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顺治三年(1646年)六月，清兵由仙霞、杉关、福宁三路入闽，八月，长驱直入闽北，“席卷福、兴、泉、漳诸郡，进逼安平”。尽管抗清烽火风起云涌，最终还是被清朝统治者残酷镇压了。从此，八闽大地归服清朝。

清朝统治者夺取全国政权、确立封建统治之后，迫切需要了解全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文化诸方面情况，因而积极倡导编修地方志书，采取一系列措施，促使中国方志的发展迈上历史的最高峰。

开清代修志之先河的，首推河南巡抚贾汉复。顺治间，他率先下令编修《河南通志》，并令各州县编报志书。其时，河南“八郡十二州九十五县之志，渐次报竣”。贾汉复以明代嘉陵《河南通志》为基础，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主持修成《河南通志》50卷，报呈清廷，颇受赞赏。而后，贾汉复调任陕西巡抚，又“编檄郡县”，编修志书。

康熙十一年(1672年)，保和殿大学士卫周祚上疏，奏请各省纂修通志，“如天下山川、形势、户口、丁徭、地亩、钱粮、风俗、人物、疆图、临要，宜汇集成帙，名曰通志，以汇《大清一统志》之用”，以表彰“兴隆盛治”，康熙帝当即允其所奏，诏令“直省各督抚聘集夙儒名贤，接古续今，纂辑通志”。康熙二十二年，礼部奉旨，又檄催天下各省修通志，仍令遵照《河南通志》款式，限期三月完成。康熙二十五年，旨谕《大清一统志》总裁官勒德洪、明珠、王熙等人称：“惟古帝王宅中图治，总揽万方。因天文可纪星野，因地利以兆疆域，因人官物曲以修政教。故《禹贡》五服(即侯服、甸服、绥服、要服、荒服)，《周礼·职方》九州，纪于典书，千载可观。朕赞绍丕基，抚兹方夏，恢我土宇，达于遐方。惟是疆域错纷，幅员辽阔，万里之远，念切堂阶，其间风气群分，民情类别，不有缀录，何从周知?顾由汉以来，方舆地理，作者颇多，详略既殊，今昔互异。爰敕所司，肇开馆局，网罗文献，质订图经，将荟萃成书，以著一代之钜典，名曰《大清一统志》。”并旨令他们“务求采搜征博，体例精详，厄塞山川、风土人物，指掌可治，画地成图，万机之余，朕将亲览，且俾奕世子孙，披牒而惟维屏之寄，式版而念小人之依，以永我国家无疆之历服有攸赖焉。”(《圣祖仁皇帝实录》一百二十六卷)。康熙二十九年，河南颁发“修志牌照”，规定二十三条凡例，对内容取舍、实地调查、探本溯源、编写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无疑，这样的“修志牌照”，对于推动当时的志书编修有着极为重要的积极作用。

据资料称：《大清一统志》前后编修三次，历经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5朝，从未中断。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三月朝廷正式设立一统志馆。乾隆八年(1743年)，第一次成书342卷；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续修成500卷，并被编入《四库全书》。乾隆曾亲自审读进呈志稿，提出修改意见。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月，审阅《明珠传》时，发现所列郭琇纠参各款“胪采不全，于核实记载之义未合”，“于据事直书之旨无当”，于是下令，在《明珠传》中“全列郭琇参本，俾天下后世，得喻此事本末”，“使定论昭然，永以示传而垂法戒。”(《高宗纯皇帝实录》919卷)。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第三次续修完成，增至560卷。由于该志记述史实延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故称《嘉庆重修一统志》，直至1943年才由商务印书馆整理出版。

《嘉庆重修一统志》内容丰富，地名、人名、制度记述详尽，还详记各地设官分治情况，注出驻地和旧设以及新增时间。在名宦、人物中，不仅记载本朝人物，也注意历史纵的叙述。人物以记本地为主，不杂其他外籍人士。该志是我国官修总志中最好的一部全国总志，也是我国封建王朝所修的最后一部全国总志。

清代皇帝不仅重视对修志的组织领导，几颁诏令，力督进度，还亲自过问审阅志书的内容和质量。雍正皇帝曾严旨斥责广西巡抚李绂主修的《广西通志》“循私”，盛怒之下，将其书焚版毁；同时诏令各省督抚都要将本省通志重新修订一遍，“务期考据详明，采摭精当，既无缺略，亦无冒滥，以成完善之书”。如果拖延时日，成书又草率滥略，就要“从重处分”(《清世宗实录》卷七五：雍正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上谕)。雍正年间明确规定，志书60年一修。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传世的清代总志和地方府州县等志有4889种，再加上其他专志，当在5000种以上，约占全国历代方志总数的70%—80%。

清朝的统一大业，推动着方志的发展，同样也推动着福州府、县、乡土志的编修。据统计，清代编修《福州府志》1部76卷，县志15部，乡镇风物乡土史料58部，而且开了之后乡土志书编纂的先河。乡土史料的编纂范围非常广泛，凡山、湖、寺、塘、学校、实物等，无不包括在内，内容极为丰富。一些乡土史料成为当时学校的重要教材。

由于清朝皇帝对于编修《大清一统志》的重视，为尽快完成全国总志的编修，又由于光绪年间编写《大清会典》的需要，清朝中央政府和各省总督、巡抚都一再颁令各府州县催修志书，以期为一统志提供基础资料。由是福州各县相继编修志书，而且品类更加丰富，内容更为翔实。政府的大力倡导，于是府县长官竞相修志，千方百计网罗人才，吸收许多学者参加，成为修志的主力军。由于学者们造诣精深，具有较高的文字素养，潜心钻研，对志书的体例、编纂方法等都很有讲究；又各具专长，治学广博，因而所修志书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

虽然清朝政府将地方志事业推向繁荣兴盛，但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他们推行封建文化专制政策，也给地方志加上严重的桎梏。如肆意窜改、删削，甚至禁毁明以前的志书；新编的府州县志都须经总督巡抚衙门审查，才能定稿；政治上许多禁忌，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方志的蓬勃生命力，使一些志书不过为应付公事，草草成书，而减低史料价值。

清代地方志的成书数量之多、分布疆域之广是空前的。福州境域毫无例外地几乎每县编修，其数量之多超过了过去任何时期，为方志的发展建树了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