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维富

在苍茫的闽中腹地，座落着一个近二百人口的村庄----“漳浦蔡”厝。它位于福州闽侯县南通镇“十八重溪”的朝南山麓。

在这个古老的山沟里，“漳浦蔡”家族，从支始祖茂鑑公算起，至今已经繁衍到第十八代，定居了近三、四百年。在清光绪年间翻建的本村“漳浦蔡氏宗祠”中，供奉漳浦“蔡氏本门历代元祖宗亲”的香位，清楚地记载着：本村出生的蔡氏家族的第六世祖和第七世祖，---清王朝康乾盛世时期的乾隆、嘉庆两位皇帝的老师---蔡世远公、蔡新公。

虽然，笔者记忆犹新的儿时见到的许多珍贵历史文物，都在1966年6月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丢失了。但是现存的文物、史料和典籍依然足以考证，这两位程朱理学家、教育家、哲学家、福州著名学者、与清朝康乾盛世的历史文化名人，为汉满民族的融合和中华民族振兴所做出的历史贡献，是值得我们后辈深切缅怀、景仰和传承的。

由于种种的历史原因，纵使归隐于福州的是两位清王朝康乾盛世的历史文化名人，也被深深地掩蔽于近二百多年的历史沧桑之中。而今，我们拂去三百多年来的历史尘封。其主要意义在于：第一，彰显福州在清康乾盛世时期文化发达的历史地位；第二，彰显“福州鳌峰书院”在康乾盛世时期教书育人的史迹，以及对中华民族文化的突出贡献；第三，研究和发扬光大“福州鳌峰书院”在培养造就蔡世远、蔡新、林则徐等时代著名人物方面的历史文化影响，特别是了解、梳理和研究近现代福州的文化教育、人文历史脉络，进而促进和发展福州教育文化事业；第四，深入研究、理解或借鉴蔡世远对稳定台湾政策的影响，与蔡新对外贸易开放思想的历史意义；第五，深入研究和梳理蔡世远、蔡新、林则徐等时代历史文化名人核心价值理念的形成渊源和历史贡献，对于当代公务员在加强和提升自身思想道德修养、治学从政、治国理家和自警廉洁、正直忠诚、爱国为民的人格形象塑造等，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也希望让后人看到，蔡世远、蔡新的真实身份和普世价值。

一

 蔡世远，(1681～1734年)，字闻之，号梁村。原籍福建漳浦县，出生于福州（闽侯）。学者称为“梁山先生”。

蔡世远的堂兄蔡（国）璧，拔贡生，任罗源县教谕，后受福建巡抚吕狄龙之聘主持福州鳌峰书院。蔡世远从小受其影响。努力学习宋代理学家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的遗著，广泛学习各种经书，讲求经世致用之学。他以古代名人为榜样，认为学问要近似南宋的真希文(德秀)，事业要近似北宋的范希文(仲淹)，因而以“二希”作为自己的堂号。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蔡世远考中举人。翌年，福建巡抚张伯行见他年轻多才，请他主持校订先儒著作。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进京会试，得中进士，选入翰林院为庶吉士。在京期间，他得到福建同乡、大学士李光地的赏识，在李的启迪下，对程朱理学作进一步探究，有了较深的造诣。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蔡世远服丧期满回京，但已超过原来所请的探亲假期。按朝廷新颁的诏令规定，翰林、科道官员假满未归者，作为自动超休处理。世远为丁父忧而超假，本可按照丁忧假例处理，可是朝廷不知此情，也将他作为自动超休处理。有人劝他向吏部说明情况，请求复职，世远却说：“吾闻古者受爵而让，未闻投牒以自申也，况吾实以假归，焉可诬乎？”结果，他被休致了。其时，康熙命李光地任总裁编纂《性理精要》，李便推荐世远任分修。翌年，书成。世远不以编纂之劳邀功，又接到生母吴氏患病的消息，就向李光地告假回乡侍奉母亲。

蔡世远回闽后，受聘主持福州鳌峰书院。到书院后，他以朱熹白鹿学规为宗，秉承“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立学约：以立志为始，以孝悌为基，“以循序体察为致知之方，以敦本立诚为力行之要”；而自己由于“夙尚风节，敦行孝悌，好语经济，而一本于诚信”的躬身实践取得良好效果。他谆谆教导诸生“必勉之使为天下所不可少之人”，“又当为一代不可少之人”，“又当为千百代所不可少之人”。强调学生要立大志向，定大规模，随所读之书，自心体验，随所行之事，迁善改过，开其学识，使益宏裕，养其德器，使益坚定。强调树立志向与付诸行动的统一，实现志向要以力行为贵，夸夸其谈，则毫无意义，强调以立志为始，以读书穷理、体察、克己、躬行为要。

蔡世远特别强调对学生品德、气节、操行的培养。认为“血气之气不可有，义理之气不可无…见理明而浩然正气胜也”。培养学生追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节操，把培养“浩然正气”作为正直向上、高尚道德品质的基础。认为一个人战胜自己，最难的是义利一关。义即天理，利即人欲，应当严义利之辨，要“认得透彻，断得斩截”。书院要使良好的品德、气节、操行培养落到实处，蔡世远认为：必须首先在师资建设上把好关。即首先要“严加别择，察其品行之贤否以为去留，则教易施而得人之效速。”其次，注意对学生的引导，“以激其向道之心”。强调道德实践，竭诚致行并虚心向品德修养比自己高的人学习，教育学生要忠信不欺，并以“鬼神不可欺，天下后世更不可欺”相告诫。

在教育方法上，蔡世远发扬其学识渊博的特长，善于广征博引，注意学生思维能力等诸方面素质的培养。他讲学近而引之身心，发言处处皆竭诚而致行。主张学以致用“讲求世务为有用之学”，他“讲经论文”，“拈题面课，互相切磋”，提倡“不坠浮夸软美之习”，“不落致虚驾空之旨”的文风。

蔡世远在鳌峰书院教育硕果累累，大学士李光地也常被聘请到鳌峰书院讲学。福州鳌峰书院对当时福建和台湾的教育、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了久远的影响。史载“世远讲学，听者恒千百人”，“掌教鳌峰，闽士皆衿奋，成材者众”，因此，“闽士慨然感兴于正学”。在他的培养下，很多人都有所成就，如乾隆时(1736年至1795年)著名的学者、宁化人雷鋐，就是出自蔡世远门下。闽县人谢道承（康熙庚子进士）、陈霖（雍正庚戍进士），蔡世远都对他们有所奏荐，清朝廷也给予他们以委任。据《鳌峰书院志》记载，截止嘉庆十年（1805），鳌峰书院共考取进士163人，举人700多人。这些人当中，“上者醇茂敏达出为公卿，次亦化其乡人。”其中有著名理学家蔡世远、雷鋐、孟超然、郑光策等；有最早撰写《郑成功传》、留下大量郑成功收复台湾珍贵资料的郑亦邹；有提出非凡见解，对清朝治理、开发台湾产生重大影响的蓝鼎元；有精于刑律、铁面无私的包拯式传奇人物陈若霖；有大学问家陈寿祺和“政事文章，经史著述，卓然当代伟人”的梁章钜；有伟大的政治家、民族英雄林则徐；有为官清廉、曾国藩的导师廖鸿荃；有“天才奇逸”、与龚自珍齐名的诗人张际亮。他们都是鳌峰书院各个时期的高才生。另外，还有一些福州籍著名人物，如船政大臣沈葆祯、晚清状元林鸿年等，虽不能确定其早年是否入过鳌峰书院，但也有确切资料表明，他们的学业与鳌峰书院学者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康熙六十年(1721年)，台湾爆发朱一贵起义，蔡世远得悉朝廷将出师台湾，急忙修书给总督满保，告诫入台清军不要随意杀人。台湾局势安定后，又建议有司要选用廉洁贤能的人出任地方官，使上下缉和，确保治安。这些建议都为总督满保所采纳，台湾人民颇受其惠。

雍正元年(1723年)，朝廷选拔经术德行兼优的学者任诸皇子侍读，蔡世远奉诏入京，被授为翰林编修，直上书房，侍诸皇子读书。不久，迁为侍讲。雍正四年(1726年)，又升为右庶子，再迁为侍讲学士。翌年，迁少詹事，再迁内阁学士，位列九卿。雍正六年(1728年)，迁礼部侍郎，主持乡试、会试事务；同时充经筵讲官，兼管籍田、从耕，以及文武殿试读卷、校阅文艺等工作。这一时期，他专心致志辅导诸皇子学习。蔡世远给诸皇子讲授四书五经及宋“五子”(即周、张、二程及朱)的理学，“必近而引之身心”，说明为人处事必须“设诫而致行”的道理；在辅导皇子学习诸史及历代文学作品时，“则于兴亡治乱，君子小人消长，心迹异同，反复陈列，三致意焉。”当时兼任保傅的都是一些执政大臣，他们无暇兼顾讲习，只有世远一人每日卯时入宫，酉时出宫，10余年风雨无间，深受世宗的赞许和诸执政大臣的好评。

蔡世远在京和古文大家、大学士方苞过从甚密，二人常纵论“民生之利病，吏治之得失，百物之息耗，士类之邪正”。门人陶太常初任职时，和几个同年去拜谒世远，世远便对他们指出《诗经·民劳篇》的要旨在“重戒诡随”，说明做官必须爱民的道理，以及依附权势、搞阴谋诡计的可耻。

蔡世远身居高位，而能谦恭自持，淡泊为怀，所得俸禄，多半赞助族亲和故旧，“妻、子仅免寒饥，敝衣粗食，视窭人或甚焉。”他在京城的起居室只设一架床、一张帐，有好友到来，就让出自己的床铺，自己睡在后夹室里。当夏秋时节，“蚁虻噬肤，竟夕不安”。有一次，陶太常进入世远的卧房为其妻子诊病，看到挂的是补过的旧蚊帐，盖的是补过的粗布被，不禁叹息。

雍正八年(1730年)，福建总督高其倬参劾蔡世远的长子蔡长汉违反条例，私给船照。世远奏说：“臣子长汉现在京邸，此所给照，不知何人所为，但有臣官衔图书，非臣族姓，即臣戚属，请敕鞫治。”后经部议，他因失察被降一级调用。翌年，世宗下温谕，复其官职。时世远已卧病不起，世宗令太医为他诊治，所需珍贵药物皆由朝廷供给。世远病了一年多，终因医治无效，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正月初八日逝世，享年53岁。世远身后，除几袭旧衣外，几乎一无所有，家属无力发丧，世宗特赐银500两，诸皇子也赙赠银300两。大学士方苞为他撰写墓志铭。乾隆时，诰授世远光禄大夫、文华殿大学士，晋赠太傅、吏部尚书、太子太傅，谥号文勤；高宗写了《怀旧》诗，称为“闻之先生”，诏令入祀贤良祠。

蔡世远是清代著名的学者、哲学家和教育家，学识渊博，尤精性理之学。他继承二程和朱子之学，深研周敦颐、张载的学说，是清代闽学派的主干。清世宗在为他作的《制词》中说他“研究于天人、性命，砥砺乎理学、文章”，“克探濂、洛、关、闽之蕴”。他和李光地两人实系宋代杨时、朱熹的理学传人。在理论上，他主张把“敦本立诚”作为“力行”的原则；在学习方法上，以“循序体察”作为“致知”的途径。其遗著有：清高宗作序的《二希堂文集》15卷，《鳌峰学约》、《朱子家礼辑要》各一卷，所编的《性理精要》、《历代名臣言行录》，考定的《古文雅正》、《汉魏六朝四唐诗》各若干卷。他的另一贡献为纂修《漳州府志》，以正统儒家观点评骘人物。

二

蔡  新(1707～1799年)，字次明。原籍福建省漳浦县，出生于福州（闽侯）。兄蔡溎为让蔡新忠心履职，主动辞官，承担家务、奉养长辈。清王朝诰赠其兄为奉政大夫、翰林院庶吉士。

蔡新自幼勤学，尤好儒家性理、天命之说，深受堂叔理学家蔡世远的喜爱。

乾隆九年(1744年)，蔡新出典江西乡试。翌年，入直上书房。当时，监察御史缺出，按例从翰林中考选，蔡新名列第一；但他不愿出任监察御史，仍在上书房辅导诸皇子读书，乃改授侍讲。一次，有个御史弹劾内卿中“有见首辅屈膝者”，高宗很生气，罢了御史的官职；并问有谁同见，该御史说有蔡新同见。高宗转问蔡新，他说：“臣实见之”。高宗很不高兴，叫蔡新退出去。有人说他过于老实，自讨没趣。他却说：“见之之罪小，欺罔之罪大，君父之前不敢存趋避之见也。”不久，奉命督学河南，有个名家子弟托人向蔡新说情，他批评说：“秀才为进身之始，品行不可不端，患得若此，则心术品行可知。”不予录取。又有两个富家兄弟将被录取，却遭到怨家的毁谤，考官们为了避嫌，犹豫不决。蔡新说“吾惟知以文取士耳”，照旧录取了他们。河南督学任满，蔡新仍回京入直上书房。高宗深知他“通弦实开方之法”，命诸皇子在课余跟他学习数学。蔡新因材施教，诸皇子学习日有进步。不久，升翰林侍读学士，旋擢内阁学士，迁工部侍郎，又转刑部左侍郎。

乾隆十八年(1753年)，蔡新以母老请求回家省亲。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又请求在家奉养母亲，获得准许。不久又接到谕旨，令他任上书房总师傅，蔡新辞谢不就。从此，他在家乡侍奉母亲前后10年。母老终后，他回京复职，仍授刑部左侍郎。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擢工部尚书，兼代刑部尚书。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兼兵部尚书，兼管国子监事务。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移礼部尚书，名列四库全书馆正总裁之一。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复兼兵部尚书。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转为吏部尚书兼理国子监事务，授协办大学士。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五月，《四库全书》基本纂成，奉旨给假一年回乡修墓。其间高宗下谕存问以示眷注，并录寄御制文章给蔡新评阅。翌年拜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高宗亲笔题赐“黄扉宿彦”匾额。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奉命充任会试正考官。事毕，高宗问他：“你儿子有否参加这次考试？”他回答：“我儿子蔡本俶是庚申科举人，本想参加这一科考试，今年因臣主持会试，叫他回避了。”高宗对他的正直无私深为感动，特授他的儿子蔡本为主事。是年，蔡新已77岁，一再请求退休，高宗不允，要他留下参加“千叟宴”后再走。翌年正月，他在京参加了千叟宴。二月，又陪同高宗到辟雍(太学)讲学，并亲自主讲《易经》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句，朝中三品以上职官数百人参加听讲。高宗很高兴，赋《临雍》诗相赠，中有“蔡新或备伯兄行”之句，并加注说：“今群臣孰可当三老五更？独新长朕四岁，或可居兄事。然恐其局促勿敢当，举王导对晋元帝语以谢耳。”蔡新参加千叟宴和太学讲学后，又恳求退休，高宗允以原官致仕，“诰授光禄大夫、上书房总师傅、经筵讲官、太子太师”，并赋诗为之饯行。

蔡新回福建后，高宗感到朝中没有人可与他谈论古文辞，不时把自己的新作寄给他看，使他在家仍像在京时一样。蔡新80岁时，高宗优崇旧臣，特御书“盛世耆英”匾额赐给。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高宗80大寿，蔡新晋京祝嘏，高宗在同乐园设宴招待，赐给人参一斤。乾隆六十年(1795年)是高宗登基60周年，时蔡新已88岁，高宗谕他不必晋京。蔡新奏言，待皇上九十大寿进京祝寿。高宗欣然谕之曰：“览奏，字字出诚心，我君臣共勉之。”蔡新90岁时，仁宗特赐“绿野恒春”匾额及诸多珍宝，还钦赐他的儿子蔡本俶为内阁中书。嘉庆四年(1799年)，高宗崩，蔡新拟赴京吊唁，在福州，老病不能行。嘉庆皇帝闻报，温谕劝勿进京。同年十二月，蔡新在家逝世，享年92岁。仁宗下谕：“原任大学士蔡新，人品端正，学问深醇，久任纶扉，兼辖部务，俱能恪恭奉职，而在上书房行走年份最久，朕及诸昆弟俱经授读，懋著慎勤，著加恩晋赠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兼五部尚书总理国子监事务，并着巡抚汪志伊前往代朕奠酒，以示眷念旧臣恩施无已之意。”并赐祭葬，谥“文恭”。

蔡新是乾隆时著名的文臣、学者。在学术上，他继承从叔蔡世远的儒家理学思想，以“求仁”为宗旨，以孟子的“不动心”为指归，曾辑先儒有关操心、养心、存心、求放心等方面的论述，汇为《事心录》。他官居极品，始终谦虚谨慎。对巡检、典史等小吏也执礼甚恭。有人说他过于谦恭，他说：“我这样做，是要使乡民们知道，即使位至宰相，也要尊敬父母官，常存守法之心。”有一次，族人与邻村发生纠纷，他说：“有万世溪南，无百年宰相”，教育乡人不要仗势压人。他热心公益事业，设义学让无力聘师的族人子弟入学；又置“学田”，给参加乡试、会试的子弟以资助。他一生乐善好施、捐资劝粜，设义仓积粮备荒；又置义坟，让穷人及时掩埋死去的亲人。在家之日，他还请工修葺了先贤蔡襄和黄道周的祠堂。而自己全家仍然居住在祖屋之中，把参加“千叟宴”乾隆皇帝的银杖、“九龙杯”等珍贵赐品，供奉守护起来，并亲笔题词：“十口心思思乡思国思故里，寸身言谢谢天谢地谢皇恩”。

蔡新工诗文，亦精于书法，有《缉斋诗文集》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