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智源　游望森

　    江涛，原名江依才(江而才)，又名江依龙，号秋杨，福州市郊琅岐乡吴庄村人。1930年入团，1932年由团转党。江涛曾任共青团福州市委委员，中共连罗县委委员，共青团连罗县委书记，中共罗、古、侯边区工委书记，中共闽东特委委员、常委、特委工运部长、军事部长，闽东独立师纵队政委，中共罗源县委书记，中共周墩(今周宁县)县委书记等职。1941年4月在周宁咸村乡岩兜村被捕，于同年5月6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周宁县七步村岭头，时年29岁。

　　(一)

　　1912年，江涛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自幼丧父，母亲改嫁，无依无靠，生活十分凄苦。后来虽被一个同宗叔伯收养，但在那黑暗的旧社会，他们只是相依为命，生活仍然无着。穷人的生路在何处?他茫然，他探索。为求生路，刚满17岁的江涛，不得不背井离乡出外谋生。

　　1929年上半年，江涛来到福州，好不容易在横街马友猪血面店找到了活计，靠端菜、洗碗维持生活。当时从事地下工作的叶飞、黄可英时常到该店用餐，从而互相认识。随后在叶飞等同志的启发引导下，他参加了革命工作。是时，江涛虽只有十几岁，但他机灵可靠，富有正义感，积极为革命工作，因此深得领导器重。1930年，他由叶飞(一说黄可英)介绍，加入共青团组织，1932年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二）

　　1929年下半年至1932年，在中共福州市委(后为中心市委）的领导下，江涛主要在福州地区从事工运工作。福州是个工业、手工业、商业相对集中的港口城市，工人富有革命斗争的光荣传统，随着党的组织发展壮大，工人运动日益兴起。1931年初，中共福州市委在给省委的报告中指出：“……特别要抓住汽车和人力车工人的斗争，并加强对这一斗争的领导。”此后市委便指派江涛等同志去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他便以人力车夫的身份，深入到人力车工人中开展革命活动。在与工友同生活、同拉车中了解到当时福州人力车工人的悲惨景况，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是随着农村经济的破产，迫于豪绅的剥削而逃离农村，涌向城市寻找生活出路的。这时，全市人力车工人猛增至三四千人，而车馆主乘机抬高车租，拉车的人多，坐车的人少，从早拉到晚，挣的钱还不够缴纳车租，工友们生活濒临绝境。针对这种情况，他走街串巷，组织发动工友与车馆主作斗争。他向工友们宣传“要翻身，求生存，必须跟欺压剥削人力车工人的帝国主义、资本家及其走狗作斗争，要敢于和欺凌人力车工人的行为作斗争！”的革命道理，在他启发下工人们纷纷组织起来。先后在中选、下道、南门兜、水部里、程埔头等人力车工人中建立十多个赤色工会，并在斗争中锻炼和培养了魏依珠、魏清官等十多位同志成为赤色工会的骨干。在成立人力车总工会时，江涛同志被选为工会主席。人力车工会成立之后，为响应市委“红五月”号召，又组织了互助组、阅报组、娱乐会等，工会中还建立青工部与青工小组，去做黄色工会下属组织的工作，揭露黄色工会头子的真面目，揭露他们是车馆主、店东、业主御用工具，于是将黄色工会的群众争取了过来。江涛还利用集会、乘凉、闲谈各种机会向工人群众做鼓动土作。在他领导下，人力车工会搞得有声有色，取得工人信任，工会威信大为提高，成为工人斗争的坚强后盾。

　　1930年12月，江涛还组织水上轮船工人，开展反对资本家剥削、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同时结合纪念列宁，宣传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道理，启发了广大工人的觉悟，唤起了他们的斗争热情。在江涛的引导下，轮工江金玉、陈只只、江银银、陈依栋、王鱼团、林傲妹等先后参加了革命斗争。其中许多同志，在后来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期间，还继续坚持地下活动，成为不灭的火种。

　　1932年1月19日，中共福州中心市委发动年关斗争，提出“反对年关减少工资”、 “反对延长工作时间”等口号。江涛受党委派深入到台江建成锯木厂。他带领锯木工人向资本家提出“减少工时，增加工资”的要求，反对资本家的残酷压迫与剥削，并且引导工人认识到：应该组织自己的赤色工会跟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压迫与资本家的残酷剥削作斗争；跟工头、黄色工会的欺压作斗争；把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斗争得以健康的发展。在斗争中，江涛培养了工人骨干温依枝等，后来这些人都成了该锯木厂的党的基层骨干力量。

　　经过江涛同志的艰苦工作，在人力车、锯木厂、码头搬运和水上轮船工人中发展了一批革命骨干力量。为发展党团基层组织，江涛也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位善于进行党团基层工作的组织者和熟悉职工运动的领导者。在此期间，江涛曾担任了共青团福州市委委员。

　　江涛在福州从事工运工作的同时，还时常到农村发展农村党团基层组织，组建游击武装。1933年上半年，福州中心市委在关于开展春荒斗争决议中指出，乡村“必须有自卫组织，党团的同志都应当加入进去”， “活泼地运用各种组织群众的方式，将广大群众团结到党的周围来发动这一斗争”，要“加强对青年们的领导”及“要扩大游击队的组织……切实的建立有群众基础的游击根据地”。1932年7、8月间，他同其他同志到琅岐岛上岐乡将军道一带发动贫苦农民起来斗争，建立红军游击武装。在江涛的组织下，先后参加革命斗争的有江存法、陈春海等几十位同志。其中一些同志加入了共产党，有的加入共青团组织，并建立了共青团琅岐支部，还以这些同志为骨干，成立琅岐游击队。后来这支游击队伍成为琅岐岛上一支保卫家乡、抗击日寇伪军的武装力量。

　　(三）

　　1933年底至1934年初，连罗革命形势迅猛发展，苏区迅速扩大。为了加强党的领导，统一连罗革命的指挥，适应形势的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市委派了练文兰、魏耿、杨采衡、江涛等到连罗地区工作，以加强县委和连罗第十三支队的领导力量。1934年1月，马鼻解放后，连江县委在透堡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改连江县委为连罗县委，加强党团建设，重建团县委等，这时江涛就任中共连罗县委委员、连罗团县委书记。1月底，福建临时省委在给连罗县委的信中进一步指示，要使青年团等组织健全起来，要加紧帮助青年团扩大组织，要加强对团的领导，帮助团进行青年群众的工作，建立少年先锋队和儿童团组织。之后，江涛亲自到官坂、坑园等乡宣传发动，调查了解情况，具体帮助整顿，使这些地区的团组织迅速建立健全起来，并及时总结推广经验。

　　是年春季，江涛同志指派陈云飞等同志到罗源长基、北坑一带发展了吴朱第、吴瑞江等9人入团，建立了罗源第一个团支部——长基北坑共青团支部。与此同时，还组织了长基北坑儿童团，人数共达72人。连罗团县委还派邱铁民到北山、巽屿等乡，发展了于子谷、张家能、张本来等人入团，成立了北山团支部，发展了林雪梅等，建立了巽屿团支部。由于他艰苦而细致的工作，这一时期在连罗苏区各乡很快建立和健全共青团组织，在很短的时间里先后建立了8个团区委、20多个团支部，发展少先队员300多名，仅在罗源就建立儿童团组织20多个，并且号召广大工农青年积极参加分粮、分地和建立革命政权等斗争。

　　为了发挥团组织的作用，江涛根据共青团员、儿童团员年纪小，活动不易惹人注意的特点，要求共青团员、儿童团员承担侦察敌情、购买军需用品、递送信件情报、站岗放哨等特殊任务。当年的巽屿团支部，在骇人听闻的“巽屿惨案”中，为了抢运红军伤病员出岛，为了组织掩护群众撤退，共青团员们面对敌人疯狂地向岛上围攻，冒着敌军从船上射来的密集弹雨，勇敢地战斗在第一线。团支部书记林雪梅、团员陈桂玉等，为护送红军伤病员和群众安全撤出孤岛，不顾个人安危，逐户动员老弱妇孺撤出岛外。她们几次往返岛上，而自己却来不及撤走，最后在与敌搏斗中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在连罗工作期间，江涛还经常深入乡村发展革命力量，发动贫雇农参加分粮分地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有一次，他到丹阳地区开展工作，他善于接触群众，善于在各种场合针对不同的对象开展宣传工作，在丹阳以裁缝谋生的林大妹同志，在他的启发引导下，毅然参加革命，回到家乡桂湖乡进行活动。10月前后，桂湖乡各自然村都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并着手分田、分粮。

　　(四）

　　1935年连罗革命转入低潮，连罗革命同志及红军队伍被打散了，江涛同志转战到家乡琅岐岛。当时被打散的红军战士何如金、林春弟、吴意、张心仕、林振团等先后到岛上找江涛。于是，江涛同志组织他们和琅岐游击队一起坚持革命斗争。同时，他派人积极寻找党的组织。同年9月，被派去寻找党的关系的江国荣同志在福清琯口一带找到了闽中游击队和闽中特委书记王于洁同志。随后，江涛带领了离散的连罗红军战士又转到了闽中地区。当时福清等游击区是国民党反动派军事“清剿”的重点之一，斗争十分艰苦，他和闽中的同志们一道依靠群众，坚持灵活的游击战术和策略，不断主动出击反动民团和保安队，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坚持斗争，时而集中力量打击反动民团及保安队，时而化整为零，分为小分队深入群众间开展工作。江涛发挥了自己善于开展群众工作的长处，深入乡村进行艰苦的群众工作，从而为胜利地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闽中游击根据地的“清剿”活动。

　　1936年3月，何庄桥战斗之后，魏耿叛变革命，闽中游击支队被打散。江涛和分散各地的林春弟、何如金、林振团、张心仕、吴意等人又先后辗转到琅岐岛。他一面组织这些离散来岛的同志继续坚持斗争，开展革命活动；一面派张荫明等到郊区桂湖开展工作，派张心仕、吴意等同志到连罗及宁德一带寻找党的关系。1936年5、6月间，奉派去寻找党的关系的何如金和林春弟在宁德某游击根据地找到了叶飞同志。于是，江涛奉命到闽东特委接受任务。江涛到达闽东不久，就被中共闽东特委任命为闽东特委委员。根据闽东特委的指示和“恢复老苏区”、 “发展新区”的需要，江涛同志前往罗、古、侯边区一带工作，任中共罗、古、侯边区工委书记。

　　此时，由于敌人大举“清剿”，闽东革命已经转入低潮。地方党组织大部分被破坏，红军队伍日益缩小，根据地范围越来越窄。因此，迅速恢复发展党的组织，扩大红军武装，坚持艰苦的游击武装斗争成为当时的中心工作。

　　当时边区工委的主要活动地区有罗源的霍口、中房、飞竹，古田的大甲、善德院以及罗源宁德交界、罗源闽侯交界一带地区。边区工委常驻地有：罗源霍口船头村、古田大甲的山里村等。罗源霍口、中房、飞竹一带都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苏区，这些地方均有良好的革命基础。但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镇压，不少革命同志被杀，而有的同志被打散后外出做工等，党的组织、革命武装遭到很大的破坏。江涛同志与霍口区区委书记江国荣同志一道，深入当年边远的基点村和深山密林寻找失散同志，对他们进行动员宣传，使得当年参加罗源“二三”革命的同志在困难中看到了希望，又激起了革命的热情。通过他们的艰苦努力，当年苏区的许多党组织先后恢复，并建立了船头、马下、香岭、王廷洋、霍口等13个党支部。并与闽东独立师黄培松部队(即沈冠国、缪英等领导的三纵队)紧密配合，发展游击武装队伍，先后在霍口一带组建了游击第九支队；中房松洋、白泉岗一带也组建了游击武装第七支队。还有岭头等地零散的游击队也被组建起来。据统计，这一时期霍口、中房、飞竹等地区参加红军的就有100多人。后来第七、第九两支游击队队员大部份补充到第三纵队，（跟随叶飞同志北上时）都编入新四军六团，有的还成为新四军的团、营、连指挥员。

　　由于红军撤离中央根据地，国民党反动派则有余力对付其他根据地，于是把大量兵力麇集到闽东，企图扑灭闽东革命火种。在军事上，对闽东苏区进行“清剿”；在经济上，一面横征暴敛，一面进行封锁，企图困死、饿死闽东苏区军民；在政治上，则采取编保甲、搞自新等手段，瓦解革命队伍，以维持豪绅地主的统治。闽东特委面对敌人的进攻，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作出了正确的决策，决定实行战略大转变。把闽东苏区变成游击区，开展游击战争。与此同时，许多政策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实行“白皮红心”政策，如对付国民党反动派保甲制度就是一例。江涛深深地懂得，这一政策是“恢复老区，发展新区”的一项十分重要政策，他认真地贯彻执行。实行“白皮红心”政策，即是：一方面派一批身份没有暴露的共产党员去当国民党的保甲长、联保主任，公开应付敌人，暗地却进行革命活动；另一方面对保甲长、联保主任则分别对象，晓以利害。争取好的、团结中间的、打击坏的。江涛巧妙地利用敌人的保甲制度，掩护党的工作。霍口船头村党支部书记周在伙，以经营小店为业，身份没有暴露，当了保长后，在江涛领导下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周在伙因为经营小店，接触面广，便于联络，发展工作，又便于应付敌人并获得敌人的情报。有一次，江国荣同志在周在伙家不慎被国民党特务分子李立毅等碰到，说江是共产党。周在伙立即出来担保说，江是他的闽侯表弟，因为年终讨帐，人手不够，把他叫来帮忙的。由于周是保长，与李立毅熟悉，常有往来，而且周在伙时常招待李立毅以酒菜，便信以为真了，这样江国荣同志才脱了险。

　　周在伙与古田善德村保长，因为同为保长，彼此认识，因此经过周在伙的工作，争取了这位保长，参加了革命工作。实行“白皮红心”政策，巧妙地利用国民党的保甲制度，不仅掩护了党和红军的活动，分化瓦解了敌人，而且还争取了一部分同情革命的人为党工作。与此同时，江涛与第二、三纵队密切配合，坚决地打击那些反动的地主武装。古田毗源民团曾于1934年底配合保安队镇压罗古交界一带的18个乡村苏维埃政权，还准备“围剿”红军部队。尽管如此，为了缩小打击面，边区工委还是派了地下工作者前往毗源做团头的思想工作，希望他弃暗投明。可是，团头非但不接受，反而杀害党的地下工作者。于是，江涛与纵队领导决定消灭毗源民团。红军以调虎离山之计，彻底摧毁了这个反动民团。随后，江涛与第二、三纵队协同一致，放手发动群众，集中优势兵力，不断出击，又陆续消灭了附近的反动地主民团，从而开辟了白泉岗、毗源一带新的游击根据地。在最艰苦的游击战争时期，江涛认真地执行闽东特委“关于把苏区变为游击区和开辟新的游击区”的指示。他主动组织地方武装配合闽东独立师陈挺、沈冠国、黄培松等领导的第二、三纵队，在宁、古、罗、侯边界一带活动，频繁出击，以牵制和粉碎敌人对苏区的多次“清剿”。从1936年底至1937年，他们组织七、九支队先后几次配合黄培松率领的队伍，在闽侯、罗源边界的佳湖、东园亭、横坑、廷坪等地与参加“清剿”闽东苏区的省保安队进行多次战斗，有力牵制和粉碎了敌人对苏区的进攻。1937年夏，当边区工委得知罗源县苏主席阮在永是被投敌的叛徒阮应湛所出卖而遭杀害的消息后，江涛便及时组织游击队，配合黄培松带领的三纵队队伍，攻下洋头，当场抓捕了叛徒(县保安队连长)阮应湛，召开审判大会给予处决。然后攻打下外坂，为原县苏主席阮在永和临时县委书记、连罗第十三独立团政委杨挺英等烈士报了仇，大快人心，大大鼓舞了苏区人民的斗志，刹下敌人的嚣张气焰。

　　江涛在恢复罗、古、侯边区党组织、组建游击武装的同时，仍然不忘当年他生活和战斗过的连罗沿海地区。1937年初，江涛曾派张心仕等同志到连江恢复党的组织，开展地下斗争。6月，建立了马透中心党小组。共恢复组建了巽北等5个党小组，党员58人。1937年底，江涛准备北上抗日，便介绍张心仕等与当时驻福州新四军办事处主任王助接上党的关系，使连罗沿海一带的地下党组织继续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坚持斗争。

　　江涛同志担任罗、古、侯边区工委书记期间，身体力行，带头贯彻上级决议，他和边区工委的同志们一道，很快地打开了工作的新局面。使当年的老苏区相当一部分党组织恢复了活动，还开辟了一些新区。第七、第九支队等游击武装重新组织了起来。在闽东特委和罗、古、侯边区工委的领导下，给予反动地主民团有力的打击。罗、古、侯边区成了当时闽东独立师的主要游击战场之一，成为闽东游击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时，闽东独立师又发展到了1000多人，由3个纵队发展到4、5个纵队。1937年，江涛还曾兼任过一个纵队的政委。他为这一地区坚持三年游击战争，作了重大的贡献。

　　(五）

　　1938年2月，由闽东独立师改编的新四军第三支队第六团北上抗日。江涛因带着红军游击队活动于罗源与闽侯交界地区的大山上，当他接到北上命令赶到屏南棠口时，北上队伍已经离去。于是，他继续留在闽东地区坚持革命斗争。这时中南分局确定充实闽东特委组织，江涛为5个特委常委成员之一，并兼任工运部长。随后，他率领游击武装队伍退到宁德、屏南边境地区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宣传共产党“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主张，散发《告民众书》等宣传品，恢复党组织，建立抗日团体，进行抗日反顽斗争。他既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团结抗战的方针，如执行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和财产的政策，又十分注意保护群众的利益，因此，他虽然在此地工作的时间不长，但是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与尊敬。                       

　　1938年3月，新四军六团宁德留守处被破坏后，江涛与安德边区的吴荣勤以及宁德的叶家瑜、陈华松、马佬志等同志开会，研究贯彻省委制定的“背靠农村，面向城市发展，推动抗战，巩固根据地”的工作方针。他与在福州新四军办事处工作的闽东特委书记兼组织部长范式人同志、闽东特委宣传部长兼统战部长王助同志取得联系后，便转到罗源、福州、琅岐、桂湖及罗、古、侯、连交界地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底到1938年初，闽东特委多次与国民党福建军政当局进行谈判，达成“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协议，国共合作抗日局面逐渐形成。1938年7月19日，福建抗敌后援会成立， 7月底罗源也成立福建抗敌后援会罗源分会，并设立宣传、征募、肃奸、侦察、消防、救护、慰劳等工作团。这时兼任罗源县委书记的江涛选派了一些同志，参加工作团，加强抗日统战工作，宣传党的合作抗日主张，揭露日本侵略者罪行，号召国民党官兵枪口对外，动员民众，投入全民族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募捐，组织慰劳，做好新四军家属优待等工作，使抗日救亡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赶来。一些党组织得到恢复，随后在党的组织领导下，还组建两支抗日游击武装，与日军、汉奸等展开殊死斗争，直至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江涛在兼任罗源县委书记期间，曾患重病。他一边在农村养病，一边仍然不忘为革命工作。他在罗源霍口、飞竹一带山区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因此，养病也成了他开展群众工作的好机会。由于他善于联系群众，宣传动员群众，使群众明白筹款支援抗战的意义，因此，当时江涛同志就为抗战筹集了不少钱。

　　其间，江涛遇事十分注意，按照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关精神处理问题。他到福州台江建成锯木厂，领导工人进行合法的斗争时，锯木工人要成立一个圆锯锯木工会，可是国民党闽侯县党部一直不给批准，要工人们去参加已成立的锯木业系统的工会(黄色工会)。工人们当然不同意，形成僵局。为此，江涛从有利于国共合作抗日、有利于推动抗战的精神出发做工作。他指出，大部分工人站在我们一边，黄色工会只是几个人，我们可以加入进去，在工会中争取席位，以优势的席位争取斗争的胜利。后来，推选了圆锯锯木工人的代表参加锯木业系统的工会，由于开展了有理有节的斗争，成立筹备会时，结果5个席位，圆锯锯木工人占了3席，取得了胜利。对此，许多与江涛一起战斗过的同志都十分钦佩。

　　1939年9月，横坑事件发生，当时的闽东特委书记郭文焕被捕牺牲。次年4月，戴炳辉同志又不幸以身殉职。同年10月，闽东特委书记罗富弟、闽东特委委员兼周墩县委书记张华山同志也同时遇难。一时，白色恐怖笼罩着闽东，反革命阴霾布满了周墩上空。这时，闽东特委只剩下丁进朝、江涛两名特委成员，江涛在逆境中分担着领导的重担。12月，省委决定由左丰美同志继任闽东特委书记。

　　左丰美同志抵达周墩后，即召集会议整顿思想作风，清理动摇变节分子。与此同时还进行分工，特委决定江涛留在周墩坚持工作，兼任中共周墩县委书记。

　　当时，正值敌人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斗争十分残酷，不少同志牺牲了，许多同志被打散了。遵照中共中央及东南局发出的“隐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指示精神，他一方面鼓励同志们坚持斗争，另一方面又“反对激进和暴露”。他深入到农村，进行具体部署。在李陈地方，当他了解到国民党顽固派要抓郑连华同志，就耐心地对郑连华说:“顽固派正要抓你，你的原名不能让人知道，我看你还是叫王开存。”并再三叮嘱：“千万不要叫原名！”由于他深入细致的工作，使许多同志在残酷的斗争环境里，得以长期地隐蔽下来，从而为党组织保存了一批骨干力量。

　　为了贯彻特委1940年12月铁牛栏会议提出的“发动群众反对敌人进攻，加强党的统一战线，整顿内部”的精神，年底，江涛带领排长银弟等同志到周墩咸村乡一带开展革命活动。岩兜村是游击队活动必经地方。该村地主孙第五是这一带的地头蛇，筑碉堡、设岗哨，企图阻挡党组织和游击队的活动。为了团结抗日和打通这个交通要道，以及解决粮食经费等问题，江涛与同志们研究并通过组织决定，对孙第五做争取工作。与这些家伙打交道是要冒风险的，但江涛同志为了表明党合作抗日的诚意，对孙进行了耐心工作，并以结拜兄弟形式争取其为抗日救亡做些工作。但狡猾的孙第五一面伪装拥护革命，假意答应支持一批物资，一面暗中与国民党特种区保安中队长陈英结拜兄弟，勾结起来设计陷害江涛。1941年4月24日，孙第五以母亲做生日为名，骗请江涛到其家中聚会。保安队长陈英派便衣队埋伏，江涛不幸被捕。在周墩特种区进行审讯中，顽固派使用软的引诱江涛未能奏效，便施用种种酷刑，对江涛进行百般折磨，终未能使他屈服。1941年5月6日，江涛同志被杀害于七步村岭头。

　　江涛同志在十几年的革命生涯中，从事过工运、青运、农运工作，党的工作及军队工作，均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他不论在革命高潮还是革命转入低潮，不管有上级党领导或失去了上级党领导，始终不屈不挠，坚贞不渝。他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坚定不移的斗争精神将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