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建立的明王朝，百废待兴，百业待举。

首先对元的行省作了改革、调整。除京师及南京称直隶外，全国其他各地划分为十三个承宣布政使司，福建是其中之一。为摸清全国疆域情况，明太祖于洪武三年(1370年)诏令儒士魏俊、黄箎等6人，“类编天下州郡地理形势，降附颠末为书”。凡行省十二，府一百二十、州八、县八百八十七、安抚司三，长官司一；东至海，南至珠崖，西至临洮，北至北平；当年十二月成书。这是明代最早的全国总志——《大明志书》，今已散佚。

洪武十七年(1384年)修成《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书》，详记郡县建志沿革；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修成《环宇衢书》，专记全国交通驿程。洪武年间前后三次修志，重点记述交通和地理状况，很重要的是整顿和理顺全国行政区划，为巩固其统治地位奠定坚实基础。

明代曾5次下诏修志，仅明太祖朱元璋在位的31年间就修志3次，平均每10年一次，是历史上重视修志仅有的一代开国之君。尤其他对舆图地理志之重视，为明、清两代许多皇帝所继承。

明朝政府对编修地方志的重视，促使方志事业的阔步前进，不仅中央政府主持修纂全国总志，而且诏令各省、府、州、县也编修志书，层层督促，使修志之风蔚然形成。同时，形成一种修志格局，即各地志书，都由当地政府主持，由地方长官写序，成为地方长官重要政绩，获得上司嘉许；更为重要的是可以使人扬名一地，留芳千古。故官员竞相从事，乐此不疲，惟恐在任之期失去这个机会。当然，志书不仅可以使封建统治者熟悉地情，获得统治资本，更可以为一地增添光彩，成为一个地方文化发达之标志，英才豪杰的展示。

为推动方志的编修，明成祖永乐十年(1412年)颁降《修志凡例》十六条；永乐十六年(1418年)又颁发《纂修志书凡例》二十一条。前后两次颁发的凡例，对于志书体例、内容、时限、要求，以及注意事项都有明确规定，使其不逾矩。这是中国方志史上，第一个由中央政府明令颁布的修志纲领，对推动当时以及以后各级政府编修志书都有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成为中国方志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文献。

明代朝廷“敕天下郡县纂辑志书”，又两次下诏“遍征天下郡邑志书”，使明代修志的高潮迭起，志书覆盖面空前增大。有人称：“今天下自国史外，郡邑莫不有志。”据今人巴兆祥统计，明代方志共2892种，流传至今的1017种，占总数35%。《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为942种。明代福州编修的方志有17种，留存的有15种，占总数的98%。其中《福州府志》编修5次。洪武年间，马英主编的《玉融志》，为明代福建最早的县志。

明代修志很重要的是注意广搜博采，受史学界喜欢空发议论的影响，有些志书过于冗长繁琐。这虽曾受到后人批评，但毕竟为我们保存了大量史料。这时期，志书的体例已经定型，几乎承袭宋、元志书的体例。如万历的《福州府志》、《福清县志》莫不如此。而且境内各县掀起修志高潮。人们对志书之倚重，正是修志繁荣发展的必然反映。

福州修志的繁荣昌盛，不仅涌现了一批热心修志的地方长官，同时也涌现了一批当地的方志学者，进而一些不得志或有才干的文人都加入修志队伍，积极参与修志，探讨方志理论，从而促进了方志的发展。如方志学者谢肇淛编纂的《滇略》，虽不是记述福州之事，但谢是长乐人士，热心修志事业。其时永泰县缺乏修志人选，全县仅3名举人，无力承担修志任务，于是，谢肇淛受聘，协助永泰编修《永福县志》，经数年之努力，终于使《永福县志》艰难问世，弥补一县没有志书之缺陷。

明代经济的发展，诸如土地试行商品化生产，注重耕作技术的改革；商品的生产、交换，比之于宋、元更加社会化；商人活动的领域不断扩大；墟市遍布各地乡村，进行商品交换，尤其明代对外贸易的发展，郑和七下西洋，明朝政府与琉球贸易的发展。这些都为修志事业的繁荣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使修志有可用之资金。福州区域经济比之山区更加发达。原因是明朝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诸如废除徭役、减免税收、奖励廉吏、加强海防建设、缓和阶级矛盾、安定社会措施等，因而在“兵乱”之后，福州经济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

而明代印书业的发展，尤其是建阳麻沙印刷业的发展，也推动了福州印书业的繁荣和发展。福州民间印书业借鉴于麻沙积累的丰富经验，形成自身的独特之处和精湛的技术。从刻、印、校对到装订、发行，充分利用福州商业繁盛的优势，以赢利为目的，在市场上展开角逐和竞争，为志书的刊印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尽管志书的发行有限，而且经费多是从社会筹集，印书行业的触角仍不放过，其保本微利的承印，使许多志书编成之后，能及时地与社会读者见面，并有一大部分得到当时的图书、档案部门的收藏。而流落社会的志书，由于保管条件欠缺，经岁月风雨的腐蚀以及虫蛀鼠咬，未能有较长时间完整的保存。如福清明代编修的几部《玉融志》均已失传，缘由也大略如此。但一些志书能够保存至今，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保存在国家皇朝的图书档案部门。

明代福州修志的目的很明确，明朝廷一再诏谕各地编修志书，理由就在于他们要全面掌握和了解一地之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因为志书有“资治、教化、存史”之作用，而“资治”是作为志书的第一要素，志书是地方官员切实有用之书。通过志书的“彰往训来”，也可以宣扬封建伦理道理 ，弘扬忠臣孝子之“义烈”，使封建秩序得以旷日持久地维护。同时，编修志书，如《淳安县志序》中所称，还可以宣扬“国家气运之盛”，褒扬皇朝功勋，鼓舞国人士气，粉饰封建王朝的太平盛世，这也是从政治上统治人民的重要工具。不仅如此，明人还认为方志可以“考兴亡、辨是非、求隐赜”，以便使读者“企先贤而思齐，睹名宦而思政，慨风俗而思移易，观利疾而思兴革”(王道《朝邑县志序》)。因此，如弘治《句容县志后序》称：“志之为书，有关治体，有补风化，其为益也大矣。”

明人对方志的作用特别强调其劝善惩恶功能，“今之志，古之史也。古之为史者，纪事详始末而序有文，立论关劝惩而辞不费”，是很有见地的，值得推崇。福州有识之士不遗余力地参与修志。他们普遍地感到：“郡之有志，所以资政治也”，“凡为郡邑者，必先考志”，以便了解一地之实情，供其统治一地之参考与依据。“夫风俗之淳漓、时政之得失，山川之险易，人才之盛衰，非有以志之，后将奚征焉。”

明代封建统治者重视方志的资治作用，以维护封建统治的根基，因而有人提出修志之道有四：“君子观之以通其变，小人观之以守其业，方司观之以省其风，庙堂观之以通民物而类其情，志可不信哉!是故贵公也，而不欲其滥；贵精也，而不欲逸；贵文也，而不欲虚；贵序也，而不欲便；有一于此，非传信之道尔。”(《永丰县志序》)不论修志是否能达到此目的，资治作用是否能如此神通，而他们却几乎是竭尽全力地朝这方向努力，以期真正发挥志书的资治作用。以期达到此目的，借助志书的教化，巩固其统治地位。

明代由于商品经济发展的刺激，方志的编修盛极一时，而且深刻地影响着清代，乃至民国方志事业的发展，修志逐渐成为当政者一项责无旁贷的职责，成为检验地方官员政绩的一项重要举措。因而，福州各属县无不修志，不仅修府志、县志，还编修山水志、名胜志、风物志，使修志蔚然成一股浩然气势，推动地方文化的发展，同时推动一地之人爱国爱乡的热情，对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明代地方志书的类型基本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而且府县修志书时也努力使其规范化，不致使重要的内容遗漏。明朝政府制定《纂修志书凡例》，列出了志书该记载的内容；每项内容该记载什么，如何记载，都作出明确规定。例如对“城池”的记载，其内容是何时兴建，由何人增筑；有碑文的必须记下碑文，城楼、雉堞、吊楼都需记录；有供贡的需载其供贡数量，或前代虽有所产而后遂无者，或古所无，而今有充贡者，皆据实载之。所赋田亩税额以洪武二十四年及永乐十年黄册田赋贡额为准，仍记前代税额，以见古今多寡之数。福州府志、各县县志以及各类志书都是参照这个凡例设置类目，对志书记载的内容进行全面规范；而且该由政府掌管的资料，根据这个类目，都能悉数详列，它实际成为政府重要的资料库。这对提高地方志书的整体水平有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