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市博物馆  张振玉

在国家提出“科教兴国”的教育战略目标后，教育在一个国家的重要性已不言而喻。因此，人们常说教育为“立国之本”，是与国家经济的发展、政治的昌明、文化的繁荣密不可分，紧紧相连。在以文教立国的中国古代社会，不少有识之士认识到教育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学记》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王安石认为“天下不可一日无政教，故学不可一日而亡于天下”。［1］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经历上古时代的“禅让制”和“世袭制”、秦汉时代的“察举”和“征辟”、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九品中正制”等一系列选拔官吏的制度，实际上都成为豪门世族操纵政权的工具，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现象。直到隋开皇七年，隋文帝杨坚为强化皇权，网罗天下士子为其效命，废除“九品中正制”代之开科取士，首开科举制度，打破此前选拔官员，主要靠血缘、靠关系、靠门第来选拔，代之以靠“学问”（即廷试成绩来决定取舍）。科举制度经历唐、宋、元、明、清直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被废除，存在1300多年，其对中国社会的历史产生极大的影响。但也存在诸多的弊端。它经历过盛世、也伴随过动乱。同治五年（1866），闽浙总督左宗棠在福建马尾创办了福建船政局，并开办船政学堂，从而开启了中国近代专门技术教育的历史。一改过去只读古典文献典章等人文知识的封建传统教育制度，代之以“西学”的算术、几何、物理、绘图、机械学等自然科学为主要内容的课程，打开了洋务学堂教育的先河，对传统的中国科举制度发出了有力的挑战。       

一、对科举制度考生的考试动机的挑战。

   传统的中国科举制度，从朝廷的角度来说，为了“招贤纳良”，选拔优秀人才。据记载：唐太宗面对士人们对科举的踊跃和倾注，曾得意道：“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因此应试者把应试当成实现自己改变命运、平步青云、步入仕途、光宗耀祖的唯一途径。它们含辛茹苦，数载寒窗，以求能够“金榜题名”。科举考试就象一根指挥棒，使整个社会的的活动都围绕着它在转动，个个家长都怀着望子成龙的期盼，供养小孩参加考试。因此，世代的科场功名提高了许多家族的社会地位，赢得了世人的称道和崇拜。但也造成了许多不幸，如有的人甚至倾家荡产，仍无法实现儿子考取功名的愿望。出现“榜下捉婿”的婚姻悲剧，“范进中举” 等科举牺牲品是因为科举制度而带来的极端行为。宋代真宗皇帝有一首著名的劝学诗，将读书，应举、做官的联系和好处描述得美如天堂：“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子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2］这既是对广大士子赤裸裸的利诱，也确是一部士人及第入仕后飞黄腾达春风得意的真实写照。使科举考试成为了部分读书做官的敲门砖。

而船政教育是基于当时的魏源、林则徐等近代有识之士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基础上，并伴随着近代造船工业的诞生，如何培养与之相适应的造船技术的人才，以达到引“西学”，学“西艺”，培养近代中国自己的造船人才而进行的专门高等教育。新时期、新技术，新环境，要求要有近代新的技术人才来经营、管理，这样，传统的中国科举制度培养出来的人才已不适应新技术的要求。左宗棠创办船政的最终目标是要“尽洋技之奇”，“尽驾驶之法”，因此要“造就人才之地”。指出“如虑船成以后中国无人堪作船主、看盘、管车诸事，均须雇请洋人，则定议之初，即先与订明教习造船，即兼教习驾驶。”无论兵弁各色人等有讲习精通，能为船主者，即给予武职千把、都司，由虚衔荐补实职，俾领水师。”［2］他说：“艺局之设，必学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精研算学，乃依书绘图，深明制造之法，并通船主之学，堪任驾驶。”［4］而沈葆桢更进一步强调：“船政根本在学堂”。有了学堂，才有培养人才的基地，充分阐明了学校教育在近代工业中的重要地位。1866年底，左宗棠具体提出：“开设学堂。延致熟习中外语言、文字洋师，教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 算法、画法，名曰求是堂艺局，挑选本地资性聪颖、粗通文字子弟入局肄习。”［5］为此还制定了《详议创设船政章程》，制定艺局章程，对学制，培养目标，学生待遇，考试制度做了具体规定。于是船政的教育对学生应试，目标明确，要求培养专业方向明确，使每个学生入学时，要凭自己的技术、专长定位、定岗，真正达到“学以致用”，“惟才是举”。摒弃了科举考试时的大多数为功名利禄，为升官发财而发愤苦读的读书理念。

二、对科举制度考试的内容挑战。

科举制度的考试，均以《四书》《五经》作为考试内容，并规定以八股文作为应试的规定要求，严重禁锢了考生的思维的发挥。由于考试只规定在《四书》《五经》内命题，考题“往往深求隐蔽、强截句读，破碎经文，于所不当连而连，不当断而断”［6］于是出现搭截割裂之题，且规定只能以八股文体作答。以顺治二年颁布《科场条例》为例，规定：“乡试的首场考试为《四书》三题、《五经》各四题，考生可以任意选考其中一经，所考《四书》文必须以宋代儒学大师朱熹注释的《集注》为准，《易》则以另一位儒学大师程颐的《传本》和朱熹的《本义》为准，《书》主要依据蔡沈的《传》本，《诗》依据朱熹的《集传》，而《春秋》依据胡安国的《传》本，《礼记》为陈澔的《集说》。后来又重新规定《春秋》不再用胡安国的《传》，而采用《左传》，并参用《公羊》和《谷梁》二书。如果考试中发现有考生不按所规定的集注和传本作文，则被视为离经叛道，不予录取。”［7］从而导致一些士人，他们整日埋头于《四书》、《五经》之中，终身消磨于考场矮屋之下，对有关国计民生的知识不屑一顾，对外面世界的变化更是不闻不问，患上了科举社会所独有的“考试癖”。

而船政教育培养学生的专业目标明确，专业设计与当时所要培养的造船人才息息相关，注重“学以致用”，人尽其才，让有才能智慧的学员有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空间。因此在课程配置、考试内容等方面均力求从实际需要出发，如造船班，法国教师称之为造船专业。开设圣谕广训、孝经、策论、法语、算术、几何入门、三角、解释几何、微积分、物理、化学、格致、材料配力学、轮机重学、水力重学、机械学、透视绘图学、蒸汽机制造、船体建造等课程。培养对象：毕业后能够胜任造船业务。绘事院，法国教师称之为设计专业。开设的课程主要有法语、算术、几何、几何作图、微积分、透视原理、蒸汽机结构，船图和实习课，日意格认为造船的关键不在具体操作。“而在画图定式，非心通其理，所仍属皮毛。中国匠人多目不知书，且各事其事，恐他日船成未必能悉全船之窾要，故特开画馆二处，择聪颖少年通绘事者教之，一学船图，二学机器图”［8］,驾驶专业开设课程除圣谕广训、孝经、策论等中文课外，专业课有算术、几何、代数、三角、电学、光学、音学、热学、化学、地理、航术学、国际公法、地质学、航海天文气象、航海计算、实习等，驾驶和操炮知识则利用实习课在练习船上学习。且在招生对象上，船政学堂并不专收贡生员入学，而是凡“性慧夙有巧思者，无论宦绅、士庶，一体入局讲习。”［9］对当时社会上长期存在的重科举、轻技艺的现象产生极大的冲击，也对当时“时局多艰，需才尤急”的情况下的中国注入一针兴奋剂，唤醒当朝执政者。他们本着“求贤若渴”的心情，培养人才，振兴国家。郭嵩涛以其出使西方的独特经历，指出“国不在大小，而在于人才之奋兴”，“夫人才之于国家，犹血脉之于人身，人身无血脉则不能生，国家无人才则不能存”［10］可见人才问题直接关系着国的兴衰成败。而梁启超也认为中国何以“割地削权，危亡岌岌？”皆由于“人才缺乏绝无以御侮之故”。［11］

三、对科举制度考试人才观的挑战。

由于科举考试发展到晚清时，弊端诸多，成为大部分士人追逐功名利禄的指挥棒。他们一旦中试成名，与之俱来的良田美宅、峨冠博带，显亲扬名，可以说是名利双收。因此，龚自珍认为科举制度的最大弊病在于“学非所用，用非所学”，造成人才极大浪费，必须改变“八股取士制度，而代之以考查对国家时务的了解和实际的掌握与运用能力，达到“能用必能养，能养必能用”。斥责“书小楷、诗八韵、将相王侯此中进”的科举制度，“举天下人才，尽出于无用之一途”。他们对外部的世界一无所知，且大多顽固保守，真是“一物不知，儒者之耻”。以致“文不能维邦定国，武不能靖边定疆”。为此，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培养“习知西学，通达政体”的近代人才。他们中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将帅之才，有“攻防战守、命中及远”的战斗之才，有“铁甲艟艨，破浪乘风”的驾驶之才，有“出奇制胜、巧思独绝”的制造之才，有“讲求商务、殖货蓄财”的经济之才。这样人才的内涵便有了实质性的变化，经史知识被以科学知识为主的西学所取代。这表明船政学堂对人才的培养已突破了传统经史之学的束缚，而西学知识的增添又极大丰富了其内涵。与此同时，在人才类型上，人才由科举文才转向科技专才，洋务人才不再是传统的科举人才而是近代科技人才。

因此，科举考试的最后走向终结，取而代之的是近代的新式课堂，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刘海峰在《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一书中认为：“清代科举集前代之大成，发展到相当完备程度，但是，实行了千余年的科举制度的弊端也越来越显露，尤其是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大门，使中国被动地走上近代化道路之后，科举考试的内容与社会实际需要日益不相适应。尽管清代统治者多次图谋改革科举，但终究无法挽狂澜于既倒，科举不得不走完其漫长的历程，变为历史陈迹。”［12］何怀宏在《选举社会及其终结》中分析了选举社会内在的矛盾和困境，以及西方冲击给晚清社会带来了新形式、新问题，从而最终导致科举制度的总结。［13］傅吾康在《中国科举制度革废考》详细描述了科举制度在近代是如何走向衰落并认真分析了其原因，指出西方文化的冲击是科举制度终结的重要原因。

四、船政教育体制的确立和实施，对挑战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推动近代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第一、促使中国的古代教育从私人办学走向国家办学。我们知道2500多年前的圣贤孔子首开私人讲学之风，将当时的官府垄断教育的历史陈规打破，使教育之门向平民开放，寒门子弟有机会接受教育。以后历朝都制定选拔官吏的制度，进而到隋朝确立了科举考试。但从真正意义上来讲，封建社会由于士大夫位居权贵，豪门贵族更是位高权大，所有的官办学堂，平民百姓能进入学习几乎是凤毛麟角，微乎其微，学校基本上为纨绔子弟们所占据，平民百姓只能通过自学，或参加私塾学堂等形式进行挑灯夜战，以成就功名。而船政学堂的创办，打破学生身份的限制，量才录用，惟才是举，因此对官僚地主的子弟并不具有吸引力，当时报考的主要有四类人，一是家境贫寒之士，如：严复、父振先。二是受外国影响的家庭子弟和商人，如邓世昌。三是外国学堂学生，如吕瀚。四是华侨子弟，如黄建勋。船政学堂的学生不但不交学费，而且每月还发给赡家费。“每名月给银四两，俾赡其家”［14］而当时船厂的运输工每月工资才3.3两，而学堂的学生每月赡家费就达4两，可见学生待遇之优厚。毕业后国家负责安排工作，量才录用，而且享受高薪。《求是堂艺局章程》规定：“各子弟之学成监工者、学成船主者，即令作监工、作船主，每月薪水着外国监工、船主工银数发给，仍特加优擢，以奖异能。”⒂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办学。

第二、促使中国古代教育从封闭办学走向开放办学。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夜郎自大的阿Q精神。到了十九世纪上半叶，已经成为一个在政治上腐败不堪、经济上民穷财尽、军事上失去战斗力的腐败王朝，以致于在英国帝国主义船坚炮利的威逼下，签定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此时的文化教育，也与政治经济一样，表现出十分落后和腐朽。各级各类的学校成为科举的附庸，学校教育有名无实。近代著名的教育家严复指出：“自学校之弊既极，所谓教授训导者，每岁、科两试，典名册，计贽币而已，师无所谓教，弟无所谓学，而国家乃徒存学校之名，不复能望学校之效。”［16］

而船政教育在国内招生，聘请外籍教师来中国执教，采取“走出去，请近来”的办法，借鉴吸收外国的先进技术，加以消化改良，以达到“洋为中用”，在当时社会环境条件下，以左宗棠、沈葆桢为代表的船政学堂创办者的代表，他们能识大局，谋发展，他们以谦逊的态度，在充分估量自己的造船技术不如法国的客观实际情况下，本着学习、学习、再学习的态度，摆出招贤纳良的姿态，旨在化被动为主动，化干戈为玉帛，他们以重金购买外国技术，目的为了取得外国高技术，进而掌握科学技术，不愧为“识时务者为俊杰”，不失为明智之取，也是当时“脱困”的有效举措，事实证明是成功的。他们不愧为打破中国古代教育改革步伐，从封闭办学走向开放办学的先驱者。

第三、促使中国古代教育从国内走向国际。在闭关锁国的封建社会里，科举制度的教育仅仅局限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加上考试内容、答题的文体均已公式化，使考生只知死啃《四书》、《五经》，知识面窄的可怜，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因此，科举制度已成为阻碍近代社会新人才成长的绊脚石，而同是科举，作为舶来品移植于西方土壤上，则变为一种促进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发展的物种，而在中国却成为导致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乃至衰败的祸源之一。法国作家雨果曾说过：”像印刷术、大炮、汽球和麻醉药这些发明，中国都比我们早。可是有一个区别，在欧洲，有一种发明，马上就生气勃勃地发展成为一种奇妙的东西，而在中国却依旧停滞在胚胎状态，无声无嗅，中国真是一个保存胎儿的酒精瓶。“［17］这也是对科举制度在中国命运形象而又精辟的论述。而船政学堂创办后，除了在本国传授专业造船技术外，采取派遣留学生制度。从1877年至1898年，先后派出4批留学生赴英、法、德等国留学。目的在于“选通晓制造驾驶之艺童，辅以年少技优之工匠，移洋人薪水为之经费，以中国已成之技求外国益精之学”。［18］通过留学深造，达到理论联系实际。“有外国学成归者，则以学堂后进之可造者补之，斯人才源源而来，章脡不乏而用。”［19］船政局留学生制度的确立，使我国培养人才提升了一个层次，通过西方先进科学知识的学习和外国教师的指导，取得显著的成效，其毕业生和留学生在我国军工制造、海军海防、路矿通讯、文化交流、学校教育、外交业务等方面都作出突出的贡献。如担任船政要职，制造兵船轮船的有魏翰（福建船政局总监工）、刘冠南（任江南造船所所长）、罗丰禄（任大沽船坞总办）等；担任海军要职的有萨镇冰（任海军提督、海军副大臣、海军舰队统制）、严复（任海军部一等参谋）等；担任外交职务，参与外交活动的有罗丰禄（1896—1902年同时担任驻英国、意大利、比利时公使）、陈季同（1877年后任驻德、法参赞）等；还有从事翻译工作，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有严复翻译出版《天演论》、《原富》、《群学肆言》、《法意》、王寿昌与林抒合译《巴黎茶花女遗事》等等，他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国家努力工作，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正如林庆元先生在《福建船政局史稿》中所说“洋务运动时期官费留学生运动，是以船政学堂为中心的，船政学堂成为派出留学生的基地，因此，它也成为我国科技队伍产生和形成的主要基地，留学生就是这支队伍的主干。到1897年，这些留学生已形成多学科的专门科技人才”。［20］

注释：

[1]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34《临川慈溪县学记》。

[2]《故真宝》前集卷首《真宗皇帝劝学文》。

[3]《船政》卷一，P4。

[4]《船政》卷二，P5。

[5]《洋务运动》五，P24。

[6]梁章钜《制义丛话》卷二十二，P9。

[7]周道洋编著《江南贡院》中国物资出版社 1999年7月第11版，P65。

[8][19]《沈文肃公政书》卷四。

[9][14]《船政奏议汇编》卷一、卷二。

[10]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续刻》，岳麓书社 1985年，P387。

[1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中华书局，1989年，P21。

[12]刘海峰：《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6年，P103。

[13]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第三编，三联书店1998年。

[15]《洋务运动》（5）P297。

[16]严复“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严复集》第1册。

[17]雨果：《笑面人》，转引子刘虹：《中国选士制度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P369—370。

[18]海防档案《福州船厂》（上）P349。

[19]林庆元：《福建船政史稿》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P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