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福州近现代妇女运动波澜壮阔。它的发轫深受西方女权主义影响。它的发展离不开福州近现代女子教育的发展，更离不开共产党党团的直接领导。它是与民族、民主运动相结合的妇女解放运动，融入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主旋律，始终与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紧密相连，并成为近现代民族民主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之一。
关键词：福州妇女运动，福州女子教育，反帝反封建
妇女运动，指谋求改善女性地位，争取女性平等权利的运动。中国近现代历史表明，妇女运动是社会发展和变迁的产物，同时又对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福州近现代妇女运动的过程是福州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过程，福州人民解放的同时伴随福州妇女解放。
一、福州妇女运动的发轫
福州地处闽江下游，扼闽江入海口，是最早被迫开埠的“五口通商”口岸城市之一，开风气之先。这里自古人杰地灵，俊采星驰，人才辈出。特别是到了近代，从三坊七巷走出了一大批名人，有被称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民族英雄林则徐，也有留下千古绝唱《与妻书》的黄花岗烈士林觉民；有著名思想家、翻译家严复，有戊戌变法“六君子”林旭，有船政大臣沈葆桢，也有“近代陆军之父”曾宗彦等，还有林纾、陈宝琛……。受此影响，福州“缙绅家妇女莫不谙诗书”。在《榕城诗话》里，前人曾盛赞过福州城里，女人们读书、作诗的风气之盛。其称，“闽中户户皆花，家家是玉，笔床砚匣，恒在香台；写韵传经，乃其粉榷。青襟夫婿，挼手传笺；红屐伺儿，扶轮赴社。”[1]一时之间，三坊七巷诗书世家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才女，一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颇有巾帼不让须眉之势。如民国时期福州八才女[2]，她们工诗词、精绘画、善抚琴、娴家事、知孝悌，可敬可爱。较之福州八才女，真正声名远扬的是谢冰心、林徽因和庐隐，她们才华卓然于世，堪称福州名片。
“名人扎堆”离不开福州深厚的文化底蕴，也离不开近代以来福州教育的发展。伴随福州近现代女子教育发展的是福州女性的觉醒，她们积极投身到社会变革和争取妇女解放的运动中，也就有了福州近现代妇女运动。
福州近现代妇女运动发轫于清末民初。1905～1906年，福州妇女林宗素、方君瑛、曾醒、郑萌、王颖先后在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并参加暗杀团等反清组织。1911年3月广州起义前夕，方君瑛往返香港、桂林之间，秘密策划起义事宜。武昌起义成功后，林宗素回国，于1911年11月，在上海组建中国最早的妇女参政团体——女子参政同志会，提出女子参政的主张。中华民国成立后，林宗素代表女子参政同志会全体同志，于1912年1月5日携带会章到南京谒见孙中山，陈述女子参政的意见，得到孙中山认可[2]。方君瑛回福州任福州女子师范学校校长[3]，向女学生宣传民主革命思想。
二、福州近现代妇女运动概况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广大福州妇女投入到反帝反封建斗争中，为福州人民的解放，更为了妇女自身的解放，与男子一起，同奋斗，共风雨，不惜流血牺牲，最终迎来了革命胜利的曙光。
（一）五四新文化时期的福州妇女运动。
1915年，为了驱散笼罩在中国思想文化上空的层层阴霾，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兴起，以民主和科学为武器向封建营垒发起猛烈进攻。妇女解放是新文化运动集中讨论的问题之一，与此相关的教育平等、贞操问题、婚姻自主、社交自由、经济独立等等都被一一提了出来。女性要形成自立的观念、养成独立的人格、做一个独立自由的人，成为先进知识分子中的主流声音。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关于妇女问题的讨论进一步向纵深发展。紧随其后的是，大学开放女禁，中学逐渐实行男女同校，甚至男女同班。可以说，新文化运动极大促进了中国女性的觉醒，推动了女性思想、观念的解放，使女性在思想上萌发了独立自主，以及“国家兴亡，匹妇有责”的新意识。
1919年5月7日，五四运动爆发后的第三天，离北京几千公里远的福州市也爆发了学生运动，一批女学生参加全市8000多名学生在南较场举行的声援五四运动大会及示威大游行。会后，各校代表召开联席会议，成立福州学生联合会[4]。24日，福州一部分女学生参加福州学生为北京闽籍学生郭钦光举行的追悼会。会后，她们再次冲破北洋军阀李厚基设下的防线，参加全市40多所学校、8000多名学生举行的示威大游行[5]。此后，在学生联合会领导下，福州女学生参加大规模的抵制日货、使用国货的宣传运动，她们到城内、台江各商行盘查、冻结日货。5月下旬，福州40多所大、中学校联合成立全闽学生联合会[6]。该会一成立，就领导学生进行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等爱国宣传行动。
6月14日，福州发生奸商黄瞻鳌勾结北洋军阀李厚基镇压爱国学生的“黄案”事件[7]。福州女生与几千名男生一起到省议会地方法院请愿。男生被捕后，女生不顾军警阻挠，沿街揭露事实真相，请求援助。在群众的压力下，当局只好拘捕黄瞻鸿、黄瞻鳌到案。
1919年11月，为报复福州反日运动，日本驻闽总领事馆警署指挥日本浪人寻衅闹事，制造流血事端，福州事件爆发。12月17日，为抗议日本人在福州无故殴打学生，福州省立女子师范、女子职业学校女学生参加福州市各校罢课行动。是年，由于校方禁止学生宣传抵制日货和游行示威，福州女中、陶淑女中、三山女中、寻珍女中爆发罢课风潮，一部分学生脱离学校，自组“闽江”、“三山”两所私立中学[8]。这一时期，福州广大女学生以大无畏精神走上街头，以学生运动为斗争方式投身于反帝反封建斗争，“国家兴亡，匹妇有责”意识被自觉运用到实践中，反帝爱国成了这一时期妇女运动的时代主题。
“五四运动”极大激发了中国民众的反帝爱国热情，全国各地纷纷掀起非基督教运动，之后进一步发展成为“收回教育权运动”。1924年底，福州鹤龄英华中学学生要求参加祭奠黄花岗烈士、国耻游行、庆祝国庆等活动均遭学校禁止，部分学生提出抗议竟被校方驱逐出校，进而引发全校学生退学。英华学生的爱国行为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由此引发了福州“收回教育权运动”。
此一时期不少提倡妇女解放的文章，如《提高女子人格第一要解决的问题》[9]、《妇女运动之根本意义》[10]、《女子的使命》[11]等见诸于当时福州第一大报《闽报》上。这些文章已经出现了要求男女平等的苗头，力主提高妇女社会地位，除了家庭属性外，更加强调妇女社会属性，在唤起妇女觉醒，影响社会舆论方面，起到了进步作用。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二）大革命时期福州妇女运动
五四运动后，福州部分进步青年开始与上海的中共党、团中央的领导人施存统、恽代英等人建立了联系，许多进步的书刊和宣传品，如《中国青年》、《先驱》、《向导》等逐渐在福州传播。1925年3月中旬，在上海入团的省立二中学生陈任民，先后吸收十名进步青年入团，并准备成立共青团福州支部。与此同时，他们也认识到了妇女运动的重要性，准备组织妇女团体。
1925年4月1日，共青团福州支部正式成立，陈聚奎任书记[12]。团支部成立后积极发展妇女团员，并派她们到妇女群众中去开展工作，通过妇女团员的作用，推动妇女运动的开展。随着革命经验的日渐丰富，一批杰出的妇女同志，先后加入了党、团组织，成为福州地区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和妇女运动的骨干，起了自己应有的作用。
这一时期，福州党团领导下开展妇女运动主要有：
1、声援上海工人的正义斗争。1925年5月，“五卅”惨案发生。“五卅”惨案消息传到福州后，根据党中央、团中央的指示，福州团支部全力投入反帝斗争，一致声援上海工人的正义斗争，组织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示威游行、国耻纪念、抵抗日货等反帝爱国活动。6月，“五卅案福州妇女后援会”成立[13]，组织各界妇女参加反帝示威游行，积极开展宣传募捐活动，揭露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和对我国人民的压迫，揭露帝国主义在“五卅”屠杀无辜群众的暴行。
2、进一步开展收回教育权运动。福州反文化侵略收回教育权运动，是大革命时期福州党、团组织领导的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波及省内外的反帝斗争。1925年9月12日，福建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收回教育权运动委员会”，号召广大学生脱离教会学校，这一组织完全由福州团地委领导。在广大学生和各届群众的支持下，收回教育权运动有了很大发展，教会学校的学生纷纷脱离教会学校，其中华英女校宣告停办，进德女校濒临关门，华南女校、文山女子中学等教会女子学校的学生人数亦大为减少[14]。与此同时，扫除封建束缚，真正实行男女平等呼声四起，“男女同学”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教会学校的女生以实际行动对帝国主义势力进行了一次强有力的打击，这也是五四运动以来，福州妇女对封建势力和社会上的封建意识最有力的一次冲击。
3、投身工农革命运动。北伐军入榕后，福州的妇女在中共福州地委领导下，为促进工农革命运动的发展做了大量工作。中共福州地委先后派出一批党、团员，参加国民党的省、市党部开展统战工作，促进工农运动。其中陈之英、卢珍端两位女同志担任了国民党省党部筹备处农民运动委员会调查部委员和讲演部委员，林淑玉担任了国民党市党部筹备处妇女部长。中共福州党、团组织积极地向农民宣传，动员农民群众起来组织农会，参加国民革命。在他们和广大中共党团员的努力下，福州的农民运动有了很大发展，先后成立了闽侯县农民协会和四乡的农会，会员达五千余人。1927年2月，福建农民协会在福州正式成立[15]。
4、支持北伐。北伐军进入福州前夕，福州的女共产党员、女共青团员秘密做好迎接工作：誊印传单，缝制国民党旗子，书写、张贴“欢迎国民革命军”、“打倒北洋军阀周荫人”、“拥护三大政策”、“打倒贪官污吏”、“惩治土豪劣绅”等标语。福州农村妇女也积极参加反对军阀反动统治的斗争，东门外百余名农村妇女举行游行示威，提出“反对拉伕”、“反对苛捐杂税”、“减租减息”等口号[16]。
5、成立福州妇女联合会。1926年7月，福州妇女联合会成立，会长林鉴，会员主要是船上妇女和纺织女工，共200多人[17]。联合会提出“打倒旧礼教，创造新社会”、“婚姻自主”、“男女平等”、“反对童养媳、反对多妻制、反对溺女”、“拥护再婚妇”、“解放缠脚”等口号；并在福州北门外后塘乡创办妇女夜校，进行识字教育，同时废除“三条簪”。此外，在联合会组织下，福州妇女还先后参加了因“仁慈堂"事件而爆发的大规模反帝斗争，参加了福州左派力量同右派势力的激烈斗争。
大革命时期，福州妇女的活动，与福州中共党、团组织领导的历次斗争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并在斗争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可惜的是，1927年4月3日，国民党右派在福州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各革命团体、机关先后被查封、接管，许多党团员和革命分子遭到逮捕和通缉。福州的妇女运动遭到摧残，妇女运动的领导人黄素云、余哲贞先后被捕。黄素云后来有幸得以释放，余哲贞却不幸与其夫君徐琛一起就义于鸡角弄刑场，成为福建革命历史上最早牺牲的中共党员和妇女运动领导人之一[18]。
（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福州妇女运动
“四三”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支持下，国民党新军阀政权在南京建立，福州也开始了国民党新军阀政权的统治。新军阀政权建立特务组织，残酷镇压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运动。中共福州地方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妇女组织也遭到破坏，福州妇女运动转入低潮。但是暂时的失败却没有止住前进的步伐，在此后漫长的革命岁月中，福州妇女为了自身的解放，为了福州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始终进行着不懈的努力和斗争。
1、参加反帝爱国斗争
1929年7月，“中东路事件”发生。为声援苏联，福州、厦门两地女学生参加了反帝大同盟领导的示威游行。她们沿途高呼“反对国民党勾结帝国主义武装进攻苏联”、“反对国民党出卖中东路”的口号。
1931年9月25日，“福建全省学界反日救国运动大会”在福州成立[19]，号召全省青年广泛深入地进行抗日救国宣传，不用日货，倡用国货，并加强军事训练。会后，许多女生参加学校组织的宣传队，开始在校内外进行抗日宣传活动。
1932年1月2日，福州各校学生在西湖开化寺举行爱国宣传大会。省立福州女子中学、市立第一女职员学校等校学生演出《可怜的弟弟》、《工人之友》、《祖国之女》、《奸商末路》、《亡国惨状》等抗日剧目，激发群众爱国热情[20]。5月8日，在福州英华中学、协和学院等五所院校学生自治会发起下，福州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举行联席会议，通电反对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并定于次日总罢课，上街游行，进行抗日救国宣传。6月1日，福州市各校女学生冒雨参加3000人规模的反对停战协定大会。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和罢课[21]。11月10日，福州学生运动领导人郑维新被枪杀。事件发生后，中共福州中心市委号召群众罢工、罢课、罢市，抗议当局的罪恶行径。福州市女学生积极响应市委号召，举行罢课，散发传单。毓英女中党、团员还以互济会名义，随同中共福州中心市委书记陶铸前往岭后郑维新烈士家慰问，并送生活补助费百余元资料[22]。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1933年春，福州师范女生组织北上救护队[23]。4月1日，该队发表宣言，表示愿意抛弃个人幸福、家庭、学业，将整个身心放在救国工作上，要求各界、各团体踊跃募捐，慰劳和救济前方抗日战士。在北上救护队影响、带动下，福州各校学生纷纷行动起来，组织救护队，准备北上抗日。
1933-1935年，福州女青年先后发起组织妇女文化研究会、彷徨文艺社等社团，学习和传阅进步书刊，撰写文章，揭露社会黑暗面。
1935年3月8日，福建省50余位妇女在福州发起组织福建省妇女提倡国货委员会[24]。该会创办《妇女与国货》刊物。至1938年6月，该会会员发展至1418人。
1936年春，福州三山中学女生陈奎仁、陈琼等十余人组织读书会，并与其他学校的读书会联合成立秘密革命团体——大众社[25]。该社以“自我教育、教育别人，学习马列主义”为宗旨，阅读进步书刊及进步小说。在共同学习与探讨中，女生们提高了对前途、理想、信仰、抱负与个人修养的认识，增强抗日救亡意识。此外，大众社成员还举办工人识字夜校，教工人识字并宣传抗日救亡和工人解放道理。她们还到城郊五里亭和闽侯县二区、五区办夜校和妇女班，组织民众抗敌后援队，鼓舞农民抗日救国。
2、开展经济斗争，争取自身权益
1929年1月，中共福州市委根据中共福建省委就妇女问题发布的第十五号通告的精神，组织党员调查女工农妇生活状况，发动她们开展为争取自身权益、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统治的斗争。随后，女工较集中的纱厂、茶厂、造纸厂、织布厂相继爆发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劳动待遇或索还欠薪的斗争。在争取自身权益的斗争中，有的女工加入共产党，有的参加工会、姐妹团组织，在斗争中不断成长。
3、恢复发展农民革命运动。
1927年底至1928年初，中共福州市委根据党中央“八七”会议精神，逐步把工作推向农村，开始了农民武装斗争的尝试。1928年夏，长乐玉田乡郑妹黁等许多农妇参加农民协会，与地主豪绅展开抗捐抗税斗争，一批妇女成为党的积极分子和农会骨干。1929年初夏，福州北门后塘乡农妇参加党领导的抗缴茉莉花税和茉莉牙税的示威游行[26]。1931年底，连江县透堡村妇女积极参加规模巨大的减租抗债斗争[27]
此时，广大农村妇女积极投身于各地中共地方组织领导的抗租、抗债、抗税、抗粮、抗捐的群众运动，在建立与发展乡村苏维埃政权斗争中显示力量。至1932年，罗源县已建立20个乡村苏维埃政府。两年后的秋天，连罗苏区连成一片，建立方圆500里、拥有20多万人口的革命根据地。苏区妇女打土豪、分田地、反“围剿”，斗争如火如荼。苏区颁布婚姻条例，提倡婚姻自由，反对买卖婚姻，不许养童养媳，有夫之妇不许侵犯，寡妇有权改嫁。1932年秋，中共罗源特别支部以石别区苏维埃政府妇女会成员为骨干，组成一支10多人的精干妇女驳克枪队，由区苏维埃妇女会主席潘美容任队长[28]。这是当时闽东游击武装队伍中惟一的妇女武装组织。这支队伍活跃于连罗边区，为红军游击队当向导、送情报、探敌情、打土豪、筹粮饷、购用品、做后勤。她们以走亲串戚的名义往返国民党“围剿”部队驻地，与内线人员接头联系，探得情报，及时通知苏区干部和游击队做好防范与转移，使国民党部队在“围剿”中多次扑空。
（四）抗日战争时期的福州妇女运动
日寇的铁蹄踏上了福州的土地后，大肆烧、杀、抢掠、奸淫妇女，其野蛮、残暴程度，令人发指。在福清五龙村，被强奸妇女20多人。在罗源，仅城关及附近村庄被轮奸致死10余人。福州第一次沦陷时大根区被奸致命达30人。当时轰动全市的福州北门云步山蔡永宽家和九彩园陈旋琨家两大惨案，就是因不甘受辱而反抗，全家遭到屠杀[29]。
据1941年5月5日《福建日报》载：“暴敌入寇福州，作恶万端，令人发指。前昨数日，搜捕市内良家女子一千余人，以汽车押至南台，分载两船，开往口外，转登敌舰，系驶往台湾及海南岛，供兽军蹂躏。又捕我幼童四五百名，分载两船，掳回日本，我市民痛遭大祸，哀儿哭女，惨不忍闻。兽军则麇集于南台及仓前山各饭店酒楼内，酗酒取乐，各娼寮妓女及良家女子，遭其侮辱者，不计其数。”[30]
日寇的暴行，激起了福州妇女极大义愤，她们纷纷参加了以知识妇女为主体的各种抗日救亡团体，义无反顾地投入抗日洪流。
1937年8月7日，省会妇女国货会、妇女劳动服务团、福州女青年会、闽侯县妇女会等8个团体发起组织了福建省会妇女抗敌后援队。该队队员4000余人[31]。其中，除女教职员、女学生、女工之外，尚有300余人为家庭妇女。
1938年4月，福建省抗敌后援会战地妇女宣传队在福州成立[32]。该队队员500余人中女学生占73%。她们把宣传民众、动员民众，看作“己责无旁贷的任务，日夜奔走呼号，开展形式多样、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同年，项新(项南)组织张徽、阮秀雅在长乐县成立妇女宣传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33]。
1939年1月，中共福州工委派女党员舒诚到闽清县，将福师、简师和英华中学统配到该县担任民教工作的进步学生组织起来，成立民教流动工作队。同时，女党员张徽随毓英女中迁到闽清，创办暑期民教班，组织学员学文化、学政治、学时事，教唱抗日歌曲[34]。
1939年起，福州地区中共闽江地方组织内均设有妇女部或妇女委员，先后由蔡翔云任中共闽江工委妇女部部长，徐品芳任中共闽江特委妇女部部长，吴钧沂、刘淑云任中共福州工委妇女委员。
在各种抗日救亡团体的组织下，广大福州妇女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中，成为反法西斯战争中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
1、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福建省抗敌后援会战地妇女宣传队，在福州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影响很大。她们经常在鼓楼前、东街口、南门兜等繁华地段，悬挂巨幅形势图及漫画，讲解抗战形势；组建播音宣传队，通过福州广播电台向民众进行抗日宣传；创办“三八”节特刊，发表文章，号召知识妇女们起来“唤醒”妇女，推动妇女从事抗敌后援工作，以实际行动来纪念“三八”节；公演抗日话剧，宣传抗日，轰动全市。战地妇女宣传队还联合省抗敌后援会宣传工作团、省妇女抗敌后援队等11个团体及华南、文山等8个女校的女性，开展抗敌宣传周活动，举行游行，在福州城区、城郊和沿海各县巡回演出抗日戏剧，教唱抗日救亡歌曲，组织群众歌咏大会，进行募捐、劳军、慰问出征军人家属等活动，并帮助各县组建战地妇女宣传队[35]。
1938年5月至9月，省抗敌后援会主编的《女光》杂志相继发表了《妇女应一致动员起来担任抗战工作》、《抗战时期妇女应有的三个认识与任务》、《抗战声中敬告福州妇女》、《起来吧福州的姐妹们》等文章，号召妇女走出厨房，冲出家庭，投身抗日救亡洪流[36]。
2、开展抗日救亡募捐活动
1937年9月，中共中央发布《妇女工作大纲》。《大纲》以“动员妇女力量参加抗战，争取抗战胜利为基本任务。中共福州地方组织派女党员深入女工群众中，宣传抗日救亡道理。广大福州妇女群众积极认购救国公债，捐献衣物，组织妇女救护队，支援抗日前方将士。11月4日，福州女青年会开展抗日救亡募捐活动，共募得308套内衣、55件棉背心，直接寄往汉口[37]。1941年12月至1942年11月，福州妇女在全省率先捐献滑翔机两架，被命名为“闽妇女号一”、“闽妇女号二”[38]。
八年抗战中，广大福州妇女积极参加抗敌宣传、救护、慰劳、救济、募捐、献力各项活动。她们参军参战，扩大生产，为中国反法西斯斗争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五）解放战争时期福州妇女运动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福州地方组织注意做好团结各阶层妇女的工作，在福建学院成立妇女会，先后由廖怀玉、陈心任主席。中共福长林中心县委内设妇女部，部长陈淑瑜；中共连江县委内设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陈雪蓉、副书记谢涵英[39]。这些妇女组织广泛发动妇女群众参加支援解放战争的工作，迎接胜利。
1、参加民主运动
此时期，在中共福州地方组织引导下，福州各大中学校女生以及女工群众积极参加争取和平民主和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斗争。
1946年12月，为抗议美军强奸北大女生的暴行，福建私立协和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等7所大专院校成立“福州大专学校为北大女生被辱声援会”[40]。1947年1月，各校女生相继参加罢课斗争，强烈要求政府把美军从中国赶出去。5月，“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在全国学界爆发。福建女生积极响应全国学联号召，立即投入这场斗争。1948年春，福州小学女教师300余人参加小教罢课，反对当局对小教的压迫。1949年3月，三一、英华、华南、陶淑4校女生走上街头，开展“争活命”义卖活动，随后女教师、女学生参加反饥饿斗争，罢课一星期，游行3天。同年5月，各校女学生参加反对美帝扶植日本的罢课斗争，并不顾武装警察的镇压和特务的迫害，冲出校门参加示威游行[41]。
1946年5月，福州市制香、制鞋(布鞋)女工因物价飞涨举行要求提高工资的罢工。同年6月14日，福州茶业女工举行全市行业大罢工，迫使资方答应工人提出的把工资折为大米的要求[42]。
2、从事地下工作
1945年秋，福州台江区何厝里成为中共福建省委和中共闽江工委的一个革命活动据点。该点主人何友恭的母亲林天弟、妹妹何若兰和何友贞、堂妹何友芬、婶婶彭瑞珍和董桂英、表姐董必英都参加该据点的革命工作。12月，根据中共福建省委决定，省委委员苏华在福州潭尾街42号“同和杂货行”建立省委地下交通站总联络站。不久，该站移至福州太平山山仔里，并以此为中心，在福州市范围内发展100多个联络交通站，构建一个星罗棋布的联络网络。这些联络交通站同闽江轮船公司党组织所开通的“闽江地下航线”密切配合，沟通闽东、闽中、福州与闽北游击根据地的联系[43]。
联络站负责接待、掩护中共省委和闽中地委来往的干部，搜集情报，筹集活动经费，购买和运送枪支弹药、医疗用品、电讯器材，发展党员，输送人员上山打游击，印刷文件、传单，出版地下刊物。苏华为联络站总负责人，魏雪馨、陈辉明、刘秀英、黄丁香、黄梅英、黄素容等为主要骨干。当时，福州全市共有女接头户160个、女交通员50人[44]。这些活跃在联络交通线上的女交通员、女接头户大部分是家庭妇女、农村妇女、女工、女职员、女教师、女医务工作者及女学生。其中，吴兰英、刘秀英、马淑钗、陈鸿英、方静、廖怀玉、沈秀琴、高连贞、罗细妹等人为福州地下工作的顺利开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3、支援解放战争
解放战争时期，广大福州妇女积极参加支援人民解放战争的各项工作。解放前夕，许多女工参加调查敌情、提供情报、秘密印刷宣传品等工作，迎接福州解放。在解放前夜壮烈牺牲的福州才女陈可珠堪称此时期福州妇女的典范。陈可珠是福建连江沿海地区武装斗争、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1948年10月，她在连江县琯头定安村率先组织贫雇农参加的贫农团；并在晓澳镇蛤场成立连江县沿海水产工会，领导200多名工人开展反对场主的压迫剥削的面对面斗争[45]。她还分别在定安村、晓澳镇建立联络站、秘密交通站，经常以探亲、贩猪苗、买蛏干名义，往返领导革命斗争，但不幸于1949年8月15日连江县城解放前一天，英勇就义。
1949年6月，中共福州地区基层组织在北郊成立妇女运输队，队员30多人，秘密将枪支弹药、日用品等通过封锁线送往游击区，并配合交通员做好游击区的通讯联络工作。在解放福州战役中，福州周边各县农村妇女积极参加运输队、担架队、救护队，为南下解放大军当向导、修公路、搭桥梁，为解放福州贡献力量[46]。
三、福州近现代妇女运动之经验总结
考察福州近现代妇女运动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到，妇女运动不是孤立的社会运动，而是同社会发展中生产方式的更新、社会制度及社会结构的变化、文化传统的转化和思想解放潮流的兴起密切相关。福州近现代妇女运动是与民族、民主运动相结合的妇女解放运动。由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所决定，近现代妇女运动融入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主旋律，始终与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紧密相连，并成为近现代民族民主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之一。
_ueditor_page_break_tag_（一）福州近现代妇女运动的发轫深受西方女权主义影响
中国不是没有伟女子，中国是没有伟女子生存的环境。在封闭的传统社会中，三纲五常牢不可破，三从四德早已使女性成为男性的附庸；男尊女卑前提下，贤妻良母成为女性追求的终极目标；在“女子无才便是德”这一观念长期浸染下，传统女性愈益失去反抗力。进而言之，没有新因子的注入，传统女性社会无法依靠自身的力量来实现蜕变。
近代传教士来华活动日渐频繁的同时，留学风日益兴盛，伴随“西学东渐”而来的是西方女权主义思想。1791年《女权宣言》为代表的法国女权运动首先兴起，继而英国……乃至欧洲各国、美国，遍地生花。然而，遥远而封闭的中国对于其时如火如茶的西方女权运动几乎是一无所知。直到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用枪炮轰开中国国门，传教士乘势涌入，情况才有所改观。但同样不可讳言，正是这些来自各国的传教士，自觉不自觉地成了近代中国“西学东渐”的“桥梁”，形成了对中国传统妇女观的第一轮冲击，客观上完成了中国妇女运动的初步启蒙。
西方传教士通过创建教会女学、办报、开医院刊物，各种文化、教育、出版及慈善活动传入中国的“福音”，包含有男女平等的内容。诸如提倡女子教育，反对缠足和溺弃女婴，反对包办婚姻，宣传男女社交公开、自由择配、文明结婚等，透露了大洋彼岸妇女运动的信息。这些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那些最早与外国人接触的中国人，进而影响了早期改良主义思潮及后来的维新改良运动。
与此同时，早期的留学生，尤其是女留学生，以爱国青年为主。因为那时正值列强加紧瓜分中国的特殊时期，留学生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救亡图存。为积聚力量，结社、结党、集会在留学生中司空见惯。当时，福州籍留日女生林宗素、方君瑛、曾醒、郑萌、王颖等先后在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并参加暗杀团等反清组织，反清革命的同时肩负起启蒙妇女和争取妇女解放的重任，成为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的第一批骨干人才，争取女权的启蒙者。她们个个巾帼不让须眉，充满救中国、兴女权的理想抱负。正因为有了她们，也才有了近现代福州妇女运动的发轫。
（二）福州近现代女子教育的发展是妇女运动的最大推手
近现女子教育的发展在提高妇女自身的素质和促进她们自我解放意识的觉醒上起着重要的作用。
福州近代女子学校教育，是以教会女塾产生为发端的。1854年，美国公理会在福州保福山创办女子寄宿学校保福山书院。这是该教会继浙江宁波女中之后在中国创办的最早的女校之一。1884年，福州毓英女校毕业生许金訇由美国教会资助赴美留学，成为福建省第一位女留学生。1899年，美国“美以美会”在福州柴井医院附设护士学校。1903年，陈君新在福州创办蚕务女学堂，叶在畴夫人高氏为监督，聘请2名广东女教习。这是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子职业学校。
进入20世纪，越来越多的人逐渐认识到兴女学的重要性，把它看成是改造社会、救亡图存的重要手段，官吏、士绅、华侨等各界人士都加入创办女校行列。随着女校的增多，培养的学生也越来越多。到1921年，福州有省立女子师范职业学校等16所，共有1750名以上的女子在学[47]。越来越多的学生在毕业后走上了社会，女子从业、从政和婚姻自主等方面发生了显著变化。当时，担任闽海关税务司的英国人华善不无感慨地说:“中国妇女解放的步伐迈得很快，任何地方都没有象福州这么明显，那些长期生活在福州的人们一定会深刻地感受到妇女们怎样从落后与黑暗中过渡到文明。”[48]
女性就业对于妇女运动意义重大。恩格斯说:“只要妇女仍然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49]从20世纪30年代福州市的户口调查列出的《户口统计表》、《迁人迁出户口分类统计表》、《公共场所分类统计表》、《户口分类统计表》、《职业分类统计表》，都可以看出女子的社会地位的变化。女教师、女医生、女护士、女记者等职业群体人数不断扩大，且素质有所提高。在产业领域，女工也成为一支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如从三四十年代人口职业分类表即可见，女子在医务界、教育界有较多的就业机会，女工在工人队伍中也占将近三分之一的比例。
福州近现代女子教育的发展在提高妇女素质的同时，为妇女运动的开展培养了一大批具有民主革命意识和妇女解放思想的女知识分子群体。在革命浪潮的激荡下，她们投笔从戎，直接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在福州妇女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也推动了福州社会的进步。正如马克思所说：“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精确地衡量。”[50]
妇女的解放归根到底要靠妇女们自身素质的提高和自我解放意识的觉醒，而福州近现代女子教育的发展在促进妇女自我意识觉醒的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近现代妇女运动的最大推手。
（三）福州妇女运动是在福州党团组织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福州建团建党之初就把妇女工作放在重要的地位，而福州的妇女运动从一开始就是在福州党团组织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她们建立许多妇女团体和组织，在各界妇女群众中广泛地开展了活动。尽管她们多数是学生青年，然而她们中的许多人，凭着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凭着朝气蓬勃的革命激情，不仅成为妇女运动的骨干，而且成为党团组织的骨干。在革命斗争中，她们与男同志一样，冲锋在前，不愧为革命队伍中的佼佼者。
福州党、团组织成立于大革命时期，而大革命时期同时也是福州妇女运动勃然兴起并初步得以发展的重要时期。福州妇女在五四运动影响下，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浪潮推动下，迅速觉醒。她们以令人钦佩的毅力，打碎了套在自己身上的重重封建枷锁，以其坚定的步伐走向社会，成为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福州妇女的首先觉醒，开了八闽大地妇女解放运动之先河，标志着党领导下的福建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
自大革命时期起，福州妇女运动同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与我党指导方针相适应。从这时起，福州妇女运动的重点，在于广泛地宣传马列主义和革命思想，动员和吸引更多的妇女群众摆脱封建羁绊，投身革命，发动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参加反帝反争建的革命斗争。
（四）反帝爱国是福州近现代妇女运动最鲜明的主题
乌石山教案、福州事件、收回教育权运动、“仁慈堂”事件、抗日救亡运动，一场又一场福州人民声势浩大的反帝斗争，向我们展示了福州人民的勇敢与坚强，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天下兴亡匹夫匹妇有责的爱国激情。通观近现代福州人民反帝史，反日抗日最为鲜明。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1872年10月，日本驻福州领事馆建馆，福州日渐成为日本侵略的重灾区。甲午战争后，日本侵占台湾，并把福建作为它的势力范围，加紧侵略扩张。他们在福州开矿、办厂、经商，发行大量货币，操纵福州经济权，大批台湾浪人、日籍侨民则依仗领事裁判权的庇护，为非作歹、肆意欺压福州人民。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福州人民愤起反日。日帝为破坏福州人民的反帝斗争，蓄意制造事端，甚至派来了3艘军舰。震惊中外的“福州事件”爆发，福州人民奋起反抗。九一八事变后，福州人民反日情绪空前高涨，他们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活动中。
抗日战争时期，福州两次沦陷。日本侵略者对福州狂轰滥炸，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给福州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福州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两次侵占福州期间，据统计，福州被杀350人，有近18万难民。公私房屋被炸和破坏的达2745座，约占战前城内房屋总数的7.69%。第一次沦陷，福州工商业各业全部停顿，第二次各业停顿家数在三分之二以上。与此同时，两次沦陷敌伪设立大小烟馆35处，掠夺财富，毒化民众[51]。
惨无人道的压迫激起了福州人民的强烈反抗。覆巢之下岂有完卵，福州妇女与男子一样，以大无畏的民族牺牲精神投入到抗日救亡斗争中，高度体现了福州女性不畏强权的勇气，这也正是“天下兴亡匹妇有责”的具体体现。
总之，福州妇女运动是与民族、民主运动相结合的妇女解放运动，融入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主旋律，始终与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紧密相连，并成为近现代民族民主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之一。它为福州解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正如列宁所指出:“从一切的解放运动的经验来看，革命成功取决于妇女参加解放运动的程度。”[52]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解除了妇女身受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使得妇女和男子一样获得了历史性的解放。但是福州妇女运动的步伐并没有停止，妇女解放的程度也有待进一步提高，新中国成立后的福州妇女运动所面临的墓本问题就是男女两性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平等和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妇女运动新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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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竹间续话》，福州：海风出版社，2001年，第48页。
[2]、[3] 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福州人名志》，福州：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7年，第283、33页。
[4][5]、[6][7]、[8] 、[16]、[18]、[19][20]、[21] 、[22]、[23][24][25]、[26]、[31]、[32]、[35][36] 、[37] 、[40]、[43]、[44]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福建省志•妇女运动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4、55、277、280、281、62、63、63-64、64、62、10、11、66、68、72、70-71、71页。
[9]、[10]、[11]《闽报》1924年7月11日、7月13日、8月8日，转引自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福建省志•妇女运动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8页。
[12] 石建国等：《八闽大地的第一缕曙光——福建各地党组织成立历程回顾》，《福建通讯》，2001年，第7期。
[13] 石建国：《福州革命史》，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57页。
[14] 王星云：《大革命时期福州党、团组织领导下的妇女运动》，《福州党史资料》，1987年，第3期。
[15]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福建省志•大事记》，北京：方志出版社，2000年，第175页。
[17]、[27][28]、[33]、[34]、[38]、[39]、[41]、[42][45]、[46] 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福州市志》第六册，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年，第437、440、438、439、440、438、439、440、440-441页。
[29] 陈亮：《论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军在福州两次沦陷期间的暴行》，《福州党史》，2005年，第3期。
[30] 《福州兽军搜捕闽女千余载往台湾琼岛，掠我幼童五百运回敌国》，见福建省档案馆：《日本帝国主义在闽罪行录（1931-1945年）》，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94页。
[47]、[48] 昊亚敏、邹尔光等译编:《近代福州及闽东地区社会经济概况》，北京：华艺出版社，1992年，第427、428页。
[49]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恩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85- 186页。
[50]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968年12月12日)，见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版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6页。
[51] 福建省政府编印《福州等十二市县沦陷损失调查》，见福建省档案馆：《日本帝国主义在闽罪行录（1931-1945年）》，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3-299页。
[52]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63页。
Commentary on Modern Women's Movement in Fuzhou
Cai Aili
(Party History Research Office of the CPC Fuzhou Municipal Committee , Fuzhou , Fujian 350001, China)
Abstract: The modern women's movement in Fuzhou is surging forward with great momentum.It is started by western feminism impact.Its development cannot do without the development of Fuzhou modern women education, more cannot do without the direct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It is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combined with the movement of nationality and democracy, integrated into the historical theme of the struggle against imperialism and feudalism, and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anti-imperialist and anti-feudal struggle throughout. And it becomes an integral part of modern national and democratic revolution, and one of the direct driving forc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Keywords: Fuzhou women's movement, women's education in Fuzhou, anti-imperialist and anti-feudal
[1] 作者简介：蔡爱丽（1978.10—），女，福建漳州人，中共福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科员。
[2] 她们是王德愔、刘蘅、何曦、薛念娟、张苏铮、施秉庄、叶可羲、王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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