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志的起源甚为久远，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但地方志何时渊源，则说法不一。

主张“方志一源”说者认为，方志的源头只有一个。但何为源头？说法又各不相同。宋代司马光认为应归于《周官》，说：“《周官》有职方、土训、诵训之职，掌道四方九州之事物，以昭王知其利害。后世学者，为书以述地理，亦其遗法也。”（《司马温公文集》第六十六卷）明人田顼则认为方志的源头是《禹贡》：“《禹贡》，志之所昉。”清代学者洪亮吉认为最早的方志是《越绝书》：“一方之志，始于《越绝》，后有常璩《华阳国志》。”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认为最早的方志是《吴越春秋》：“东汉会稽郡人赵晔著《吴越春秋》，又有无名氏著《越绝书》，……开方志之先例。”还有一些人把方志起源或归于《山海经》，或归于《南阳风俗传》。

主张“方志多源”说者认为，方志的源头不是一个，渊源来自多方面，作为一种数量众多、体例多样、历史悠久的文化典籍的方志，在其发展过程中，是从多方面汲取源泉，逐步演变而成的。此种观点，古人已将现象多所述及。如《隋书·经籍志》记到“晋世挚虞，依《禹贡》《周官》作《畿服经》”，宋欧阳忞说到取“自昔史官之作，与夫山经、地志”，而后纂成《舆地广记》。但古人对此未作理论上的概括。近年间，有的学者参考前人说法，具体考察了先秦古籍与方志间的关系之后，认为“方志并非起自一源，而是多源；又，方志起源时间大约在战国，发端则在秦汉，魏晋乃具雏形，至赵宋始因体备而成定型。”（见黄苇所著《方志论集》第15页）并进一步指出，方志的源头有《周官》《山海经》《九丘》等书、古舆图以及某些民间传说。

（本文摘自：《简明方志编纂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