表一篇檄文，与留日同学一道开展抗议斗争，同声申讨，反对向日本屈膝，表现了他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在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的教育下，他的认识有很大的提高，对过去认为“振兴中华，必先振兴教育”产生了怀疑。他在《社会教育与政治运动》一文中指出，“……现在我觉悟了，政治与社会教育是息息相关的东西。”接着，他分析道: “中国的现状配谈社会教育运动吗?教育经费几个月不发，运动索还欠款还要挨打，这种政治当局还说什么教育?说什么教育运动:大江南北父老兄弟，不死于兵，就死于匪，转徙流离，生且不保，食且不给，这种社会说什么教育，干什么教育运动！”

　　过去，他对社会现实认为非改革不可，但怎样改革，中国究竟要往何处去，思想认识上尚模糊，也拿不出什么办法。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他明确了要改革中国黑暗的政治，就要彻底推翻封建剥削制度和改革经济，才能提高人民生活。同时也认识到，要改革经济必须改革政治。他在《时局彻底解决》一文中说：“我们中国象目下这样浑沌状态，非经济改革是无法彻底解决的。经济改革非从政治改革着手不可。”他进一步指出，“这种社会革命是劳动阶级的革命。”

　　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这就使得在黑暗中傍徨的中国先进分子豁然开朗，大大鼓舞了可彝的革命斗志，激起了他进一步追求救国真理的热情。他说：“中国欲避免资本主义而开发实业，唯有实行社会主义，最好经过象俄国共产党专政的步调。”又说: “这种社会主义政府，要建筑于无产阶级基础上，政府的施政为谋无产者的利益，其地位又得无产者的拥护然后可。”

　　可彝留学日本4年，于1920年毕业回国，翌年赴北京任教。这时他更加信仰马克思主义，一心向往社会主义苏俄。他在京担任教席，向学生和民众积极传授马克思主义，介绍和歌颂“十月革命”，还努力学习俄文，以期更直接地接受无产阶级革命的真理。

　　1923年，他赴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实现了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愿望。各方友好对他此行均予热情鼓励，有的还赋赠诗章，“惊涛急欲挽神州，誓斩长鲸碧海游，万里赠君持壮语，河梁肯作等闲愁”以壮其行。是年夏，他在东方大学经彭述之等介绍加入共青团，后转为共产党员。东方大学是苏联培养干部的政治学校，由斯大林担任名誉校长。可彝在校期间，不仅苦心钻研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还深入苏联工厂、农村参现访问，还参加以陈延年为团长的旅行团活动，实地考察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践，从苏联人民革命胜利的累累果实中，看到自己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1924年李大钊抽调在苏联学习的中国留学生15名回国，可彝即其中之一。他回国后被安排在朝阳、平民、文化等5所大学任教，讲授《政治经济学》、《唯物论与唯物史观》等课程。有段时间曾与李大钊同志同在朝阳大学任教，两人关系密切，并积极开展学生运动，紧密配合风起云涌的工农群众运动，迎接革命新高潮。

　　他在留日期间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的进步书刊，到了苏联又系统地学习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正是马克思主义使他明确了共产主义伟大的理想，树立了革命的人生观，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又促使他进一步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找到了唯一解放中国的道路――俄国革命的道路，从而坚定了他革命的决心；李大钊等在“五・四”运动中的革命行动，又为他树立了榜样，给他巨大的鼓舞。这时，他对马克思主义不但有理论的认识，且有实践的感性认识，这对他的思想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此期间，他先后在北京的《自治周刊》、《今日月刊》、《晨报》和上海的《学林》，东方文库丛书《劳农俄国之考察》等刊物，发表了《唯物论与唯物史观》、《最近一个感觉》、《政党与中国社会改革运动》、《劳动法成立之后》、《俄国为什么改行新经济政策》、《社会教育与政治运动》等十多篇文章，还翻译了Wa1twhitman著的《先驱者》等等。这些文章深入浅出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阐述了自己对改造中国社会的想法，批评了当时流行的种种错误思想。他的这些传播马列主义的论著已被收入了《“五四”期刊》马克思专号等文卷中，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三、执教古都育新英

　　可彝留日、留苏回国后，多在北京工作。他在京期间与杜国庠等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宣传工作。他每星期天在平民大学主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讲座，介绍马克思经济学说原理。为了提高青年学生马列主义水平和启发他们革命的自觉性，他每晚备课到深夜。其讲授内容都是自己平时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心得体会，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讲解，既宣扬了马克思主义真理，又解决了学生存在的实际问题，深受学生的欢迎。课余，学生经常来宿舍找他，他都一一接待并给予热情指导和帮助。随他赴京求学的弟弟和侄儿回忆: “我们与他同住在一个院子里东西两侧，平时，我们晚间复习功课后就去睡觉，半夜醒来，常常看到他的房间里灯火通明，他还在伏案备课。” “他工作很忙，平常除了教学，还要接待许多学生和我们不相识的人，他们有谈论国事，有的请教问题，有的质疑问题，有的甚至对他指责或警告。不论哪一类人物，他都接待、交谈。每天他都要等待客人走后，才开始自己的工作，所以要到深夜才能睡觉，有时甚至彻夜不眠。”

　　可彝不但悉心培育学生，系统地传授马克思主义知识，还深入群众指导他们进行革命实践，让他们在实践中锻炼自己。当时的北京是军阀争权夺利的地方，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十分激烈，可彝与学生们在一起，站在斗争最前列。1926年1月，北京文化大学举行列宁逝世二周年纪念会，可彝在会上作了苏联近况及苏联革命后各方面成就的专题报告，提高人民大众对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认识，鼓舞革命斗志。同年3月，日本帝国主义与军阀勾结，制造屠杀爱国学生的“三・一八”惨案，他立即与学生们一起召开控诉会，上街张贴标语，组织学生游行示威，声讨反动派的滔天罪行。北洋军阀政府拖欠教育经费，激起了北京公私院校师生的公愤。为了挽救教育危机，各院校职工组成联合会，展开斗争。可彝被选为联合会的私立大学教师代表，与其他代表一起向当时军阀把持的财政部和总理府彻夜索经费欠款。

　　这时，北京各派军阀争权夺利愈演愈烈，其手法也愈来愈巧妙。皖系军阀段祺瑞控制的北京中央政权，为了使自己的统治披上一层“合法”的外衣，演出一场“选举”的丑剧。在幕后操纵的帝国主义者，为了自身的利益，亦指使其走卒搞什么“和平会议”来欺骗群众。可彝就在报刊上接连发表文章，揭露军阀假选举、真欺骗的罪恶阴谋，启发和引导青年学生组织起来。同反动派作不调和的斗争。他在《时局彻底解决之机》一文中指出：“本来军阀的细胞中，哪一块不含侵略性，有侵略即生利害，因利害而冲突不于外，则于内，其揆一也。”他用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来剖析封建军阀及其主子和帮凶们的阶级本质。他说，这伙反动派是鱼肉人民的刽子手，是“寄生阶级，侥取阶级”，“他们要安固向上，他们的生活总是拼命地向他阶级去侥取，他阶级受了过分的侥取陷于穷困，而寄生阶级之经济的安固，也一定有发生破绽而流于灭亡的一天。”至于由这些人组成的政府，也不过是在帝国主义操纵下，搜刮民脂民膏的机构。 “象这样的政府和政治组织，实在没有存立的必要和可能性。”还奢谈什么“民主选举”。可彝充满革命激情地断言: “中国的无产阶级被勒索、凌辱，哪有不想共同来抵抗呢?”的确，这一时期广大劳动人民，在党的宣传、教育下，思想觉悟有了提高，全国工农运动迅速发展，而反动派则走上了穷途末路。

　　可彝的革命宣传和英勇的斗争行动，引起了反动派的敌视和跟踪。他每作完一次宣传演讲，每发表篇战斗檄文，常有一些反动分子跟随其后，或提出质问，或发出警告。可彝面对狡诈的敌人，镇定自若，泰然处之。对他们的诬陷、诽谤，则义正词严地一一予以反驳。有一次他作完报告回来，随后就有一个特务模样的人，凶神恶煞地跟上门来，随行的弟侄非常害怕，在自己房间里观察，听对面房间里争吵激烈。那个人没趣地走出去后，可彝对弟侄说：“刚才那个是国家社会党人，要我写声明，更正我在报上发表的评论，我没答应，因此吵起来。”

　　可彝自奉俭朴，从不讲究吃穿，他的住房摆设简陋，仅一架床、一张桌、一只破皮箱，除了书架上摆放着许多俄文、日文、英文的马列著作，专业书籍，杂志、报纸外，别无他物。然而他对贫穷的学生总是慷慨解囊相助。有一个学生家里穷，念不起大学，他就每月资助其伙食费和书籍费直至毕业。对学习或写作上有困难的学生，他就耐心启发、引导，逐字逐句帮助修改文章，直至他们心领神会满意为止。

　　可彝就是这样以自己的模范行为来教育青年，以斗争的实践来锻炼青年，以理论的阐述来引导青年，从而培养他们成为具有崇高的共产主义思想、有实际斗争经验和勤劳俭朴自我牺牲精神的下一代。

四、宣扬马列学说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在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的时候，社会上各种言论纷纷出笼，企图使革命斗争脱离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以阻止、破坏革命运动，可彝勇敢地站在思想斗争最前列。

　　当时，资产阶级文人胡适之等人在《新社会报》上连篇累牍发出谬论，说中国辛亥革命后，“一般社会缺乏政治理解力”，“不能搞工农群众运动。应专心去搞社会教育运动，不必与闻政事。”他们打着改良主义旗子，攻击马克思主义，企图扼杀工农群众运动，可彝挺身而出进行揭露、批评。他在《自治周刊》著文指出：一种新政治运动的产生，必是对旧政治极端失望的结果，只要人民感到旧政治有改革的必要，合理的新政治运动就可实现，不要等到一般政治理解力达到什么程度。凡有理想的政治运动，统含着社会教育的效果，不是呆呆板板地限定一种形式的社会教育，才可以促进社会一般的政治理解力。按着他进一步提出：我国的现状，要教育社会化，现社会组织非变更一下不可。变更现社会组织，不从政治运动着手，不以见效，因为政治与社会教育是息息相关的。最后还引述俞澹如实地考察革命后俄国社会教育卓著成效的观感文章作为论证，并以坚定革命信念指出：“革命五年来，俄国的产业、文化，何以会这样发达呢?不是革命的缘故吗?”而后欢呼“今日之俄罗斯是我们的榜样！”

　　地主资产阶级代表、研究系人物张东荪竭力反对社会主义，高谈“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主张：“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用资本主义方式去“增加富力、开发实业”。围绕中国向何处去这个大是大非问题，可彝与张东荪展开一场辩论。他在《国家社会主义与省自治》一文认为：“社会主义系基于环境之不平而始发生，既觉不平，何能忍耐”。 “中国革命”不能等到资本阶级发达，劳动团体亦随发达的时候，才来谈社会主义。应以第四阶级(无产阶级)为根据而握得政治上的权力，使一般小百姓于很短时间内取得丰富的政治上经验和产业上知识。他反驳张东荪所谓救国“只有一条路”说：难道中国可以“让资本家去开发实业，弄到贫富不均，如同欧美今日的危险。”“中国是个后进国家，再去蹈人家的覆辙，未免太不上算了。”他旗帜鲜明地指出：“促进产业发达，引导游民于真正劳动者地位的迅速方策，只有社会主义。”

　　在此期间，各地军阀为了保存自己的封建割据，提出“省自治”的口号，并酝酿“联省自治”运动。一些政客也极力鼓吹“省自治”，一时“自治运动”成为一个规模较大的运动。可彝挺身而出，除撰写《国家社会主义与省自治》一文外，又撰写《我们自治运动的目的》等文，同他们展开辩论，揭露封建军阀的反动本质，指出“军阀每一个细胞中，哪一块不含侵略性”，把希望寄托在这一伙军阀身上，实行所谓“自治”，那简直是幻想。他还大力传播苏联革命胜利的成就，激发人民的革命热情，鼓动群众起来同军阀作斗争。他说: “今后时间只有纷乱二字，彼辈愈纷争，我们小百姓生活愈见困难而思想愈趋急剧。军阀末日为期不远，人民胜利指日可待。”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由于帝国主义包围，实行军事共产主义。为了加强国内生产力的发展，列宁于1921年提出新经济政策。国内外反动派兴风作浪说：俄罗斯光荣已属过去，这是共产主义不能行，无产阶级降伏的表示。有的甚至奚落说：这是共产主义者见解错误，其主张难以实行的证据，现在苏维埃政府，已不算是无产阶级政府。可彝就发表《俄国为什么改行新经济政策》的文章，全面阐述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的目的、性质和任务，并以自己留苏期间实地考察的铁的事实，驳斥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恶毒攻击。他说：“ 俄国劳农政府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无论对内、对外都有限制的一定范围，且其范围都很明确。”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暂时允诺小资产者自由买卖，毕竟是为促进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实现。无产独裁政治，乃保障劳动者权力的政治，他们所行的国家资本主义，自然不是资本主义确立的意味，而为社会主义过渡的意味。”这就是列宁说的“一步退却，二步前进”。可彝特别强调指出：“俄罗斯劳农政府，基础极巩固，无论赞成者、反对者均所承认。” “无产阶级专政底下的国家资本主文，其支配国家经济势力，必以无产阶级意志为左右，无产阶级的意志，不用说是欢迎共产制度的。”实践证明新经济政策，不是走向资本主义，而是奠定了苏维埃政权的物质基础，创造顺利地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革命初期，社会上尤其是一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认识模糊，产生疑问，甚至对社会主义前途缺乏信心。为了扫清革命征途上的思想障阻，可彝写了大量文章，进行宣传。通过分析、诱导，帮助人们澄清思想，分辨是非。当时，有的人认不清唯物史观与一般哲学上的唯物论的不同，应用时往往混为一谈，可彝便在《今日》杂志马克思专号上发表了《唯物论与唯物史观》一文，从理论上辨析其不同。有的人片面理解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说“历史进行，以人间物质欲望为原动力”。对这一论点，林可彝认为“这样说，未免以人间的低本能去说明历史的变化，而人类许多高尚感情的动机如爱国心等，足以影响历史的大部分，都把它丢开”。他同时指出: “马克思虽主张历史变迁，以人间物质的欲望为主动力。然何尝不承认物质利益之外尚有人类活动的动机，马克思的生涯即可说明。”

　　当时有一些人不满社会现实，急思改革，但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认识不足，因此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缺乏信心。可彝在他写的《最近一个感觉》文中，对上述问题作了比较透彻的说明。他说: “马克思纵然有此定命似的经济学说，其实在他好些著述中，找不着一言半句定命或宿命论……他实于经济动力之外，也承认人类智力的活动和活动的智力的发挥不过，他主张的人间努力，要受物质界的制限罢了。”他说，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 “不呆板主张社会物质的生产力，一定要达到一定阶段才能成立社会革命……俄罗斯的劳农政府居然实现，不是明明白白表示资本主义不必成熟，社会革命也可成立的道理么?”

　　至于当时的中国社会，有无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可彝的答复是肯定的。他说: “我国无产阶级被勒索、受凌辱，哪有不想共同来抵抗呢?”只要“有社会主义理想，勇敢的社会主义者，到民间或军队中去，趁他们不平心未定，指出这一条出路，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必定能实现。”

　　在此期间，他还分析和评论国内外形势的发展，让广大群众认识世界，认识中国社会，认识当前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这在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斗争十分尖锐，广大群众对马列主义的认识尚处于蒙昧阶段，起到了鼓舞和推动作用。

　　五、两度回乡播火种

　　1920年和1925年，可彝先后从日、苏回国，两度回罗源探亲。虽然每次在家时间只有二三十天，但他仍念念不忘宣传革命道理，启发群众觉悟，向不合理社会作斗争，并悉心为振兴中华培育下一代。

　　罗源县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山水相隔，交通极不方便，教育也很落后，是闽东一座闭塞的小山城。辛亥革命前，全县只有一二所私塾，辛亥革命后，受新思潮的影响，才创办了罗川小学。许多工农子弟还是不能入学，可彝回罗便积极支持创办新学，认为欲振兴中华，必须注重教育。从罗源实际需要，普及基础教育是当务之急，于是便联合邑中热心人士，集资创办毓秀小学，帮助该校寻觅校址，延聘教师，充实设备，制订办学宗旨和教学计划，确定兼收贫寒子弟免费入学，并亲自到校讲课、辅导。该校在他们共同努力下，校务日见发达，成为罗源创办新学的先声。不久县里又集资筹办女子小学(即联桂小学前身)，可彝闻讯特别高兴，即写信回来祝贺。当他第二次回罗时，便往该校参观，正值该校学生上体操课，场上列队整齐，个个英姿飒爽，可彝心情格外舒畅，当场口吟七绝一首: “堪羡群贤育女英，修文练武展新旌；书生投笔从戎日，不带男兵带女兵。”一时传为佳话。参观毕，他还与该校教师座谈，得悉该校重视职业教育，设有缝纫组，培养从业人材，倍加赞扬。并建议增设针织班，扩大招生名额，为罗源储备轻工人才。离罗时，还约请该校校长程庄贞女士同往福州，选购有关教具，并亲购织袜机一架赠送该校，充作教学之用。他还介绍程校长到织袜厂学习操作技术，以便回校传授。其重视妇女教育，期望提高妇女地位之心，于此可见。可彝待人诚恳、热情，与工农子弟交往甚密，所以邻里乡亲闻知他从国外回来，都来找他聊家常，探听国内外新闻。每日来往的人络绎不绝，他便利用这种机会，了解工农生活情况，给他们介绍日本明治维新后，重视教育与科学、工农业发展的情况，介绍苏联人民推翻了沙皇统治，过着幸福生活的动人事例，宣传马列主义和革命道理。当他了解到，家乡重男轻女现象普遍，蓄婢之风盛行，农民和地主的阶级矛盾尖锐，高利贷剥削严重时，便对乡亲们说明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必然要进行改革的道理。并疾呼“要解放妇女，提倡男女平等，妇女有权参政”。劝说“有蓄婢的家庭对婢女应视同亲生女，不得虐待、侮辱。”还动员其亲友要躬体力行，为群众表率。他反复向群众讲述封建土地制度的由来和社会发展的必然。他说: “现在的租佃制度，乃病国、病农的弊政，为当今世界潮流所不允许”。他忠告诸亲友不要图谋封建地租剥削，发财致富。说“一斤猪肉一元钱(当时猪肉市价每斤仅二三角钱)可买来吃；一担田租(指缴纳每担地租的土地，约四五分地)一元钱(当时每担租地价三十元左右)不要买。”提醒人们要自食其力，劳动发家。他充满信心预言： “在不久的将来，国内某些地区应有一番改革。”他的话很快传遍全县。这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罗源县农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起了积极的宣传作用，点燃了革命的火种，给罗源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六、武汉斗争以身殉

　　1926年“五・卅”运动以后，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军阀的革命浪潮日益高潮。广州革命政府，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大力支持下，于1926年7月出师北伐。革命军士气高昂，进军神速，消灭了吴佩孚的军队，打败了孙传芳的主力。面对胜利的形势，可彝的心情无比激动，用诗句表达自己献身革命的心愿：“汗简韦篇固可休，维新洋务究何求。惊风夜夜嘶边马，志士声声急报仇。”“一自生来到死终，与天与兽竞争中。必须统一人行动，逼得诗歌要立功。”

　　同年10月10日，北伐军占领武昌，12月广州革命政府迁到武汉。翌年1月，可彝奉调来武汉，在董必武同志领导下工作。他一面担任武昌中山大学教授，讲授《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课程，一面从事革命活动，与李汉俊、李达、詹大悲等同志一起，开展革命斗争。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汪精卫加快叛变革命的步伐，武汉地区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日益尖锐。可彝勇敢地投入这场生死搏斗，坚持在革命青年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革命道理，积极领导青年学生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坚决斗争。1927年5月17日，驻宜昌的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趁革命军开往河南前线之机，勾结四川军阀杨森，叛变革命，率部进攻武汉，直打到离武汉30公里的纸坊，武汉形势十分危急。负责武昌卫戍的第二十四师叶挺部队，得到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生与武汉农民讲习所部分学员的支持，在武昌击溃夏斗寅部，武汉才转危为安。可彝参加这次保卫武汉的战斗，凯旋时他寄回身穿戎服的照片给其夫人郑翠瑛女士留念。照片正面上书“翠瑛吾爱”，下署“可彝十六年(即1927年)六月十九日西征凯还之日”，背面赋诗一苜: “翠瑛怎样忆征夫，马革裹尸未裹吾。乍看戎衣应苦笑，书生风度有耶无?”

　　7月15日，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武汉，暴露了身份的部分党的负责人撤离武汉。此时党中央又派了罗亦农同志，到武汉担任湖北省委书记，继续领导地下革命斗争。罗亦农同志是可彝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的同学和党的领导人，他与罗接上关系后，便积极配合行动，面对反动派的血腥镇压，可彝更坚定地领导学生与反动派进行英勇的斗争。他发动群众示威游行，还积极组织学生营救被捕的学生和工人。震寰纱厂工人，为了反对反动派镇压的暴行，举行罢工，被捕男女工人23人。中大学生在他领导下，出面营救，与反动派作面对面斗争。当反动当局以莫须有的剪发罪名开除13名女工时，他发动学生支援。同年冬，中大学生又一次掀起反对军阀胡宗铎和陶钧血腥屠杀武汉人民的斗争。国民党反动派出动大批军警包围该校，可彝为了进去营救党员学生，不顾自己安危，夹着皮包，稳步向学校走去，他正要迈进校门，被跟踪特务逮捕。

　　可彝被捕后，敌人用种种卑鄙手段诱骗他，又用严刑摧残他，企图使他吐露真情。敌人挖空心思，用尽手段，结果毫无所获。1928年1月4日(即农历1927年十二月十二日)林可彝与何羽道等4位同志被处死刑。临刑时，他镇定自若，英勇就义，时年35岁。

　　可彝牺牲后，留在北京的故旧、亲友闻讯，悲愤万分，在北京卧佛寺开追悼大会，其遗体由武汉的战友妥为收殓，停柩汉口某善堂。越二年，复由战友集资护送灵柩回罗源安葬。灵柩抵罗时，阖邑士民开城迎接，万千居民，停立街旁，声泪俱下。足证其为之牺牲之革命事业深得人心，备受景仰。

　　烈士浩气长存，英名流芳千古！

　　（林时中 陈智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