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大治

《续孟子》①是林慎思继《伸蒙子》之后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林慎思认为“《孟子》书先自其徒记言而著，予所以复著者，盖以孟子久行教化，言不在其徒尽矣，故演作《续孟子》。”①宋《崇文总目》称：“《孟子》七篇，非轲自著书，而弟子共记其言，不能尽轲意，因传其说，演而续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今观其书十四篇，大抵因孟子之言，推阐以尽其义。独其不自立论，而必假借姓氏，类乎《庄》、《列》之寓言。”因此认为林慎思借用《孟子》的形式对儒家义理进行“委曲发明”，所以此书“亦时有至理，不可废也”。由此可见《续孟子》一书的史料价值。

林慎思(?—公元880年)，字虔中，号伸蒙子。长乐(今福建省长乐市)人，中晚唐较为有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幼好学，尝与兄筑室家乡德成岩，闭门苦学。唐懿宗咸通十年(公元869年)进士，次年复中宏词拔萃魁首，授秘书省校书郎，官兴平尉，寻除尚书水部郎中。德宗乾符中，因时弊累谏不纳，出为万年(今陕西万年县)县令。僖宗广明元年(公元880年)黄巢攻长安，被擒不屈死。著有《伸蒙子》二卷、《续孟子》二卷及《宏词》、《儒范》等。

中晚唐时期，统治者崇佛。朝纲不振，侈靡无度，兴祸未己。仕人叹惋生不逢时，不知出路。而有一批仕人希图复兴儒学以兴邦救国，拯救思想与政局的混乱，以儒家思想与佛老之学对抗。

隋朝学者王通曾续《六经》，以加强儒学的影响。此时的许多儒士也想效仿王通，提倡振兴儒学。初唐贞观时曾有许多续经的著作问世，也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唐初贞观年间名相魏徽曾以“戴圣《礼记》编次不伦，遂为《类礼》二十卷。”此书“以类相从，削其繁复，又博采先儒训注，择其善从之。……太宗览而善之。”②到开元年间，玄宗曾令元行冲等对《类礼》再行加工，作“义疏”。并欲将它们置于学宫，为张说等所反对。但《类礼》及其“义疏”应该说是对儒学经典的一种改订和续作，不过，这种学术倾向延续的时间却并不长。但由于儒家经典自身的脱离现实的本质特征，使其不能完成封建统治者挽救衰亡的灵丹妙药，更何况多数儒生思想上陈陈相因，墨守成规，笃信郑(玄)、服（虔）的旧说，甚至达到“宁道孔圣误，讳言郑、服非”，只信古书有载，严重脱离现实的地步，使经学成为蒙蔽良知、阻碍思想发展的绊脚石。

经学的固步自封，却引发了子书的兴盛，以填补当时思想界的空白，受到普遍的重视。

在诸子百家中，《孟子》是最受欢迎的一部儒家经典著作。它继承了孔子学说，兼言“仁义”，提出“仁政”的口号，实现“老有所养，幼有所教，黎民不饥不寒”的社会理想，反对兼併、战争，谴责暴君污吏，提出“民为贵，君为轻”的民权思想，强调人性本善，作为“仁政”学说的基础。但是有唐一代，它却未曾受到统治者的重视，直到韩愈提出“明先王之教”，“就学而愈明”的主张后，才受到称扬，并被他尊为“道统”的代表。晚唐的诗人皮日休又上书朝廷，请列《孟子》为国子学科。林慎思继起续《孟》，至五代以迄宋初，《孟子》方被提高到儒家经典的地位，与《论语》、《中庸》、《大学》合称《四书》。

林慎思的《续孟子》—书，是在他中试以前，即唐咸通十年（公元869年）以前寓居长安时所著。《续孟子》一书对儒家义理委曲发明，表达了他复兴儒学、兴邦救国的强烈愿望。他借作“续作”这一形式，阐发他对经术义理的新见，纠正时论中似是而非的观点。林慎思《续孟子》的出现，对后世，尤其是对宋代经学的研究，产生了推动作用。如宋初柳井的续补经籍，有宋一代儒士的订正经文和以意说经，实均以《续孟子》为滥觞。

一、“王道”论是《续孟子》的主旨要言。

“王道”就是“仁政”。王道论是古代儒家学说中关于国家、政权的统一、君权授受、君臣修德、制礼作乐、施政化民、富国强兵、安内和外的诸端政策、方略的理论。王道理想是儒学理论的总纲。封建时代，每当政权不稳，纲纪欲坠之时，“王道”便是封建统治者的救命良方。

对于王道，林慎思认为君王应当以仁政治天下，国家才会安定，民生才能富庶。他在《续孟子·梁大夫一》中借孟子与梁大夫的问答，阐述了他的“远利”的观点：认为只有“远利”，才能有“仁政”，王道才能得以巩固：“梁大夫见孟子，问曰：‘吾闻夫子教王远利而易以仁义，有诸?’孟子曰：‘然。’大夫曰：‘吾家有民，见冻饥于路者，非其亲而救之，脱衣以衣之，辍食以食之。及已冻饥几死，是其亲而不救之而何?’孟子曰：‘噫!’是大夫从王厚利而薄仁义故也。厚利率民，民争贪欲，苟有独持仁义者，宜乎不得全其身矣。”他将这种举国上下君民趋利的现象比作全家为盗。那么，如有一人心怀恻隐，怕是整个社会都不能容其存活，那么又怎能救民于冻饥呢?所以孟子劝梁大夫说：“大夫苟能与王移厚利之心而在仁义，移薄仁义之心而在利，则上下移矣。”因此，他认为只有君王仁政爱民、社会才会安定，君王才能与民同乐。但许多君王却并不以此为然。在《续孟子》中，乐正子以孟子“与民同乐”谏鲁平王，于是鲁平王以自己所嗜好的酒食、宴乐来与民同乐。这样鲁平王虽君放下架子，君民“樽罄俱执”，“金石咸奏”，“鲁民大酣”，结果“俗益不治”矣，政治、民风却都更不如前了。同样是“与民同乐”，为百姓创造一个有利于正常生产、生活的政治环境，也就可以说是统治者对人民的“仁政”。那么，社会就会安定、和谐，国家就会强大。这也就是林慎思“王道”思想的精髓。

林慎思“王道”思想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重视礼乐制度的制订与奉行。封建时代重视礼乐制度，最重要的一点是要以礼乐来约束君王，教化臣民，淳美民俗。林慎思在《续孟子·梁襄王》中这样表述自己的观点，他说：“……襄王仪服不整而见孟子。孟子曰：‘《诗》云：‘敬慎威仪，维民之则。’王每见轲若此，何以则民乎?’”襄王以己居安思危，遑顾小节为搪塞。孟子又说：“王苟能恩信来其民，必先以容仪正其身。”“王谓忧国未安，不逞以容仪为务。……咸日不逞以容仪为务使上下无仪矣。君臣父子，何以则乎?”礼仪制度是稳定社会秩序，巩固政权的重要因素之一，“乐”也是如此。林慎思认为有道之邦应该重视雅乐而摒弃靡靡之音。“齐国”先有执雅乐之器进于王，王始重之，使奏而未尝乐也。后有执靡声之器进于王，王始轻之，使奏而未尝舍也。然而执雅乐之器者，王虽未弃，王终不能用矣。”④林慎思用齐王爱靡靡之音而舍弃雅乐的故事，讽喻唐王朝的统治日渐衰败，危机四伏。

二、除烦去苛、存养百姓的爱民思想。

林慎思主张朝廷、官吏应当体恤百姓、关心百姓的生计，以存养百姓为宗旨，希望朝廷减免赋税，减轻百姓负担，使百姓生活安定。百姓安居乐业，才能巩固政权，社会才能稳定，经济才能发展，政权才能巩固。他在《续孟子·庄暴十二》中借庄暴的话说：“鲧遭舜殛，禹受舜禅，其为孝乎?”孟子日：“禹之孝在乎天下，不在乎一家也。”在这里，林慎思用舜比喻爱民的清官。他能分清是非，任用贤能，淘汰庸才。又歌颂了禹为民治水，是为平天下，而心不在一家的天下为公的伟大胸怀。所以他认为禹是一位受民爱戴的好官，更是一位孝子。“舜衰天下之民于垫溺”，禹能不私一家之仇而出天下，所以孔子才许为“舜，吾无问然”。因此，安民固本才是政治的最终目的。君王能做到这一点，则“孝在天下”。如果朝政腐败，祸国殃民，他虽身处至尊，怕也免不了放逐、被诛之愆。他还说，养民一定要出于人性，不要纷扰百姓，使百姓能安居乐业、自得其乐。否则，虽用心至善，却为害甚烈。林慎思设为孟子与乐正子论为政之言，谓鲁君误解了他的“与民同乐”的意思，为此，孟子开导他说：“使易禽于笼，孰若木之安乎？移鱼于沼，孰若川之乐乎?民居鲁国，若禽在木，鱼之在川也。鲁君耽嗜，召民于恻，是犹易禽于笼，移鱼于沼也。使民且恐且惧，岂暇耽嗜而同于君乎?吾所谓与民同者，均役于民，使民力不乏；均赋于民，使民用常足。然后君有余而宴乐，民有余而歌咏。夫若此，岂不谓与民同邪?”他又指出苛政对百姓的烦扰，说：“设阱于路，用去还焉。害未及去而人过之，反为害矣。税金于市，用化利焉。利未及化而人叛，反失利矣。且养其卒，非捕民寇盗邪。寇盗未必由卒捕也，而先尽民之父子焉。条其吏，非劝民之农桑邪？农桑未必由吏劝邪，而先夺民之粟帛焉。斯不亦用去害而为害，化利而失利欤?”(《伸蒙子·讽失》)林慎思的这些主张，在当时是极有见地的，它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唐政治的腐败，百姓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痛苦。

三、提倡忠孝守道、忧道乐义的品德。

儒家一贯倡导读书人要以“忠、孝、仁、义”、“守死善导”、“忧道乐义”的。品质。只有能做到上述各方面的人，才‘是真正的儒家的理想境界，林慎思在他的《续孟子》中竭力推崇、宣扬这种理想的人格。林慎思一贯景仰、羡慕传说中的大禹、后稷和孔子的弟子颜回等人的“平世显功，乱世守道”的处世立身的态度，推崇他们才是真正的贤人君子，赞扬他们能做到“居平世而显其功”，“居乱世而守其道”⑤的高尚品德。这里所说的“平世显功”，就是指处于太平盛世时，君子能为社会、百姓多做有益的事。而“乱世守道”，则是要求君子在国家、社会动乱时，能够恪守原有的儒家信念并矢志不移。他认为只要有这样的信念，要达到上述目标就不是难事。而“平世显功”则要求君子能居安思危，在和平时期积德显功，以推动社会的前进。假使人人都能这样做，那么，要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就不是难事。尽管人们一辈子做好事，却无人知晓，可当他一旦失足，做了恶事，就会身败名裂，世人皆知。因此，一个人要成为君子，就不必担心他人不知自己在行善，而每时每刻都要坚持行善。林慎思在《伸蒙子·慎名》中说：“终身为善，而善未必闻。卒有一恶归之，则为善之名败矣。”就是他这种思想的最好体现。而他的“乱世守道"的主张则包含了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意志坚定，表里如一。他认为一个有修养的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在有利的条件下能恪守善道，“进退不违规矩”。而在环境恶劣的情况下，却不改其志。而考察一个人是否从善如一，不能只看他在顺境中的表现，更应当看他在乱世逆境下的思想和行为。而且，他还特别注重后者。他认为逆境才更能出人才，只有经得起逆境考验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贤人君子。所以，他主张要培养君子之德，就必须把人放在艰苦的环境条件下去磨练其意志，而不要为他去创造一个条件优越的环境。否则，“身先资，则何以育兆人乎?”“心先安，焉能大化之节”。⑥他以古帝舜的成长为例，指出正是艰苦的生活环境，才磨练出舜的高尚品德和伟大人格，舜才成为圣人。“取庶人之穷以处舜，则使舜无怠矣；命瞽叟之恶以化舜，则使舜无怨矣。”⑦因此，能在乱境、逆境中无怠无怨，才是君子守道的重要标志。第二，君子应当有抵御利禄、权位之诱惑的能力。如果说第一点主要是考察君子在逆境中的意志和信念的话，那么，第二点就正和它相反，说的是君子在顺境的优越条件下的表现，他的意志、信念是否坚定，有否发生变化。乱世中人追逐权势与物欲又使世事愈加纷乱，而君子之德，恰就在于能抵御住权势和物欲的诱惑。所以他说看一个人能否守道，只要“禄以诱之，劳以处之，索其内然后辨矣。”⑧

林慎思认为君子之人应当具备有闻过则喜，反求诸人的谦虚态度。而不要只满足于他人的恭维和奉承。而当他人指出自己的缺点和过失时，更应当为别人的爽直而高兴，并立即改正而不该生气。甚至找机会报复、打击。他还强调：一个人不但要闻过则喜，而且还应该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即在个人道德修养上要先从自己做起，而且不能苛求他人。他批评宽己严人的人，“行之忠信之道，能言于人而不能行己。”这种人犹如“习幻惑之徒，蓄其异术，每一呼吸，皆能变寒为暑，变正为非矣。习焚铄之徒，蓄其神力，每一施用，皆能变石为金，变土为银矣。”⑨

林慎思在《续孟子·乐正子三》中说鲁国之君耽酒嗜乐，乐正子忧之。问孟子“夫子何以教克?”，孟子日：“鲁公耽嗜，与民同之，则其庶几乎。”他日，鲁平公备樽罄之器，陈金石之音。乐正子日：“君独好处，致鲁俗不治。不若与民同之，则其庶几乎。”不意鲁平公竟听从乐正子之谏，召致鲁民，卒命樽罄俱执，使金石咸奏，鲁民大酣。国几于不治。乐正子为此忧心忡忡地请教孟子。孟子告诉他：“吾昔教子谏鲁君耽嗜，与民同之，君反若是。贻民之怨，岂谓与民同邪？……鲁平公也就是这么一种变外物容易，变自身却不能的人。这样的人，是成就不了君子的。林慎思继承了孔子的“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省”的修养方法，主张不仅应该“鉴于有道”，以思齐，而且要“鉴于无道”而省身。当自己“居起欲奢”时，能“鉴之而反俭，威刑于暴，鉴之而反仁；畋游欲纵，鉴之而反礼；声色欲荒，鉴之而反德。”⑩

林慎思生活在中晚唐的这样才能使自己成为一位名符其实的君子。懿僖乱世，天宝之后，夷狄、后宫、藩镇、盗贼相替为乱，上则政事罔修，玄宗、德宗的骄奢聚敛，懿宗、僖宗尤为恣雎，黎庶疾苦不堪。但他却能大力阐发孟子的“仁政”思想，谴责昏君污吏，坚持反对韩、柳所继承的荀子的“性恶论”。《续孟子》一书的问世使唐代的儒家政论随时世之盛衰而变其内容与态度，他希图以《续孟子》来匡世救俗，但却未能挽救晚唐的衰败。这不能不说是他的失败。但林慎思在本书中所提倡的王道、仁政、存养百姓，提倡忠孝守道、优道乐义、行善爱人的进步思想。却是中华民族优良的道德传统所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今天还是有其深刻意义的。这也是《续孟子》一书的精髓所在。

注释：

①《续孟子》是历代《孟子》续书中比较有名的一部。但由于历来对林慎思的生平、思想和著述的研究比较晚也比较少，所以了解该书的人也很少。但它流传至今的版本却不在少数。据《中国丛书综录》记载，该书的存世版本有：《四库全书·子部·儒家类》、《知不足斋丛书》第十辑、《涵海》(乾隆一道光本)第三函、《子书百家·儒家类》、《百子全书·儒家类》、《涵海》(光绪本)第三函·子书第48辑等。林慎思的另一部重要著作《伸蒙子》，除上列各丛书均有外，尚有《艺尘集·竹集》、《丛书集成初编·哲学类》二种。

②见《旧唐书》卷8分卷71《魏徵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③《百子全书·续孟子》(下同)《乐正子三》。

④《续孟子·高子五》。

⑤《续孟子·万章十》。

⑥、⑦《续孟子·咸邱蒙八》。

⑧《续孟子·齐宣王九》。

⑨《伸蒙子·治难》。

⑩《伸蒙子·鉴旨》。

参考书目：

(1)《伸蒙子与德成岩》，林玉琰主编，1998年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会林氏委员会、伸蒙子林慎思学术研讨会筹备组印。

(2)《中国政治思想史》，萧公权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3)《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第二卷秦汉至隋唐第八章《儒家教育思想的维系和重振》第八节《皮日休林慎思的教育思想》，赵家骥  俞启定  张汝珍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4)《中国儒家学术思想史》，刘蔚华  赵宗正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