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政学堂与中西文化交流

——兼论本世纪头20年重要战略机遇期

魏仲彦

一

15世纪初，明代杰出的航海家——郑和，率领庞大的远洋船队，在惊涛骇浪的海洋上，独树雄风。其航海规模、技术装备、续航能力，西方航海家难望其项背。可惜辉煌的历史，只是昙花一现。地理大发现没有留下中国人更多的足迹。历史赋于中国的大好机遇，瞬间擦肩而过！16世纪地理大发现，标志海权时代的开始。掌握了军事航海新技术的西方殖民者，开始了对东方地理和人文的征服。无穷无尽的海洋，被后来居上的西方航海势力，占尽先机。中西实力的第一次分野，自此开始。海上优势丧失，是中国近百年落后挨打的滥觞。

时光流逝，斗转星移。大清帝国从充满生机的康乾盛世，逐渐步入老朽暮年。与此同时，掌握了海上霸权，处于上升态势的日不落帝国，开始从海上把侵略的触角，伸向古老的华夏大地。坚船利炮，加上为数甚少的远征军，一场堪称不对称的战争，打响了。当满朝文武还没有摸透英吉利到底是何方“蛮夷”时，天朝上国闭关自守的大门就被轰开了！中国传统“重陆轻海”理念，遭到致命的打击。海上的优势丧失后，无穷的后患凸现出来了。中华民族受尽了苦难与屈辱。

军事较量，文化碰撞，在“炮舰政策”、“不平等条约”，在弥漫瓜分高潮的血与火的氛围中展开。风云激荡升腾的巨大冲击波，震撼华夏大地，首先在高层官僚知识份子中，有了强烈的反响。中国历史上出现“放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四洲志》、《海国图志》重要译著相继问世。“师夷长技以制夷”，以及随后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潮，逐渐成为决策层的指导思想。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危机日深。一场标榜“自强”的洋务运动，在晚清出现。就在距离郑和七次下西洋重要基地的长乐港不远的马尾港，一座新型的、体现“师夷长技以制夷”战略思想的福建船政奠基了。

1866年，被称为中国近代海军的奠基人——左宗棠，奏准创办船政局。嗣后，他举荐闽人沈葆祯主持其事。

以法国人的技术为蓝图的福建船政，成为洋务运动中重要的新生力量。它肩负着抵御来自海上“蛮夷”的入侵，培养海军和造舰人才。它也标志着中国近代海军和造舰工业摇篮的诞生。中国人开始把眼光投向了海洋。

二

洋务运动兴起，中国与东瀛日本，共处一条起跑线上，共同面对新的机遇与挑战。

两国都意识到落后要挨打，要向西方学习，要增强国力。而在初始阶段，魏源的《海国图志》还被引入日本，并曾风靡一时。只是日本的洋务派在一段错试后，迅速作出调整，确定了“西学为体”的方向。“脱亚入欧”，逐渐成为日本主流社会的共识。此时，中国的洋务派、社会精英，仍困惑于“体用之争”。在言路未开的政治氛围中，争论仍以高层领军人物的思维定势为依归。其中，李鸿章确认：中国只要拥有“开花大炮”、“铁甲轮船”，就可驱“夷”于我海域之外，保我大清的长治久安。

军工领域成为洋务运动的当务之急、重中之重。以后才渐次及于经济、文化层面，最后落脚于政治领域——夭折的百日维新。

洋务运动的运行轨迹，清晰可见。百日维新和明治维新，却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剖析了上述大背景，再回到船政学堂与中西文化交流的话题。

肯定地说，这种开放与交流，有它的正面作用，但其局限也是十分明显的。

福建船政学堂的前学堂学法文习造船，后学堂学英语习驾驶。在课程设置方面，体现“中学为体”的理念，规定了生员必修课《圣谕广训》和《孝经》的内容，以防范生员滋生有逆圣上、离经叛道的言行。

为了应对洋务人才的急需，清廷于19世纪70年代开始，正式向西方官派留学生员。这个举措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事，是社会朝向开放的一大进步。粤人容闳成为派遣留洋生员，推波助澜的弄潮儿。1872年，容闳向曾国藩、李鸿章建议，分批派120名，年龄在10—16岁的幼童，赴美留学。原定学限15年，后提前回国，有许多人成为中国近代的佼佼者。如詹天佑是中国第一条自建铁路——京张铁路建造者、杰出的工程师，民国第一位总理唐绍仪，外交总长梁效彦、蔡廷翰，清华大学第一位校长唐国安，开平煤矿工程师邝荣光、关仰曾等。

1877年，福建船政正式派遣赴欧洲学习的留学生员。此年1月13日由李鸿章、沈葆桢奏准派赴法国学习制造学生14人、艺徒9人，赴英学习驾驶学生12人，学习期限为3年。

19世纪80年代，又先后两批派赴英、法、德学习造船与驾驶的留学生员。有后来成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还有任海军舰长（管带）的许多人，如刘步蟾、林泰曾、林永升等；更有任海军部长的萨镇冰、李鼎新、刘冠雄等人。甲午海战中，著名将领邓世昌虽不属正式派遣行列，也曾奉命自欧洲驶回购买的船舰，并在欧洲接受过培训。

船政学堂派出的留学生员，对建设近代海军和造船工业，都有正面的作用。

然而，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导思想下，在派遣留学生员过程中，以及回来如何使用留学人才时，清廷都人为地设置了诸多障碍。

例一：最早派遣留美学童，本意想培养能精通外国语，掌握先进的西方实用技术，又保持满脑袋“之乎者也”，这样双重人格的人才。不想，这些天真无邪的孩子，融入美国社会后，就脱下蓝缎褂，穿起洋服。那瓜皮小帽底下的小辫子，常被围观者误为女孩子，更使人难堪，干脆一剪断了。这还是表面的变化。孩子岁数渐大，竟然和美国姑娘谈情说爱。有的还皈依了基督教。孰可忍，孰不可忍？更致命的是孩子对规定的《四书》、《五经》，兴趣索然，对个人自由、民主等西方的价值观趋之若鹜。长此以往，与派遣的初衷南辕北辙，如何了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到底，还是要确保爱新觉罗万世一统的江山，永不变色。于是一声令下，提早把历史上颇具创意的留美幼童全部撤了回来。创新之举，就此扼杀于摇篮之中。

例二：粤籍早期留学生——容闳，他在推动中国历史上首次向西方官派留学生中，功不可没。他本人又是中国第一个获得美国名牌大学——耶鲁大学学位的留学生。1854年，他毕业于耶鲁大学文科，时年26岁，风华正茂，报国心切；但回国七、八年找不到工作。迫于无奈，不得不做起茶叶生意。1863年，始成为曾国藩的幕僚。1872年，他的建议经曾国藩领衔签署，才获得批准实施。1881年，由于上述原因，全部幼童被撤回，他也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1898年，维新变法兴起，他又想有所作为。其时，其寓所成为维新精英聚会所在。风云突变，百日维新夭折。菜市口“戊戌六君子”热血震撼变法精英，他经上海，逃到香港，后转美国，终老于斯，了却悲剧一生。然而就是这个悲剧人物，成为中国打开通向外部世界的第一人！

例三：在洋务运动领军人物李鸿章眼里，天朝日趋老朽的体制，依然完美。欠缺的只是器物“坚船利炮”。西洋的人文、政治、文化可以不学，至少在初期没有列入留洋学习计划。船政学堂派出的生员，都是成年人，心理上已具“夏夷之防”的免疫力，所学又是造船、驾驶，于政体无妨。但是，出人意外，在船政学堂派出的留学生员中出了一个闽籍人士——严复。此子在留学英国，学习海军的三年中，却倾心于研究英国社会。他来到的这个国家，是曾经打败天朝的“英夷”。这个十分陌生的国家，除了“坚船利炮”之外，是否还有深层的、鲜为人知的“社会奥妙”？工夫不负有心人。他以后的成就不在海军领域，而是在社会科学领域。回国后，他翻译了大批社会科学名著。如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约翰穆勒的《名学》等。这些译著，对当时中国的思想界起了振聋发瞶的作用。于是，严复声名鹊起，成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严复的超前成就，突破了“中学为体”钦定的格。来自异域的“异端邪说”，怎能迎合高层的意旨？他无法得到重用，只好提起教鞭，当他的教书匠去。人才，不能尽其用，这不能不是一个悲剧。

例四：还要提到的是同样具有悲剧色彩的清廷二品大员——郭嵩焘。他生前被诬为“汉奸”，死后还有人要破他的棺，鞭他的尸。此人遭此不白之冤，就因为他曾出过洋，亲自接触过西方社会，是中国首任驻英法公使。就因为他在当官的同时，认真考察过西方的政体；就因为他敢于承认西方的先进，中国的落后；就因为他敢于发表与当时主流社会完全不同的声音。他认定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实则是“治末而忘其本，穷委而昧其源”。西洋的国政全公之于民，而中国自秦汉以来，正好相反。总之，就因为郭嵩焘超前的言论和认识，为当时社会所不容。他的任期未满，即打道回国，不再起用，终老湖南老家。

如果对照明治维新的日本，中日两国都向西方派遣留学生，但对学成归国留学生的使用，却大相径庭。中国留学生象严复这样的俊拔人才，也只能在北洋水师学堂当个教习。其他的人，大部分是管带（舰长）。而日本如伊藤博文、陆奥宗光、伊东佑亨等，甲午战前，都已是权位显赫的内阁总理大臣、外务大臣和海军司令官了。

中日虽处在同一起跑线上，但在中西交流，特别是人才的培养和使用方面，中国就已处于明显的劣势，遑论其他？

甲午海战，北洋海军与日本海军，从实力上没有太大差距，但日本海军却把北洋水师打得落花流水。中国人虽然把眼光投向海洋，努力建设强大海军，但是耀武扬威的日本海军，在黄海大东沟一役，把中国的强大海军梦彻底击碎！

中日在大体相同的机遇和挑战面前，日本胜出，成为亚洲强国；中国败落，延续着“东亚病夫”的历史，并再次受到强国的侵略。这难道不值人们深思吗？

三

 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确定了改革开放的路线。

改革与开放同时启动，这是在崭新的历史背景下，新中国成立以来划时代意义的事件。

1978年12月26日，首批50名中国留学生在中美正式建交之前离京赴美，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敢于向西方大量派遣留学生的社会主义国家。

向西方派遣留学生，相隔整整一个世纪。它重新在神州大地涌动。20年以后，出国留学人数已突破30万大关，留学足迹已遍及100多个国家。中国成为世界上出国留学人数最多的国家。

对中国而言，海外留学从来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文化交流，而是一个民族的忍辱负重，卧薪尝胆，重新崛起，具有远见卓识的举措。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综合国力的提升，留学人才开始回流。据媒体报道，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留学生已有10余万人返回中国，还以12%的年增长率激增。“一种非常戏剧化的人才流动在大陆出现，不但留学人员大举回流（被谐称“海归”）甚至美国人、香港人及其他定居美国的华裔，也有向中国大陆流动的趋势”。这是美国一篇特稿指出的。香港《亚洲周刊》认为：当一个国家由“人才外流”转为“人才回流”，意味着这是充满希望的新时代开端，也是政经社会大进步的预兆。

大量中国留学生出国深造，回国创业，将大大缩短了中国面向世界、走向世界、实现现代化的步伐。

四

“21世纪头20年是必须抓紧而且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江泽民在中共十六大政治报告中作出了鼓舞人心的科学判断。

有关专家为科学判断，做了以下解读：其一，国际大环境：美欧俄日印，这些重要力量之间，不存在爆发大规模战争前景。其二，中国周边：中俄已结成睦邻关系，胡锦涛首访就是俄罗斯；中印关系进一步改善，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为新世纪加强全面合作迈出新的步伐；中日关系进展停滞，但没有发生大战可能。其三，最有可能在台湾问题上与美国发生战争，但“9·11”为改善两国关系提供契机，减缓了战争的可能性。与东南亚国家也存在南海领海和海岛主权之争，但这些矛盾是可以缓解的。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已达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协定。其四，从纵向历史看，自秦汉以来的2000多年历史中，中国第一次免除了来自北部的威胁；自鸦片战争以来160多年，第一次免除了来自海上的大规模的军事威胁；自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以来100多年中，第一次免除了来自东边日本的威胁。这和建国初期，几乎每10年都要发生一场战争（如抗美援朝战争、中苏珍宝岛冲突、中印边界冲突、越南战争），成了鲜明的对照。其五，但也应该清醒看出一些负面影响在发展。特别是美对伊拉克战争后，单极思维进一步抬头，霸气加强。美国对中国压力可能加大。中国周边国家军备竞争加剧，尤其是核扩散和进程也在发展。这对中国的和平发展，显然是不利的。

不过，仍然可以预期，在未来的20年中，国际局部地区的紧张，或者战争，或者冲突依然不断，但发生重大战争的可能性甚微。这就是我们要抓紧，且大有作为战略机遇期的外部条件。

这种机遇期的到来，是有条件的。首先取决于中国20多年来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果，综合国力的提高，国际地位的攀升。我们要进一步加大改革开放力度，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还取决于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睦邻政策。善于审时度势，不犯战略性错误，善于应对国际、国内诸多问题和挑战。

纵观历史，郑和下西洋，中国丧失了难得机遇；19世纪末，中日应对机遇和挑战，日本胜出，中国败落；21世纪头20年中国迎来了难得的新机遇。

在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一定会把握住本世纪头20年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者：福建省教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