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挺英，又名杨英，连江县马鼻乡透堡村人，1911年2月出生于手工业家庭。一家5口人，父亲杨孝焕以织布为业，母亲操持家务，有妹妹杨碧桐和弟弟杨与休。父亲杨孝焕在30年代初加入地下党组织，曾任红军兵工厂厂长，1934年1月不幸被捕英勇就义。

　　杨挺英8岁上学，先在透堡念私塾，后考入连江中学(现连江一中)。在小学、初中学习时成绩均名列全班前茅。1927年夏，考入福州乌石山师范学校。该校在省内颇有名气，不少学生受马列主义理论的熏陶投身革命。中共福州市委在这所学校建立了秘密联络点。在市委领导下，进步学生组织了互济会、反帝大同盟。杨挺英怀着救国热忱，秘密加入了反帝大同盟，成为一名主要骨干。

　　1928年5月9日，反帝大同盟联合各校学生和各界人士冲破国民党军警的阻拦，举行“五・九”国耻日示威游行活动。杨挺英和进步同学一道从南门体育场出发，沿途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取缔奸商!”“焚毁日货！”等口号。经仓前山时，杨挺英和同学冲进日本驻福州领事馆，砸碎窗玻璃，吓得国民党当局连忙出动大批宪警弹压，驱散游行队伍。经历了这场运动后，杨挺英初步认识到民众团结斗争的力量，也看穿了国民党政权媚外妥协的反动面目。此后，黄孝敏经常找他谈心，赠送一批革命书籍，如《共产主义ABC》、《共产党宣言》、《史的一元论》等，杨挺英如饥似渴地阅读，逐步接受马列主义真理，开始关心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疾苦，认识到只有以俄为师，走“十月革命”武装起义的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国民党地主豪绅的反动统治，中国才有希望，民众才能摆脱压迫和贫困。同年底，经黄孝敏、何利生的介绍，杨挺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乌石山师范学校党支部成立，推举他当组织委员。

　　1930年春，杨挺英受中共福州市委指派回透堡，在贫苦农民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同年夏天，他从乌石山师范学校毕业后正式担任透堡小学校长，与市委保持通讯联络，以学校为阵地，以教书职业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和中共连江特支组织部长杨而菖一道，创办贫民夜校，吸收青壮年贫苦农民上夜校，教他们读书识字，宣传革命道理，撒播革命火种。经过几个月的教育，从中培养了20多名骨干分子，吸收林孝吉、林孝波、郑冬松、陈开球等人入党。同年端午节(6月1日)，在杨氏宗祠秘密组建透堡党支部，杨挺英为支部组织委员。重阳节在芦峰寺成立党支部领导下的透堡农民协会(农夫会)时，推举林孝吉为主席，由此开始了透堡初期的农民运动。

　　1931年秋，福州中心市委巡视员林祖清(即邓子恢)来连江指导工作，帮助杨而菖、杨挺英等党员把党的工作重点从城镇转到农村，发动农民开展秋收减租斗争，使农民得到实际的经济利益，因而拥护党的主张，扩大党的群众基础。10月17日，中共连江县委在儒洋召开会议，决定首先在党群基础较好的透堡、东湖、定安开展秋收减租抗债斗争。杨挺英坚决执行党的决议，配合邓子恢、杨而菖向透堡贫苦农民宣传减租抗债斗争的道理，鼓动群众挺起腰杆团结一条心和地主豪绅作斗争。前后10多天时间，他着力于扩大农会组织，使农夫会由原先的30多人壮大为500多人，在杨氏宗祠召开了议租大会，通过了“二五减租”等3条决议。地主迫于农民人多势众，同意减租，轰轰烈烈的减租抗债斗争取得了成功，也使杨挺英看到了群众斗争的威力。以大地主黄福成、黄吉斋、杨与金、杨孝友、杨慕乡和杨青为首的“五虎一豹”不甘心减少剥削收入，企图利用农民中普遍存在的封建宗族观念瓦解农夫会，同时用金钱酒肉收买流氓地痞，组织民团武装，猖狂反扑。杨挺英和杨而菖一道，组织起农民自卫队，打造梭标、杖刀等武器，实行武装自卫，以保卫减租抗债的果实。面临敌强我弱的形势，杨挺英主张隐蔽精干，避免和地主武装正面冲突，但他的意见未被采纳，党支部会议决定举行农民暴动，以牙还牙，击退地主的进攻。杨挺英毅然执行党的决议，置个人与全家安危于度外。

　　1931年12月21日夜半， “五虎一豹”纠集200多人，点燃火把，手持鸟枪、火铳由透堡直街向农夫会冲杀过来，成千名参加减租斗争的农民，在杨而菖的率领下高呼暴动的口号，与地主武装展开了激烈的巷战。杨挺英虽为一文弱书生，此时也端起一柄长茅，站在队伍的前头，向进攻的敌人喝道：“黄福成敢出来我就杀了他！”巷战持续了两天两夜，共产党员林顺妹和农会会员林孝波均被杀，林积崧、林孝吉、郑冬松等6人被捕，农民暴动归于失败。杨而菖、杨挺英带领30多人冲出重围，撤退到大仑田，后由杨而菖带12名骨干到福州隐蔽。杨挺英和他的一家人转移到东岱关头村谢长禧家，以织布为掩护，进行地下活动，并设法与福州中心市委取得联络，待机再起。

　　1932年秋，杨挺英搭乘“祥安”号客轮到福州，参加中共福州中心市委举办的党员培训班。在培训班学习期间，他认真学习党中央和省委文件，听取中心市委关于革命形势和斗争任务的报告，对透堡农民暴动的惨痛教训进行深刻的反思，认识到党掌握武装的迫切性，并检查了自己一度产生的悲观失望情绪。培训班结束后，根据杨挺英的请求，中心市委派他到马江搞兵运工作。他化装成卖饼商贩，住在福州鲁板舟亲戚家中。每天清早就背上饼笼到国民党马尾要塞司令部海军陆战队驻地，设法接近士兵，不久就结识了在该部当班长的连江尖挡人王某。他以认同乡的名义和王班长结为异姓兄弟，先取得立足点，而后以拉家常的形式揭露国民党军队内部官兵不平等、官长欺压打骂士兵、克扣士兵粮饷的事实，动员他们站到人民的一边，不当镇压人民革命的炮灰和工具。这些话如春雨滋润着士兵的心田，唤醒了他们的良知，促使他们起来反抗，先后有几批士兵拖枪起义，投奔革命队伍。

　　1933年8月，王班长率全班准备起义时不幸泄密全部被捕牺牲。王班长被肢解车裂而死。杨挺英也因涉嫌参与兵变而被敌人逮捕，关押在福州监狱。在狱中，由于他的真实身份未暴露，他巧妙地以监狱为阵地和敌人开展斗争。他和陈祥榕、马立峰等“政治犯”一道在狱中成立了党组织，发动了要求改善“政治犯”生活待遇的绝食斗争，迫使典狱长接受他们提出的和普通犯人一样享受“出工”权利等6项条件，斗争取得了胜利。杨挺英在狱中还和难友们一起看报读书，教唱《国际歌》等革命歌曲，并编写两期狱中刊物――《狱焰》。

　　同年11月20日， “闽变”爆发，十九路军在福州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即福建人民政府)。根据十九路军和中共签订的《抗日反蒋的初步协定》，福建人民政府最高法院分批释放全部在押的“政治犯”。12月5日，杨挺英出狱。铁窗囹圄的考验使他消瘦了，但骨更硬了，志更坚了。他出狱后参加中心市委在鼓岭举办的党员培训班，经短期整训后，和杨采衡、魏耿、陈元、缪淑英等一道被派往连罗工作，担任中心县委组织部长。此时的连江，由于“闽变”的发生，国民党海军陆战队龟缩马尾军港，境内防务空虚。中心县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在全县领导农民武装暴动，革命烈火迅速蔓延连罗两县，土地革命风起云涌，锐不可挡。

　　1934年1月1日深夜，杨挺英随同闽东工农游击第十三总队攻占反动民团盘踞的主要据点马鼻镇。马鼻镇的解放使连罗两县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摇摇欲坠。不幸的是，连罗群众领袖杨而菖在攻坚战斗中壮烈牺牲。中共福建临时省委电令杨挺英主持连江中心县委全面工作。1月3日，由杨挺英在大王宫主持召开了杨而菖烈士的追悼会，号召人民群众化悲痛为力量，继承烈士的遗志，夺取革命在闽东的胜利。杨挺英把全身心投入创建连罗苏区、开展土地革命的火热斗争中去，苏维埃运动如闽江春潮席卷连罗大地，先后建立了6个区委、区苏维埃政府和174个乡苏、296个村苏，各级苏维埃干部达500多人。杨挺英因势利导，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领导农民斗地主、烧田契，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

　　分田地在连罗历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县委缺乏经验，杨挺英一面派人到福安柏柱洋学习取经，一面参照闽西特委制定的《土地问题决议案》，结合本地实际先在透堡北山等地搞试验，制定了没收地主、富农的一切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地主本人和反动派家属分坏田，反动逃亡地主不分田。富农分的田比地主稍好些；中农、贫农按原耕地为基础，以抽肥补瘦、抽多补少的原则分配一份好田，另抽部份田地给红军做公田等政策。分田的方法，第一步是以村苏为单位，选出贫农团进行划阶级工作，先在党内讨论，而后由村苏成立评议委员会，评出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和地主。第二步是分田地、插牌子。最后召开庆祝分田胜利大会。全县有143个乡分了田，两县分田人口有20多万，初步实现了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尽管分田中受“左”的政策的干扰，并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中农的利益。但这场由杨挺英等县委领导成员发动的土地革命，在连罗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杨挺英也因工作深入扎实受到贫苦农民的爱戴。

　　1934年1月3日，连江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杨挺英的主持下召开，选举成立了连江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林孝吉，发布了县苏政府成立宣言。杨挺英协助县苏主席林孝吉颁发了禁赌、禁烟(禁抽鸦片)、禁盗、禁杀耕牛、禁粮食漏入白区、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主、废除缠足、提倡剪发、扩大识字运动、发展农业生产、保护工商业等十条法令法规，使昔日萧条破败的乡村焕发了生机，呈现一派新气象。

　　杨挺英自觉地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十九路军既联合又斗争，避免红军两面作战。当十九路军派一个营进驻马鼻实行“计口授田”时，杨挺英和练文兰商定，以县委的名义向十九路军提出抗议，迫使该营退回福州防区。十九路军派谌青(社会民主党成员)到连江任县长，共产党员郑乃之奉市委之命打入县政府任警卫科科长。郑乃之受谌青委托，赴透堡与县委谈判，练文兰、杨挺英代表连江中心县委与十九路军代表郑乃之达成3条协议：1、苏区不再扩大；2、互不侵犯；3、交流军事情报。以实际行动抵制王明“左”倾关门主义。

　　杨挺英在主持县委工作期间，十分注重加强红军的建设。1934年1月7日，在透堡寺厅将闽东工农游击第十三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第十三独立团，辖有两个连、一个特务队，200多人枪，同时大力扩大苏区赤卫队武装，每区都建立了一个警卫连，人数20~50人不等，还组建了肃反队，以打击地主豪绅的破坏活动，巩固苏区政权。当月底，“闽变”失败，国民党海军陆战队卷土重来，以一个团的兵力进攻马鼻、透堡、长龙山面区。刚组建的红十三独立团未来得及整训，挡不住敌人的进攻，驻下洋的红军一个连，遭敌袭击，伤亡惨重。这时连江中心县委书记练文兰惊慌失措，临阵脱逃。杨挺英和红十三独立团政委陈祥榕一道，果断决定将红军和县委、县苏机关撤离透堡，队伍退往敌人力量薄弱的郭婆村整编。同年4月，中共福建临时省委机关在福州被国民党宪兵四团破坏，省委代理书记陈之枢等被捕叛变，连江县委从此失去和上级党的联系。其间，敌人加紧对连罗苏区的“围剿”，增派八十七师沈发藻旅来连罗大举镇压革命，到处重兵把守，将苏区切割为4块，实行移民并村，连坐切结，编保甲、挂门牌，在各乡拼凑“剿匪”义勇军，捕杀苏维埃干部，强化反动统治。在此连罗苏区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杨挺英力挽狂澜，采取避实就虚的战术，率领红军突破敌人的包围圈，转移到罗源山区作战，接连袭击凤坂、百丈、丰余、小善、深坑、上地、新得院等18个地主民团，发动当地贫苦农民组织起来斗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红色政权。红军在罗源山区得到休整，兵员有了来源，给养有了保证，很快从原先的两个连发展成8个连，拥有800多人枪，军威大震。当敌重兵压向罗源山区时，陈祥榕、杨挺英又巧妙地避开敌主力，转回连江沿海地区，消灭盘踞在可门口的号称“海上劲旅”的李启棋匪部，打通了出海口；在厦宫组建了连罗红军海上游击队，在陆上、海上与敌周旋，弄得敌人疲于奔命，连罗土地革命重现新的转机。这年4月，陈祥榕工作调动，杨挺英接任红十三独立团政委。其间，党组织重新组建了4个区委，30多个党支部，党员增加到130多人。

　　9月底，中共闽东特委采纳了北上抗日先遣队司令员寻淮洲关于力量要集中、要建立主力红军的建议，决定将各县武装集中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此时，中共闽东特委派叶飞来到连罗交界庄里村，主持召开连罗县委扩大会议，决定闽东红军第十三独立团开赴宁德与福安红军独立团会师，成立闽东红军独立师。红十三独立团被改编为独立师红三团，杨挺英任为第三团政委。为加强新成立的罗源县委的领导力量，杨挺英兼任罗源县委组织部长。当时敌人重兵麇集于连罗苏区，四处围追堵截。杨挺英受命于危难之际，但他并不悲观、退缩，他配合县委书记叶如针发动秋收斗争，使农民享受到土改第一年的胜利果实，挫败敌人抢夺粮食的阴谋。为保卫秋收斗争，县委将各区赤卫队、肃反队等集中编为红军独立营，抗击敌人的进攻。同时在新成立苏维埃政权的乡村实行土地改革，仅一个多月时间，罗源县的乡、村苏维埃政权由原来的70多个迅速发展到170多个，已建立的小善、石别、岭头、河洋及巽北区委，区苏组织得以健全，罗源革命进入鼎盛时期。叶凯、杨挺英主持下的罗源县委工作得到闽东特委的肯定和表扬，《闽东红旗报》曾就十月秋收斗争中扩大罗源新苏区发表了专稿和社论。

　　12月，蒋介石电令加紧“围剿”闽东苏区，以福安、连江、罗源等县为重点。一时间，数万敌正规军如洪水般涌来，罗源红军独立营在叶凯、杨挺英、叶德乐(营长)率领下转入游击战。年底，杨挺英不顾疾病缠身，率领两个战士到霍口布署反“围剿”斗争。当他们途径飞竹乡外坂村时被当地反动大刀会法兵包围，杨挺英在红军战士的掩护下奋力突围，向潘洋转移，但到外坂村的洋门岭时，又遭法兵袭击，几十根长矛、大刀向他们砍杀过来。杨挺英被身后一根长矛刺中，壮烈牺牲，时年仅2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