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200余年的清朝封建政权，结束了中国历史上绵延2000余年的帝制，而中国人民的苦难和屈辱，却没有随着清朝政府的垮台而结束。不久，革命果实被代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的袁世凯所窃取，中国人民陷入灾难深重的军阀统治中。

多事之秋的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为各自利益的需要，依然继承中华民族修志的传统，不忘在全国各级政府发动编修志书。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民国6年曾下令编修志书，内务部会同教育部通知各地玉成此举。有的省亦通令辖属各地奉行部令。民国18年颁布《修志事例概要》二十二条，规定各省需设立通志馆编修地方志书；各县市编修志书由各省参照《修志事例概要》，负责拟订具体办法，将各省编拟志书凡例及分类纲目上报内政部。民国33年，中华民国政府内政部又颁布《地方志书纂修办法》，规定志书分为省志、市志和县志，省志30年一修，市志和县志15年一修，并设立修志馆，负责修志事宜。在这一时期福建尽管于民国初成立了通志局，但只完成刊印一部民国前的《福建通志》和一部《闽侯县志》。此外，还编纂了《长乐县志》、《永泰县志》、《平潭县志》、《连江县志》、《罗源县志》、《闽清县志》和《尚干乡土志》、《尚干乡镇风物志》、《义溪乡土志》等。

由于日本侵略者的入侵，福州古城先后两次沦陷，福州一批知名的文化界人士痛感山河破碎，国运衰微，只能通过方志的编修表达内心深沉的忧愤，以及对祖国前途命运的思考，虽然大部分继承清代以来的修志传统，而在某些方面有所创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战乱时期的特色。同时，也开始注重对国计民生的记述，并增加诸如实业、物产等新的内容。

民国期间，虽然处于军阀混战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艰难时期，但由于地方一批有识之士，在极其艰辛困难的情况下，艰苦努力，福州境域内断断续续，从来没有停止过地方志书的编修。福州由于建市较迟，没有出过志书；但除福清县外，各县都编修了县志，而且还出版了一批很有份量、内容丰富的乡土性质的专题资料，记述深刻细致，尤其一批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福州的史料富有新意，充分表达了福州人民爱乡爱国的深挚感情，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罪行，还搜集到许多实物、相片等，作为日本侵略者对福州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铁证，给方志增添了丰富的内容。这时期编修的志书，有如下特点：

一、将近代科学引进方志领域

如对户口的记述，《平潭县志》分区、分村记述户数、丁口数，这是全境志书中记述至为详细的一部。对灾异的记述，更录清代邑人施天章所作的《风雨篇》、《飓风赋》，详述灾害的起始、祸及的范围、破坏的惨烈、灾民的困厄，生动而具体，这是以前志书难以见到的。记天文，不仅仅是记述一般现象，如《闽侯县志》则记述其二十四节气“日出入”的详细时间；《平潭县志》对潮汐的记述也记述了每昼夜潮涨潮落的时间，客观而翔实，逐步走出历史的窠臼，用新的方法记述新的内容，适应时代向前发展的需要。

二、记录事实的手段更加新颖

民国18年(1929年)国民政府颁布的《修志事例概要》，特别强调尽量采用新技术：“舆图应由专门人员以最新科学方法制绘精印，订列专册，以裨实用”；“地方名胜、古迹、金石拓片，以及公家私家所藏各种古物，在历史上有重要的价值者，均应摄制相片编入，以存史迹”；“志书中应多列统计表等”。如《闽侯县志》附有区域图，建置沿革表、户口表、赋税表、学校分类一览表等。《平潭县志》附有：平潭县疆域全图、平潭县街市略图；民国8～10年各月晴雨日数统计表、每月潮汐涨落时刻分日表、节气太阳出入时分表、农产物表、农家户数及田园亩数表、耕户亩数多寡区别表、荒地表、林场表、桑园表、苗圃表、官有林场成活株数表、渔产物表、水产制造物表、家畜表、盐区产额表、布局组织表、平潭县监狱图、平潭县看守所图。而且容纳了更多的事物入志，这是此前的旧志所无法企及的。民国方志大多采用较为浅显的文言文，文中多加标点，读者易于阅读和查阅，也注意版式的编排。这些编制技术上的进步，是当时中国科技文化进步的体现。

三、记述帝国主义侵略和福州人民奋起反抗的斗争史实

如《长乐六里志》在艺文类，史部列出的书目中，有郑礼祺著的《抗战事迹与敌伪暴行纪录》油印本。纪录分为：

1、记述沦陷时期民众抗敌与游击队之活跃；2、记述敌伪暴行及进行的奴化教育。该志交通卷中记述长营路，由长乐至营前全线长8.82公里，水陆联运，交通称便，抗战时期被拆毁。民国30年长乐沦陷，“敌迫恢复，民众怠工抵抗，因而被枪杀死者7人”。日本侵略者的兽行不仅是残杀无辜群众，对教育也绝不放过，教育卷中记述琴江小学“抗日期中，地方沦陷，两度被破坏无遗”。营前镇中心国民学校也毁于日本侵略者的炮火。在抗战烽火中，许多青年上前线参加抗日，妇女们也同仇敌忾，共同反抗侵略者，该志人物卷中记述：“黄氏，马头郑孟动妻，年已七十，福州沦陷，倭兵入境，迫寻青年妇女，氏以躲避不及，乃佯诱之江干，自溺而死。卒保马头一乡妇女不受其辱。”何其坚贞、刚烈!又如“黄石，林金官妻。敌陷境时，与姑避地大象山，遇敌，刺敌不死，乃自杀以完其节”。一个弱女子面对持刀的强敌均能奋起反抗，可见福州人民反抗侵略者的耿耿忠烈。而须眉男子更是奋勇当先，有许多志士捐躯战场，还有的在当地组织游击队与日本侵略军作战。如该志人物卷中记述赤屿人黄开霖、营前人陈麻肚参加游击队与敌激战的始末，以及日本飞机轰炸营前以及南岸炮台，县长闻警不抵抗，携印向赤屿潜逃等，史料均极其珍贵，都是难得的爱国主义教材。

四、注重经济的记述

经济部类在以往志书中所占比重极少，据资料统计，大多志书对经济的记述仅占七分之一，甚而不到十分之一。民国期间方志学家李泰棻明确提出：社会经济，在今日应为全志之骨干，吾人之衣食住行、工商各业，经过先民苦干努力，始有今之文明。修志者自应将以上各事，追述经过，并须将现代社会经济全部编入。由于方志界的大声疾呼，福州境域在此期间编纂的志书都加入了经济部类的记述。如《平潭县志》34卷，经济部类占7卷，约占全志十分之三；《永泰县志》37篇，40余万字，经济部类6篇，占全志十分之二。加大加重经济部类的记述，反映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反映了方志与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它从象牙塔走向了人民的生活、走向了社会，为更多的读者所青睐。

五、革除封建尊君思想

在漫长二千多年的封建统治期间，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尊严，而表现在方志中，则凡圣旨、皇言、训令、诏谕必冠卷首，以特号字顶格书写，等等。在民国方志中，都消除了这些封建陈式。方志学家甘鹏云竭力主张：“往日修志于民事殊略；近日修志，应于民事加详。民主国，民为主也。”在革除封建君主思想之后，民国福州方志记述中还增添了新内容。如《平潭县志》增加了外交、方言、谣谚、歌谣的记述，加深了方志与人民的感情，使志书直接关注民生疾苦，成为更加贴近人民的有用之书。当然，民国方志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志书编纂者受其阶级立场和封建思想的囿限，还未能站在人民的立场，更未能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视社会、正视现实，还存在一定的封建糟粕。而有些编纂者缺乏严谨科学、务实求真的作风，多有虚夸粉饰的不实之词，未能客观真实地记述史实，讹误和不实之处，也在所难免。民国初年历史学家张维将古代方志的弊病归结为“四蔽六习”，在《陇右方志录·序》中称：“何为四蔽?蔽乎古者，疏乎今也；蔽乎文者，疏乎质也；蔽乎人者，疏乎事也；蔽乎撮抄者，疏乎系统也。何为六习?习乎天官之说者，侈著星野事应矣；习乎辞章之说者，侈著诗赋文辞矣；习乎《方舆揽胜》之说者，侈著八景十景矣；习乎《通鉴纲目》之说者，侈著褒贬删削矣。……此四蔽六习，弥漫于方志之域，是故所谓详而能征者，盖十不得其一二。”福州这期间编纂的志书对照“四蔽六习”，深刻检讨，仍然存在不少弊端。主要是：

（一）阶级烙印深刻

这不仅指民国福州境域编修的志书，也包括历代福州编纂的志书，无不烙上当朝当代封建阶级的深重烙印，以切实地确保志书为当朝的统治者服务，以维持和巩固其统治地位，因而竭力地歌颂帝王将相、忠臣孝子、贞女烈妇，而广大劳动群众却未能在志书占一席之地。对深受剥削压迫而揭竿起义的农民反抗斗争，则统称之为“匪”、“寇”、“逆”。民国期间的某些方志，尤其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有不少污蔑之词。对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和人民解放军统称为“匪”，妄加诋毁和非议，而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避而不记，或横加斥责，或颠倒是非，使方志的价值大为削弱。

（二）着力渲染封建的伦理道德

对封建的伦理道德三纲五常，民国福州方志虽然比之于历代旧志删削了许多，却仍然竭力维护这个制度，对贞女烈妇、对束缚妇女身上的粗重绳索，没有深刻的反省和认识，将其大量编入志书，褒扬她们的节操，未能冲出旧志的藩篱。而一些灾异的记述，也蒙上阴郁的封建色彩，备受宿命论与泛神论的影响；对于一些自然现象，又无法作出科学的解释，找不出怪异的因由，自然是迎合天意，而且有些记述充满怪诞的鬼神色彩。虽有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探究，终也是迷雾重重，附会民间的讹传，就事论事，不作任何的分析，无疑给民国方志的科学性蒙上阴影。

（三）着力渲染一地之山川名胜，穿凿附会现象不少

每处县城，甚至乡村都硬凑成十景八景，导致一些山川失色，景致与名称风马牛不相及。未能使邑人信服，更不用说能成为一大景观。这都是地方文化人的有意作秀，不顾客观事实所致。

（四）艺文志中过多过滥地收入诗文，有些诗文属于粗俗之作，不能代表一时一地之文化水平如《永泰县志艺文志》约9万字，占全志40万字的几近四分之一，使许多该入志的内容没有入志。而个别县志不仅收录古人的诗文，还收入当时的一些诗作。当然，有代表性的艺文志中收录一些诗文，是志书所必须和允许的。它可以丰富志书的内容，反映一地之文化风貌；但过多过滥地收入一些平庸之作，则适得其反，会严重影响着志书的质量。

由于民国方兴，正进入一个历史的新时期。随着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以及帝国主义的入侵，福州大地出现许多从未有过的事物；而这些新事物却未能被人们所完全接受，更有甚者，是两千多年的封建藩篱，并未能被完全冲破，志书编纂人员依然备受封建思想的影响。在这种新旧交替之际，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探究新方志的编修之路，却尚未出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