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血沃中华——记牺牲台湾的传奇英雄吴石

1949年8月16日清晨，在碧澄的蓝天上，国民党陆军中将吴石透过军用飞机的玻璃窗面对逐渐渺远的福州市景，深深沉陷在告别家园的复杂情绪。此时，他心里更装着沉甸甸的绝密使命——为解放台湾进行策反、情报工作。吴石及其家眷搭乘的军用飞机在福州上空盘旋一周后径直驶向目的地——台湾。次日，福州解放。而吴石这一去再也没能回来，将自己最后一滴血洒在台湾。

吴石是何许人？吴石，字虞薰，1894年8月出生于福建闽侯螺洲 (今福州仓山区螺洲镇)。1911年不满17岁的吴石唱着《祈战死歌》“短衣匹马出榕垣，喇叭铜鼓声。生平自愿，为国牺牲，头颅一掷轻”，参加北伐学生军。从从此离开故乡北上上海，开始了他的传奇人生。

吴石飞抵台湾时公开身份为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而其秘密身份为不折不扣的中共高级情工。

黎明时分  卧底台湾

吴石刚踏上台湾土地，就感受到岛上肃杀的气氛。

这时候，蒋介石政权的残余力量已基本集中于台湾，令这个突然拥挤的岛屿变得十分敏感而危险。台北街头、火车站、公共场所，处处可见台湾当局用红墨水写的枪毙刑者名单的布告。电影院每次放映电影的第一个字幕就是“通匪者杀”……。从党政机关到中小学校，从军队系统到社会各界，特务无处不在。台湾人民随时随地处于警察和特务的监控之中，台湾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对我地下组织构成极大的威胁。 

吴石的挚友、福州老乡何遂（国民政府立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女儿、中共地下党员何嘉按照组织意图先于吴石5月份来到台北。一俟吴石莅台，两人在台北频繁接触，以携带家人游山玩水为名进行密商，对工作进行安排。中共地下组织原本打算委托何遂以其灰色身份作掩护，留在台湾为党工作。此前根据组织的安排，何遂的二儿子、中共地下党员何世平一家于1946年以台湾盐务专员的名义，先期部署到台湾工作。何遂的长子何世庸也在1949年初接到上级的指令，携全家抵香港，待命随时前往台湾。5月份随着上海的解放，出现一个新的情况：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西方对共产党能否成功接管上海十分关注，外电包括港、澳媒体对上海市军管会组成人员情况进行了报道，将何遂的三儿子何康的名字及其职务——上海军管会农林处处长见报，其身份被曝光。这消息传得很快，何世平的同事公开散布：“何家兄弟都是共产党。”这使何家人失去在台湾继续工作的基础。鉴于这种情况，组织上急令他们撤出。

随着南京、上海等一批重要城市的解放，中国大陆的战局已经明朗，蒋介石集团进入生死之局。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军委已制定了趁蒋介石在台湾立足未稳于冬季立即攻取的计划。1949年3月，台湾问题在中共中央的议程里正式被提及。中央召开会议讨论即将成立的华东局管辖范围，毛泽东提出：“还要加上台湾。”3月15日，新华社代表中共中央发表了社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这时候，东部成为主要对峙战场。6月14日，中央军委电复三野，强调： “请开始注意研究夺取台湾的问题，台湾是否有可能在较快的时间内夺取，用什么方法去夺取，有何办法分化台湾敌军，争取其一部分站在我们方面实行里应外合，请着手研究，并以初步意见电告。如果我们长期不能解决台湾问题，则上海及沿海各港是要受很大危害的。” 这是中央正式提出解决台湾问题的最早电文。

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华东局紧锣密鼓地开展解放台湾的相关准备。研究提出了解放台湾后的组成人员名单：舒同为中共台湾省委第一任书记，刘格平为省委副书记，省委、省政府各部厅、各地委、各县委的班子同时组建，并集中进行有关台湾知识、政策的培训（后来进攻台湾没有实现，原定赴台接管的人员班底转去开办华东人民革命大学）。除此之外，派遣一些情报人员随国民党政府撤退到台湾，潜伏下来。6月21日，中共中央再致粟裕电报，把“准备解放台湾”列为“你们面前目前几个月内有四件大工作”之一，并指出：“不占领台湾，则国民党海空军基地不拔除，时时威胁上海及沿海各地；不占领台湾，则数十万吨船只不能取得，沿海沿江贸易受制于外商航业界。”电报明确要求：“我们希望能于夏秋两季完成各项准备，冬季占领台湾。”这是第一次为解放台湾列出时间表。8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接见张爱萍等海军将领，布置进攻台湾任务。毛泽东说：“台湾不解放，国家就不安宁。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我们也一定可以解放台湾。”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台海之战迫在眉睫。

7月4日，刘少奇在莫斯科向斯大林报告说：“台湾、海南岛和新疆，要等待明年才能占领。台湾因有部分国民党军队做内应，可能提早占领。”电文中透露出一丝乐观情绪。

但是情况并不比原来设想的顺利。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攻打金门失利。11月，攻打舟山群岛再次失利。

后来，从吴石1949年12月提供的一批情报中，中央军委才确认一个多月前金门战役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当时所掌握的敌情与实际情况大相庭径。根据吴石提供的金门布防图，当时金门守军的总数竟达到5万人之众。以不到1万人的部队登岛作战，以少打多，纵使英勇善战，胜算难测。

蒋介石集团只凭借台湾海峡固守台湾，而海空力量薄弱的人民解放军要跨海作战，来自内部的准确情报就成为具有特殊意义的一环了。

形势日紧，白色恐怖日益笼罩全岛。吴石一再催促何遂赶紧离开台湾。经过缜密安排，何家人分两路离开台湾。9月初，何遂的妻子、何世平一家和何嘉从水路走，由基隆乘船到广州，然后转往香港。随后，何遂则由空中走，吴石为何遂买好从台北直飞香港的机票，亲自送何遂到机场，看他走进飞机机仓才放心地回去。1965年，何遂在北京白塔寺自己寓所对造访的吴石儿子吴韶成谈到自己1949年底撤离台湾时的情形声泪俱下，哽咽地说：“当时台湾风声已经很紧，情况很不好，你父亲一再催促我赶快离开虎口，免遭不测。我也力劝他赶快离开。你父亲对我说：‘我不要紧，有国防部参谋次长这样牌子掩护，你快走。’就这样，你父亲替我买了去香港的飞机票，第二天亲自开车把我送到飞机场，直至上了飞机才离开。你父亲和我四十年之交，非同一般，情同骨肉，他关心我胜过关心自己，不意从此竟成永别!”。

紧接着，吴石也悄然来到香港。经何嘉联系，由何嘉陪同吴石到港岛牛奶公司与中共上海局干部余秉熹见面，他们单独作了长谈。两人出来后，一脸的轻松，事情进展令人满意。事后，何嘉陪吴石渡海过九龙，吴石笑着对何嘉说：“小妹，我该给你买双鞋了，为我们的事情，你的鞋都跑坏了。”这次吴石很快就回台北了。

10月初，吴石再次来到香港。何嘉再去联络余秉熹。余说：“万景光已来香港，这个事情今后由万景光负责。”万景光为中共华东局台湾工作委员会驻港负责人。经何嘉联络、安排，由何世庸、何嘉陪同万景光去见吴石。他们到吴石入住的弥敦道酒家时，吴石正在酒店套房里吃午饭，何嘉把万景光介绍给吴石后，吴石与万景光就到另一个房间密谈。万景光明确表示：解放台湾只是时间问题，我党急需来自台湾的军事情报，会尽快派出可靠的联络交通员去台配合他工作。对如何对接等具体事宜进行商讨。谈完话，万景光告辞出来，又命何嘉回去送送吴石。何嘉回到酒店，吴石正收拾东西，很高兴地和她拉家常。当天下午，吴石飞回台北，何嘉送他到启德机场，目送他离去。

吴石这次香港之行，与我地下组织再次接上关系。吴石领受任务回台后，由于中共地下组织的联络员尚未派出，曾三次派人送情报到香港，其中两次是由他的亲信副官聂曦送来，一次是托何家亲戚送来，都由他亲自封好，写明由何遂亲启。这些情报送到何世庸岳父、国民党元老李朗如家，由何世庸、何嘉转交万景光。这样做，虽然接上已经中断的秘密情报线，但这样的情报传递是极易被察觉，随时都有暴露的危险，也会影响到重要情报关系吴石本人的安全，为情报工作之大忌。为此，万景光感到焦虑与不安。如何为吴石这位高级情报关系建立秘密联络交通，确保这条重要情报线的安全，他认真思考着……

在台湾，经吴石的精心运作，吴石情报组秘密情报工作进展很快，铺开的面也极广。正如江南在《蒋经国传》中所言：“吴石在台湾的特工工作，遍及东南长官公署、保定司令部和空军部队。”

应万景光的要求，中共华东局社会部经慎重考虑，选派在香港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朱枫（原名朱谌之）以探亲为掩护赴台，作为与吴石联络的交通员，以迅速获取台湾方面的军事情报，同时联络中共台湾省工委等有关秘密人员。1949年11月25日，朱枫从香港乘船出发，两日后抵达台湾基隆港。

12月初，朱枫带着万景光给吴石的亲笔信，以“陈太太”的身份，走进台北杭州南路一座普通的宅院。她几乎有点怀疑自己走错了地方，因为这里还挂着“××电力公司招待所”的牌子。原来，吴石初到台北时，不仅国防部机关还没有随国民党政府从重庆迁来，连军官宿舍也还没有准备好，这里是借给他一家人暂时栖身之所，现在他和夫人、孩子已经搬进大安区的新居，这处老房子尚未退还，便成了一个不容易引起外人注意的秘密联络点。

门外还下着淅沥沥的小雨，有些许寒意。在会客间，朱枫将“刘老板”托带的短简郑重地交到他手里，两人会意相坐，约定了下一步联络的时间和地点：台北大安区每星期六的下午4时为固定的接头时间，需要时安排在星期三的下午4时，地点选在台北大安区吴石新住处。

一个星期后的周末，下午四点钟光景，朱枫走进位于台北大安区的高尚住宅群落，直接上吴公馆拜访，在书房进行了密谈，吴石把自己准备好的几份情报文件交给朱枫。密件取回后，按照预定方案，朱枫通过秘密渠道迅速传回大陆。

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吴石与中共特派员朱枫接头七八次。在朱枫协助下，从台湾送出许多重要情报。其中包括：《台湾防区军事态势图》，国民党空军各大队番号、驻地、飞机种类、架次；炮兵团、战车团的数量，所装备的大炮、坦克数量;舟山群岛和大、小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备图》；台湾海峡、台湾海区的海流资料；台湾岛各个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分析；海军基地舰队部署、分布情况；空军机场并机群种类、飞机架数等；、陆、空部队的番号、代号和各部队的官兵人数、火器配备，国民党军在海南岛等岛屿的设防情况等重要军情。对吴石向我党提供情报的重要性，案件经办人在《台湾大间谍案破获始末》文中也不能不承认：“吴石是一个忠诚过度的情报员，他以参谋人员的立场，猜测中共目前需要的情报，而加以有意的收集。他并且懂得情报的要次，特别注重数字、图表，使得朱小姐转送过去的资料，都对中共具有极大的价值。”

1949年10月初至1950年1月间，吴石将军先后经何遂家人及朱谌之之手，传回大陆大量的机密情报，为我党及时了解对手的情况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绝密潜伏 屡建奇功

实际上，早在解放战争前后，吴石就是中共的高级情报关系，起到绝密作用。

为了发挥吴石绝密作用，我党地下组织在不同的时间段派出重要干部加强与吴石联络。在上海时，中共情报部门负责吴石情报工作的的联络人是中共上海局的张执一和何康，在福州时是中央社会部上海系统的谢筱迺，在香港时是中共华东局社会部的余秉熹，到台湾后转为万景光。这几位联络人，或由何遂的儿女、地下党员何康或何嘉牵线，或按预先约定进行接头，完成建立情报渠道程序。吴石提供的情报，因此得以通过组织以最快的速度直送我党情报部门。因其情报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往往在关键时刻被作为大的战略决策的重要依据，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特殊的贡献，立下不朽的功勋。

当我们循着一份份情报史实，赫然发现：吴石是我渡江战役及之后国民党核心军事情报的重要提供者。

1949年3月间，吴石亲自从南京乘火车赶到上海何遂住所，把国民党《“国防部”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国防部全国军备部署图》、《京沪杭军事部署》等一组绝密情报亲手交给何康，其中一张图是国民党军队的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图上标明的部队番号竟细致到团。后由何康迅即交给了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中共中央上海局负责统战工作的张登（沙文汉的化名）将情报交给中共中央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委员王锡铭（陈约珃的化名）派人从崇明岛辗转送到苏北解放区，递交第三野战军。在上海解放不久军地干部集会见面时，时任三野参谋长的张震将军知道何康是上海地下党的同志，高兴地对他说：“渡江战役前，我们收到了上海地下党送来的情报，了解了国民党长江江防兵力部署的情况，这对渡江作战帮助很大。”

4月20日子夜，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令蒋介石惊讶的是，解放军所选的突破口，恰恰是其防线的薄弱处。30万解放大军一夜之间突破80万国民党军队苦心经营、号称“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乘胜追击，直捣南京，国民党统治彻底崩溃。

5月初，吴石从上海飞抵广州，转道去福州履新。临行前，吴石将《国民党在江南地区的兵力部署图》，国民党在江南地区军队的编制、人数及装备情况以及国民党总兵力统计和总后勤方面的统计资料等核心情报交给何世庸，何世庸借口送其妻回娘家分娩，与何嘉、褓姆一道，夹带着这组有相当份量的情报，安全到香港，经余秉熹送交中共香港分局工委书记饶彰枫。这些铅印的军事核心机密迅速成为共产党的“囊中之物”。

5月中旬后，吴石赴福州，出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中共中央社会部派出重要干部谢筱逎与其联络，协助情报收集，向共产党提供了“获悉蒋介石在京、沪、杭解放后的‘全国作战部署’，特别是台湾及东南的部署及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动向情报；还获悉国民党军在福建省的战斗序列、在福建整编后的主官姓名、福州‘绥署’的兵力统计等情报……还随时获得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动向情报。其中：“全国作战部署”仅是国民党高层级少数人知道的高级机密。据谢筱逎回忆，有一次，中情部首长接中央领导的指示后专门来电，对国民党部队一个番号进行核对。当谢筱逎问询吴石时，吴石敏感地问到：“毛泽东先生看得到吗？”谢筱逎自然不好回答，笑一笑，点点头。说话间，吴石眉宇间流露出满意的神情。谢筱逎每次造访后，吴石都亲自送谢筱逎到巷口。一次还诚恳地对谢筱逎说：“吴先生（谢的当时化名为吴寿康），万一出事，请及时设法通知我，我好想办法营救。”谢筱逎对吴石将军的热情、真诚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谢筱逎曾面对吴石之子吴韶成深情地回忆：“你父亲为人忠厚，亲切、热诚，而且学识渊博。对我这当年只有三十来岁的年轻人十分体贴，每星期我都到温泉路吴家一次，有时还在那儿吃饭。……你父于福州解放前夕飞台湾。我们曾相约在台湾相会。后因我另有任务，未能履约。”

7月，吴石专程从福州抵达香港。经约定，在香港佐顿饭店将国民党军委会编制的两份绝密情报交给饶彰枫。两份都是国民党军委会编制的长达几十页的绝密材料，其中一份是国民党部队留存西北各地的部队番号、驻军地点、部队长姓名、现有人数和配备、准备整编的计划等，为我军追歼国民党残敌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另一份是国民党部队在长江以南，川、滇、湘、粤、闽各省的部队建制和兵力等，为川、滇、湘、黔、粤、闽六省的解放提供了具体的参考。这两份绝密情报迅速由香港情报系统从香港送往北京，上报中央情报部门。

值得大书一笔的还有：在吴石的关键性帮助下我党特别党员、潜伏敌营的吴仲禧这颗“闲棋冷子”被激活了。吴仲禧在回忆吴石时以感激的语气写道：“1947至1948年间，解放战争的形势逐步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吴石知道我正在进行一些秘密工作，也就主动为我提供条件，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北伐名将吴仲禧与吴石同为福州人，于1937年7月成为我党特别党员，是潘汉年系统的重要成员，一直潜伏在敌人的心脏里。1946年1月，军法执行监部宣告撤销，他调任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4月，他怀着向党组织汇报工作和请求去延安学习的愿望，悄悄从广州到达上海。在上海，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潘汉年同他连续谈了三个晚上。潘明确告诉吴仲禧：内战必将扩大，不可避免。现急需蒋军的军事情报，这项工作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还是暂时放弃这个想法，最好能在国防部内部找个实职，以便搜集蒋军的情报。他接受党的任务后，从上海启程，赶往南京找吴石设法在国防部内谋取职务。吴石动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在当年9月终于为吴仲禧谋到国防部监察局中将首席监察官一职。1948年7月，吴仲禧改任国防部中将部员。不到一个月，就被派往“徐州剿总”服务。行前，他专程到香港请示上级潘汉年、张唯一。当时参谋长是李树正。李树正是吴石的学生，李树正在柳州曾任第四战区参谋处长，与吴仲禧面熟。为了完成使命，吴仲禧途经南京时，请吴石写信带交“徐州剿总”参谋长李树正，吴石在亲笔信中告诉李树正：吴仲禧中将是自己多年的同学、好友，请多加关照，给予方便。吴仲禧到达徐州“徐州剿总”司令部时，“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副总司令杜聿明在前线视察，李树正看过吴石的介绍信，见是老师的好友又加上曾经相识，对吴仲禧分外客气，李树正带他到总部机要室看作战地图，边看图边简要介绍有关部署，因李树正在旁陪同，吴仲禧只好默记要点，托辞劳累，改天再看。第二天，李树正改派一位参谋带他到机要室，他趁这位参谋外出时迅速将蒋军的主要布置笔记下来。为送出情报，吴仲禧托辞身体不适，从徐州登上火车直奔上海，整理成《徐州剿总情况》通过设置在上海的我地下电台直报中共中央情报部。1948年9月中情部就收到上海的电报内容包括徐州‘剿总’的范围、所辖绥区、哪些兵团、主官姓名、兵力配备等……。还有：徐州‘剿总’对共军可能发动攻势之估计，‘剿总’之作战意图等。被确认，是淮海战役前解放军获得的关于徐州一带敌情的最早又比较全面情报，对全面部署淮海战役起到了重要作用。《徐州剿总情况》情报成为我党隐蔽战线史的一大经典情报。 

军事奇才  报效家国

吴石出生于一个“累世寒儒”的家庭。少年就读于富有维新色彩的福州开智小学堂、榕城格致书院时，接触到中国近代屈辱的历史，从老师那里知道了孙中山反清起义的壮举。辛亥革命爆发，17岁的吴石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福建北伐学生军。1913年春，转入武昌第二预备军官学校。1915年，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与白崇禧、黄绍竑、张治中等是同期同学。吴石记忆力极强，又十分刻苦，1916年末，吴石在同届八百学子中以第一名毕业，袍泽们给他起个外号“吴状元”。但陆军部按省籍分发，福建省没有地方部队，当时福建被皖系军阀李厚基残暴统治。吴石不愿为军阀效力，在家闲居数月，十分苦恼。适逢孙中山在广州发动“护法运动”，吴石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以方声涛（早期中国同盟会会员，黄花岗烈士方声洞之胞兄）、张贞为领导的地方民军“驱李”运动。他在自传中写到此时与“归自欧洲的何叙甫”的结识。何遂字叙甫，福州人，是北京政府派赴欧洲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上校武官。1918年回国后，由广州护法军政府任命为“靖闽军司令”。所谓“靖闽军”实无军队，主要依靠地方民军及反李势力，一面策动李厚基主力军师长潘国纲“瘫痪”（不受李之指挥），一面密谋暗杀李厚基。吴石与何遂在这一斗争中熟识。但暗杀行动败露，被迫离开福建，经武汉北上。吴石因喉疾在北平休养，1922年至1924年，他拜闽籍大儒何振岱为师，学习诗词国学。何遂则于1920年经孙岳引荐进入直系，他参与了1924年冬冯玉祥、孙岳、胡景翼发动的“北京政变”，成为国民军第三军孙岳部参谋长兼第四师师长。何遂邀请吴石出任该师军械处处长兼领炮兵，并任上校教官。但国民军仅一年多便在直奉两军夹击下瓦解了。这时，蒋介石正在南方誓师北伐，朱绍良任总部参谋长，委吴石为作战科长。1927年，方声涛回福建主持政务，吴石应召回福建任军事所，任参谋处处长，致力于整理本省民军。

1929年，正为地方长官倚重的吴石作出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决定，他决心到日本陆军大学去深造，学习军事。这个决定，显示了吴石不凡的抱负和远见卓识，也表现了他性格的刚毅。他决心成为一个深入了解日本军队的真正的军事家，以报效国家民族。吴石的决心得到福建民主革命前辈方声涛的支持，由福建省政府出资，保送吴石东渡留学。吴石先入日本炮兵学校，继而考入日本陆军大学。在日本期间，他埋头苦读，学业突出，被同辈誉为“十二能人”（能文、能武、能诗、能词、能书、能画、能英语、能日语、能骑、能射、能驾、能泳），最终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至此，吴石已成中国军界中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与日本陆军大学“双料第一”的第一人，名扬军界。

1934年夏，吴石回国，任职参谋本部，兼任陆军大学校教官。同时，开始军事理论著述，陆续出版了《孙子兵法简释》、《战术研究之津逮》、《战术原则之沿革》、《克罗则维茨战争论之研究》、《左传兵法笺释》、《兵学辞典粹篇》、《最近航空述要》、《近代战争与国防之本质》、《警察学纲要》、《国防蠡测》等十多本个人著作，著作既包括国防研究，又涉猎警察学、航空理论等，涉猎范围极其广泛，展示出军事理论家的深厚功力。其中，不少专著成为经典。《兵学辞典粹编》1936年12月出版后，广受好评，一版再版，被军界视为“最优良之军学参考”。1935年6月出版的译著《警察学纲要》作为民国时期一部有一定代表性的法学译著，2005年，该书入选中国政法大学的“中国近代法学译丛”，再度行世。

抗战高参  决胜千里

1936年，吴石晋级陆军少将。抗战爆发前后，吴石作为军界公认的“日本通”进入参谋本部第二组担任副组长、代组长（组长徐祖贻未到任）兼第一处处长，负责对日作战的情报工作。他在参谋本部时即凭借多年积累的资料和研究心得，编撰了有关日本军队“作战之判断”，“海空军总动员”、“兵力番号编制”以至主要将领介绍的《参二室蓝本》。刚出炉时未引起重视。 “八•一三”上海抗战的事实证明，日本侵略军的兵力组合、攻击指向，大多如《参二室蓝本》所判断。此时连夜翻印，供不应求，弥补了国民党对日军事情报储备的不足。吴石与其同仁基于强烈的民族意识，较早洞察日本军阀亡我之野心，其未雨绸缪，苦心孤诣的准备，至此方显功效。

上海、南京沦陷后，大本营移武汉，第二组改为军令部第二厅，吴石任厅长兼第一处处长。武汉战役期间，蒋介石每周都召见他，咨询日军动态。1938年8月，第二厅在武汉洛伽山举办了“战地情报参谋训练班”，吴石主持训练班，特地邀请周恩来和叶剑英去讲课。吴石在讲话中指出，国民党军队缺乏情报和保密素养，所用四字头密码早已被日军破译，这是造成战场被动的一个原因，说明对日作战准备不足。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吴石担任第四战区中将参谋长，他与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并肩作战。他参与制定了第三次长沙会战、昆仑关战役、桂柳战役的作战计划，实际上是负起草全责。吴石执事躬亲，注重实地考察，每有辟划，必先进行战地考察，又对日军有较深了解，他草拟的作战计划，多为各方首肯。在制定第三次长沙会战作战计划中，吴石与参谋们反复认证，认真总结抗战以来历次会战失败的教训，提出改变以往会战分散兵力层层设防，与日军进行阵地防御战而被日寇的飞机重炮大量杀伤的呆板模式，以部分兵力坚守正面，逐次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并主动转移至日军的侧翼进行抗击，结合夜袭、侧击、伏击、尾击等各种手段消耗日军战力，待日军进入预定决战区域，趁日军攻击受挫之时，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将日军一举围歼。经过深思、比对制定出的作战计划得到各方首肯，也得到薛岳将军在内的一线作战人员的认可和良好贯彻。昆仑关战役时，吴石几昼夜未合眼，参谋指导前线作战，为这次大捷奉献出心血。两大战役均以胜利告终。

1942年初，敌人从南宁撤退。吴石对此早有预见，及时准备，果断派出邓龙光、夏威部追击，使地方上所受损失大为减少。他后来回忆：“当敌开始撤退时，余自广播得情报，适张长官(发奎)不在柳，未及请示，乃将邓龙光、夏威之部队集中作追击之部署。命令既下，翌日，敌即退出南宁，余电请张长官回柳主持，自任追击之责，以吾人追击颇为活跃，故所获战利品亦多，敌仓惶逃遁不及进行破坏，地方赖以保全者甚多，邕市区内之建筑物，桥梁及水电设备完整无缺，不可谓非得追击迅速之效果也。”

桂柳战役开始后，抵挡强敌的只是处于劣势的队伍，吴石作为战区参谋长，感到“指导上之困难已臻极点，殆毕生所未经”。为了掩护战略物资，他不辞辛劳，亲临怀远前线组织阻击。这时候，他手中仅有一个工兵团的兵力，重炮不过三四门、战车不过七八辆。可他心中已有对敌良策，下令官兵坚筑阵地，据河固守。部下人心惴惴，明白眼下情况是敌众我寡，恐难抵挡得住。吴石将全体官兵召集起来，运用敌我态势图详细分析敌方之不足、我方之优势，强调只有坚守，才有希望。要大家举手宣示誓死守住阵地，一下子鼓舞了士气。就这样，吴石率部与敌相持七天七夜，敌人最终不敢渡河，我军终于守住了独山至百色—带的战略要地，将敌阻于黔川大门之外。

抗战胜利后，于1945年10月10日吴石作为有突出贡献的将领，被国民政府授予“忠勤勋章”。

激昂大义  蹈死不顾

吴石从国民党的忠诚分子到同情支持共产党，最后投身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如此巨大的信仰转变就连国民党当局也感到“匪夷所思”。事实上，吴石的思想转变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他虽然没有在组织上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在中华民族的关键时刻早就自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1950年8月4日在香港的国民党刊物《新闻天地》上发表《台湾大间谍案始末》，文中提到：“吴次长自承向共党靠拢的时机，是在1949年的2月间。当时，蒋总统已经引退，李代总统则在倡导和平，并且正与中共进行谈判，他认为当时的政治局势是非常混乱的，究竟前途如何，谁也弄不清楚，大家都认为共产党一定会成功，他自己也有这种想法，于是他就糊里胡涂地和共产党发生了关系。他自己却辩解说：‘这种事情，在当时是很普通的。我相信有大批的政府军政官吏，都和我一样的走上这条路去，政府的政策既是求和，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和共党联系呢？’”吴石的供词隐瞒了与共产党联系的历史，有效保全了组织秘密。

吴石与共产党人的最初接触在1937年7、8月间。“七•七事变”爆发后，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初步形成，经何遂介绍，吴石与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等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多有接触，对中共有了一些了解。他亲自到武汉珞珈山听过周恩来的演讲，还同时与叶剑英等人有过交往。期间，他还认真研读过毛泽东的军事著作《论持久战》。他认为，这是一篇了不起的著作，既运用古代孙子的兵法，又透彻分析敌我双方的态势。吴石对日军入侵深恶痛绝，对共产党提出的“枪口对外”、“团结抗日”的主张是明确赞同的。

抗战后期是吴石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蒋介石偏爱嫡系，重用无能败将，让他深感不平。他前后在直系、桂系、蒋系军中供职，且受过系统的高等军事教育，却始终无缘军队的实权，这是吴石难解的心结。面对国民党军的腐败和节节败退，清廉、正直的吴石痛心疾首。面对成千上万的军人欲血奋战，惨烈死去；面对成千上万难民扶老携幼，啼饥号寒，奔走在荒山野岭……，吴石扼腕长叹，做出一个人生的抉择：“溯余自第四战区参谋长历时五载，颇有倦意，现既改方面军，去志益坚。”这时候的吴石愤懑到极点，开始醒悟：自己一手制定的桂柳会战作战计划一败再败，是注定了的事。“豫湘桂战役”之败，绝非军队装备、训练差或指挥失当的问题，根子在于政府腐败，专制独裁，脱离民众。

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吴石出任国防部史料局局长一职，这一职务在国防部机构系列中算是冷门职位，对于酷爱军事研究的他来说，起初还认为颇为适合自己的职位。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防部的其它厅局有钱、有势、有权，对史料局比其他厅、局经费、权利都不如的现实，他倍感无奈。特别是他目睹国民党腐化变质、达官显贵鲸吞民脂民膏、所作所为，深感失望，在他的心里再明白不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面对好友常常发出“国民党不亡，无天理”的慨叹，更加确定中国的希望在共产党人的身上，私底下表示：决不为国民党政权出一计一策。1949年春，吴石访问日本东京，就与老朋友、日本左翼作家鹿地亘坦承自己的内心的想法。他们一道喝着酒，谈了不少话。鹿地亘问道：“你对国民政府的将来看法如何？”吴石斩钉截铁地答道：“毫无希望”，鹿地亘又问一句：“你以为失败的原因何在？”，他回答：“他们太不认识人民了”。交谈中，吴石表示，如果国内不再有战事，就不再当军人，就做一个老百姓好了。鹿地亘在吴石就义12天后，与来访记者谈到：“我把这一次他在台湾所采取的行动和那一次他的谈话联系在一起，知道了那时他已是胸有成竹了。”吴石，这样一位精忠的国民党将领并没有实现脱下军装、做一个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却以生命的代价完成人生的凤凰涅槃。

吴石身上所具有的爱国、民主、反独裁的政治倾向引起中共高层及地下组织的重视，列为积极争取、长期工作的对象。

对吴石影响最直接的是挚友何遂。何遂是福州人，老军人，在爱国、抗日、反蒋这条心路上与吴石十分一致。何遂虽然胸无城府，政治上却敏感而清醒。西安事变后，他明确拥护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真诚地和中国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建立了联系。内战爆发，他对蒋介石政权完全绝望，认识到，要救中国只有把希望寄托于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可靠的朋友。他和吴石之间的交流，没有什么隐晦，这种鲜明的态度对吴石的影响是很直接的。吴石也表示，希望通过何遂和共产党方面的代表建立直接接触。何遂把他的政治情绪及动态向中共中央上海局张执一作了汇报，由他转陈党组织的领导人，党组织很重视吴石这个社会关系，试探是否愿意公开见面。他很爽快地接受了。1947年4月，经挚友何遂的引见，吴石在当时闻名上海滩的锦江餐馆与中共中央上海局负责人进行了特别会面。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刘晓、副书记刘长胜以及负责统战、军运工作的张执一与吴石谈了一个中午。从此，吴石开始走上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潜伏之路。这次不同寻常的会面，吴石的政治人生有了转折。这一点在吴石地下工作的助手吴长芝的回忆中提及：“1947年春，吴石秘密地给他看过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等，也明确告诉他，何遂同志方面是正确的革命途径。”之后，何康接到组织的指示，保持与吴石的单线联系。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与吴石联系的秘密联系点安排在上海愚园路俭德坊2号的何遂寓所，是一幢有围墙院落的三层西式小楼，何遂夫妇与儿子何康一家住在一起。在上海解放前，在这里吴石与张执一进行过多次单独会面，商讨情报策反工作。

1949年6月，吴石去台湾之前与吴仲禧见了最后一面。吴石说：福州绥靖公署已经结束，他要到台湾去。吴仲禧请他考虑，到台湾去是否有把握，如果不去，也就此留下，转赴解放区。吴石坚决表示：自己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还有机会，个人风险算不了什么。这时候，他是非常坚定地站在共产党这一边，已完成对共产党态度的根本性转变。

1949年秋他随国民党政权撤退台湾。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无论吴石还是何遂和何世平、何嘉兄妹，都相信共产党将不惜代价通过军事手段解放台湾。这样，吴石确实面临人生重大的抉择。他虽然已经对人民解放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随着潜伏台湾配合他从事情报、策反的何遂一家人安全撤出台湾，吴石实际上中断了与大陆中共地下组织的联系。海峡的一水之隔，他完全可以切断与中共组织上的联系，太平无事，享受荣华富贵。如果选择继续为共产党工作，就必须在组织上建立更紧密的秘密联系，那无疑是极大的冒险，吴石恰恰作出甘冒斧钺的选择，毅然决然从台湾只身飞赴香港， 主动与共产党接上关系，完全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为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统一效力。吴石作出这样的决定并不是一时的冲动。据何世平回忆：“我和何嘉随父亲多次在台北见到吴伯伯，谈及当前时局发展情况，这时我父亲把我的身份告诉了吴伯伯。”可见吴石清楚自己该干什么，可见为台湾解放而赴汤蹈火的决心之坚定，由此便有了下文的悲壮故事。 

一掬丹心  天地可鉴

吴石在台湾的潜伏顺利进行中，却因中共台湾工委的暴露而终止。

我党在台敌后工作的部署，早在1945年就开始了。敌区党的组织工作，由台湾籍长征干部蔡孝乾先行去组建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并出任最高领导人，然后以此为依托，建立敌后根据地，开展当地的群众工作和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分化和策反工作，积极为军事手段解放台湾作准备。

从1949年底开始，中共台湾工委遭敌严重破坏。1950年1月29日深夜，中共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这位地下组织负责人犯下致命的错误，公事包里的记事本上有许多名单，其中有一名“吴次长”。尽管此后蔡孝乾脱逃，无法对证，但有着灵敏嗅觉的毛人凤找叶翔之谈话，根据研判，将怀疑锁定在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身上。随后又从一张吴石为地下党人刘桂麟办的“特别通行证”查到蛛丝马迹，一层层追查下去，由此，吴石暴露。

吴石当时虽然只是中将军衔，却贵为参谋次长，而且重要的是，行政院长陈诚是他的同学、参谋总长周至柔是他的好友，假以时日，他高升参谋总长甚至国防部长也并非没有可能。对如此的重要人物，保密局自然颇多忌惮，经局长毛人凤报告蒋介石，亦仅含糊其辞，周至柔虽面有难色，只得命“先取证据，再办吴石”。经严密侦查，一张无形的大网向吴石凶猛扑来。

1950年3月1日深夜，吴石在官邸被捕。之后，保密局派人在吴府监视一周，进行仔细搜查。吴石所有的书籍、印章、材料都被搜走。令保密局人员大为不解的是，堂堂的一个中将，除了字帖、古籍，还是字帖、古籍，穷酸到没有多少储蓄，搜遍屋子只有黄金十两。搜查人员嘴巴嘀咕：“这清官真不值得。”或许良心发现，这个特务对其子女说：“算了，这些黄金就留给你们吧。”这十两黄金成为后来一家人的生活来源，靠其购置房产两间，一间自住，一间出租，艰难度日。

吴石在狱中备受非人的摧残，始终忠贞不屈。和吴石相处一个多月的狱友刘建修回忆：“在他脸上，我看不出什么表情。他也没有明显忧愁的样子，可以说是相当镇定。”

面对吴石这条大鱼，国民党保密局自然是不会放过的。保密局二处处长叶翔之亲自出马主审。同时，在牢房里安插了卧底的特务。 在“南所”和吴石相处一个多月的狱友刘建修回忆：“有一天晚上，吴石被叫出去。直到天亮，吴石还没回来。下午，牢门突然被打开，两个特务很粗暴地把吴石丢进来。那门又立刻关上。我去查看他的情况。吴石被凌虐得很厉害，躺在地板上不动，也不讲话。当时他没有穿长裤，身上到处是伤，皮肤是红的、紫的，腿也肿得很大。又过几天的晚上，吴石又被叫出去，也是第二天下午才抬进来。 这次吴石更加痛苦。他睡了一天一夜，没有动，眼睛闭着，一直发出呻吟的声音。”酷刑导致吴石的眼睛一边失明。

后来，案件经办人著文《台湾大间谍案始末》，坦承：“对吴石的侦讯是最困难的事。”“吴石初来的时候，他一度想用参谋次长的威严来吓他们。除非把一切证据都提出来，他很难得承认，尤其是牵涉到第三者的时候，他总带着‘好心’来替别人洗刷。”

国民党当局从办案中知悉重要军情已流向大陆后惊呼：“要不是因为台湾共党组织的破坏影响……，那么吴石将是中共兵不血刃而解放台湾的功臣！” 。

历史已经走过了60多年，我们无法揣知蒋介石当时的心境。但可以想见的是，当毛人凤呈上吴石的审讯记录时，蒋介石该是如何的寒气陡生，冷汗涔涔。一个自北伐起就追随国民党的老党员；一个保定军校毕业的精英；一个曾在武汉会战期间蒙自己垂询嘉奖，到台湾后又委以重任的参谋奇才，竟然在自己眼皮底下为中共工作，不能不让他噤若寒蝉，愤怒、痛恨之中签下“杀人状”。 

1950年6月10日下午，在蒋介石授意下一场血腥的罪恶屠杀开场。下午4时，由蒋鼎文上将任审判长、韩德勤中将、刘咏尧中将等任审判官的“军事特别法庭”在国防部军法局秘密开庭。整个宣判的时间仅仅十分钟，只是事先安排好了的“法定过场”：审判长匆匆问过四名“要犯”的姓名、年龄和籍贯后，就匆匆“宣示死刑判决，并称死刑已经最高当局核准，立即执行”。实际上，蒋介石亲自“核准”的《总统宁高字390084号》杀人密令已于开庭前一日送达军法局。在法庭上，吴石笑对死亡，从容吟诗。香港《星岛日报》1950年6月11日报道向读者透露：“吴事前早知难免一死，遗书早在狱中预先草就，当堂只写诗一首。”但诗里写了什么，所有公开媒体均无登载，成为悬迷。 

1950年6月10日下午4时30分，吴石、陈宝仓、聂曦、朱谌之以所谓“叛乱罪”在台北马场町惨遭枪杀，壮烈牺牲。

刽子手连开2枪，杀害了年仅57岁的吴石将军。两粒泯灭人性的子弹穿透他的胸膛，将他的心脏拱出，一片丹心，天地可鉴。 

“天意茫茫未可窥，悠悠世事更难知；平生殚力唯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他的亲人、好友多年后读到这首赴死前急就的壮怀激烈的诗章，竟让如雨的热泪洒向那几页薄薄的纸片。

国之殇！民之殇！

如果说吴石将军英勇殉国是极具悲壮色彩的话，那么，之后英雄的骨灰传递过程也波折离奇、感人至深。

最早去收尸的是吴石将军的族人吴荫先，其过人胆识令人钦佩。吴石将军就义的消息见报后，吴石将军夫人王碧奎仍陷囹圄之中。尽管吴石将军在军界有着较为活络的人脉，迫于当时的环境，许多人只能心存同情、怜悯，但不敢公开出面。面对令人发怵的“白色恐怖”，就连不少亲属都不敢公开出面领取亲人的尸体。这时，热心好义的吴石将军在台同族吴荫先闻讯后，不顾受牵连的危险，偕吴石将军在台的子女到台“军法局”申请领取遗骨。得到台“军法局”的首肯后，他们取回骨灰。在居无定所的情况下，吴荫先决定将骨灰暂时安放在台北郊外的寺庙中，不曾想到：骨灰一放就是30多年。王碧奎女士在每年清明的时候，都要早早带着在台的子女赶到寺庙为亡夫上香，以表达不尽的哀思，告慰亡灵。随父母去台湾的吴健成于1980年赴美留学，王碧奎随身带着自己丈夫的亲笔遗书也赴美定居。至此，吴石烈士狱中遗书从台湾辗转到了美国。但吴石的骨灰仍留在台北郊外的寺庙中，由在台湾的女儿打理。之后，留在大陆的一男一女于1982年4月赴美探亲，在台湾的女儿得到消息后也从台湾赶到美国，经过几十年的骨肉分离，吴家的四个子女与母亲相聚洛杉矶，实现了团聚。家人相聚，抱头痛哭，感慨万端。由于台湾当局的限制，直到1990年，吴石烈士的骨灰盒才由在台湾的女儿从台湾千里迢迢带回，送到留在大陆的兄长吴韶成的手中。从吴荫先冒死领尸，到偏安寺庙，到最终离台，进而送归大陆，经历了整整40年，一家人间的遗骨大接力在国家有关部门的帮助下有了圆满的结局。

人们往往只见到历史的伟大与波澜壮阔，而见不到创造历史的实际斗争的残酷。

河岳英灵 魂兮归来

新中国并没有忘记吴石这位与我党风雨同舟的朋友。

1950年初夏，残酷的消息传到北京，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下令主管部门调查案情和牺牲人员的状况，妥善处理。李克农在接到总理指示后，即跟华东局和上海市的同志们联系。那天晚上，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焦虑地徘徊，发出有关指示，工作了一个通宵。

考虑到秘密工作的特殊性，中央有关方面指定何康同志将噩耗面告了吴石将军在大陆的儿子吴韶成，并告公开纪念是不相宜的。有关人员也被告知此事作为国家最高机密未经批准不能向他人透露。在那个一切服从“革命需要”的年代里，吴石将军在大陆的儿女吴韶成、吴兰成满怀对党的信任默默承受了突如其来、意料不到的哀痛。在组织的关心下，吴韶成、吴兰成先后毕业于南京大学、上海第一医学院，并分别于1965年5月、1953年9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了父亲所向往、所引导的光明之路。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吴石将军在大陆的子女、好友部下也难免遭受不白之冤。何遂先生承受了难以启口的诘问，含冤离世。1972年2月，处于困境中的吴韶成向中共中央组织部门发出了求助信，恳请中央对其父问题作出结论。在1972年不平常的年份，这封信经过数月的周转，到达了周恩来总理和刚复出的老帅叶剑英手里，与吴石将军有数度交往的叶剑英同志当即批示，交代有关部门给予证明。之后，在周恩来、叶剑英同志的过问下，有关部门即派专人赴河南调查，并向河南有关单位出具了组织结论。这封信使吴韶成同志的政治命运获得转机，吴韶成重新回到组织的怀抱。同时也为确定吴石将军的政治待遇定了调。据此，1973年11月15日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就地追授吴石将军为革命烈士。颁发了《因战因公牺牲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注明：“吴石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他的英勇事迹永垂不朽，望家属继承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这是特殊年代所作的特殊结论。

多情而多难的共和国始终没有忘记吴石将军。1991年12月10日，原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同志在京郊燕山饭店亲自接见了吴石将军在大陆的子女吴韶成、吴兰成。交谈之中，罗青长同志动情地转达老上级周恩来的托咐：“我们对你父亲的事一直念念不忘，我当时是当事人之一。1972年，接到你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蒙受不白之冤的申诉报告，周总理、叶帅都亲自过目并作了批示。派人去河南专门处理此案，落实政策。确实是很不容易的。总理弥留之际，还不忘这些旧友，专门找我作过交待。你父亲为了人民解放事业和祖国统一，献出生命，作过很大贡献。”这一席话令在场的吴韶成、吴兰成兄妹感动不已，双目湿润。

1994年，在国家有关方面的帮助下，在北京香山公墓修建了用汉白玉雕琢的“吴石将军、王碧奎女士墓”。

1994年4月，国家安全部举行悼念仪式。部领导致悼词，充分肯定了吴石将军的功勋及崇高精神，他指出：“吴石将军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吴石将军、王碧奎女士骨灰安放仪式，了却了我们多年的心愿。我们相信烈士的精神，将不断激励我们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振兴中华而努力奋斗！”仪式虽是简短的，但却是隆重之至，沉淀亲人和朋友记忆深处的深情思念，止不住涌上在场的人们心头。吴石将军英勇就义44年后终于归来。

此后，每年的清明，一批又一批国安战士来到他的墓前祭扫他们的英雄前辈。吴石将军泉下有知，亦可笑慰了。

吴石，人如其名，他像一块巨石，坚硬、厚重、洁净，愈久弥坚。他用生命与忠诚，筑就出无名丰碑，耸立在历史的湍流中。

（来源：《福州党史》2014年4期  作者：郑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