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鉴今·地方志的故事】

　　主持人  本报记者户华为

　　特邀嘉宾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冀祥德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牛润珍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邱新立

　　编者按：

　　“国有史，郡有志，家有谱。”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地方志的编修历史悠久，薪尽火传。当前，地方志工作取得巨大成就，形成以修志编鉴为主业、各项工作协调开展的事业新格局。2015年8月，国务院印发《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为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开启了依法修志的新征程。

　　如何使这一古老、优秀的文化传统得以继承和发扬？如何强化方志理论研究，构建方志学学科体系？我们特邀请三位方志专家就此发表见解。

　　一、盛世修志，志载盛世

　　主持人：我们都知道，中国素有“隔代修史，当代修志”的优良传统，请谈谈古代是如何形成这一传统的？作为一个古老传统，地方志这种“一方之全史”在新的历史时期，能够发挥哪些重要作用？

　　牛润珍：梁启超曾指出：“最古之史，实为方志。”修志在我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西周时期即编有“邦国之志”“四方之志”，开启了修志先河，并岀现了“方志”一词。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多编有《春秋》一类的编年史，还有《禹贡》《山海经》等记述各州地理、物产、贡赋及神话的典籍，在内容与编纂体例上为后世地方志所效仿。秦汉编有很多“计书”，魏晋南北朝涌现岀大量“地记”，隋唐五代至北宋“图经”编纂制度化。北宋后期特别是南宋，“图经”演为地方志，历元、明、清，地方志编纂常态化、普及化，而且志书种类越来越多，一统志、通志、府州县志、村镇志、山川志、书院志、寺观志、井场志等，各呈异彩。民国时期，地方志开始由传统向近代转型，内容偏重物质、经济、社会，编纂体例趋于科学。新中国成立后，地方志发展进入一个新时期，志书资料性、地方性、时代性、科学性、思想性、学术性等特点不断彰显。

　　邱新立：“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地方志受到历代统治者和士人的重视，几千年来，方志体例由单一而趋综合，记述内容由单一地理沿革而融入人文，体例不断完善，记述内容不断丰富，管理不断系统规范。据不完全统计，仅流传下来的历代方志就有8000多种、10余万卷，约占现存古籍的十分之一，这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中的宝贵财富。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地方志编修工作，使盛世修志的优秀文化传统得以继承和发扬。地方志工作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重要事业，在我国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首先，地方志工作有助于著录当代、传承历史，翔实记录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历程、光辉成就。其次，地方志工作有助于汲取有益历史经验，提高科学执政水平。再次，地方志工作有助于保存民族记忆、传承民族文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冀祥德：的确，我国古代编修地方志的传统可谓源远流长，薪尽火传。“历代先贤圣哲通过修史修志，以文字记述为主要形式，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方志这一中国独有民族文化的传承不辍与历久弥新，体现了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自20世纪80年代初，各地大规模重启地方志编纂工作，迄今为止，首轮修志已全面完成，第二轮修志也进入关键时期。

　　经过不断积累，地方志存史、资政、育人的社会功能日益凸显。特别是近几年来，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通过不断创新服务手段，紧紧围绕党委政府中心任务拓展地方志功能，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绩。比如通过方志智库为经济社会发展献计献策；通过志鉴、地情报告为党委政府领导决策提供参考；通过编纂志鉴记载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以及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进程；通过网络、数据库为社会公众提供地情信息与咨询服务；通过进社区、进学校、进部队推广地方志成果。我们相信，地方志事业作为国家战略在文化领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在新的历史时期，应该也能够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方志文化还将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成果丰硕，挑战仍在

　　主持人：当前，地方志工作取得了哪些重大进展，又面临着哪些制约发展的问题呢？

　　冀祥德：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地方志活动开展经历了从“一本书”主义，到“志鉴编纂齐头并进”，到以修志编鉴为主业，数据库、方志馆、地情网、理论研究等各业全面发展的新格局，从依政修志，到依法修志，再到依法治志，可以称为我国新方志活动发展的三个阶段。当然，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地方志工作还面临不少困难和一系列挑战。比如机构不健全，编制、人员和经费不足；志书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信息化与方志馆建设比较滞后；方志文化的作用有待彰显等。这些问题都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需要我们有坚定的信心、足够的定力，以及持久的毅力。

　　牛润珍：事实上，现在方志工作已进入有史以来最好的发展阶段，其主要表现有十个方面：一是对方志在国家文化软实力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越来越深刻；二是方志工作步入法治化、规范化、常态化；三是修志机构系统化，工作体制、机制完善成熟；四是修志队伍专业化，形成规模，并有广大社会力量参与；五是基本实现县县修志；六是方志学理论体系初具；七是方志成果丰硕，仅2008至2014年，就岀版各类志书近3万种、年鉴近3000部，整理旧志2000余种，而且部分成果已数字化；八是建成各类方志馆约400座，成为国情、地情研究中心；九是方志在物质、制度与精神文明建设中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十是地方志事业已纳入国家发展规划。

　　邱新立：当前地方志工作迎来了大好的发展机遇，形成以修志编鉴为主业、各项工作协调开展的事业格局。同时，党委领导、政府主持、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组织实施、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工作体制机制基本建立；将地方志工作纳入各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地方各级政府工作任务，“认识、领导、机构、编制、经费、设施、规划、工作”到位的工作机制逐步形成。当然，地方志工作也遇到不少困难、挑战：一是部分地区和部门对地方志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地方志工作开展取决于领导者个人对地方志工作认识水平高低的情况仍未得到根本扭转；二是各地地方志事业发展不平衡，相关工作开展程度层次不一、进展速度快慢不一、发展水平高低不一，差别很大，不能充分适应服务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三是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以及各地地方志法规规章落实不到位，依法做好地方志编纂、管理和开发利用等工作尚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四是机构不健全，编制、人员和经费不足，无法充分满足有效履行职能、顺利开展工作的要求等。

　　三、构建学科体系，推进科学发展

　　主持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高度重视修史修志”。当前，面对机遇和挑战，推进地方志事业科学发展有哪些重要工作要做？我们看到，最近不少方志专家纷纷呼吁设立方志学，何谓“方志学”？如何加强方志学学科体系建设？

　　冀祥德：去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标志着地方志在全国范围内从一项工作向一项事业转型，从依法修志向依法治志升级；“加强修史修志”写入国家“十三五”规划，从国家战略高度进一步明确了新时期地方志事业的地位和作用。可以说，当前地方志事业发展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我们不断创新工作模式，开拓新的工作领域。

　　其中，加强理论研究和学科体系建设是一个关键问题。方志学，最先由梁启超于1924年提出，主要是研究方志的起源和发展、性质和类别、功能和价值、编纂理论、整理和利用，以及运行规律的学科。作为一门复合学科，方志学与历史学、地理学、文献学、法学等多门学科交叉、融合趋势明显，亟须新方法、新理论。方志事业的发展离不开自身学科的建设，因此，需要进一步丰富方志理论研究成果，提升方志理论研究的水平，夯实方志学科建设的基础，尽快建立成熟的方志学学科体系。

　　牛润珍：“修志问道”是一项千秋大业，成败关键在于人才。然而方志学在高等教育与人才培养方面有很大不足，抓紧方志学学科建设是当务之急。而加强方志学学科建设，首先必须对其学科体系有明确的认识。方志学包括九个分支学科或者主要内容：一是方志学发展史，包括志书纂修史和方志学史；二是方志学理论，包括方志学原理、方志学概论等；三是方志编纂学，包括编纂原则、宗旨、体例及编排、篇目架构及概述、大事记、地理、人口、经济、社会、文化等部类撰写方法等；四是方志文献学，包括方志目录、综录、旧志辑佚与整理等；五是方志管理学，包括志书编纂法令法规、业务指导、社会参与等；六是志书及资料管理、收藏及应用，包括方志馆建设、数字化等；七是国内外地方史志编纂与研究；八是中外地方史志交流与比较研究；九是年鉴编纂与年鉴学。方志学研究应该围绕这些内容展开，并与相关交叉学科打通，把综合性与专业性统一起来，建设现代新型方志学。

　　邱新立：经过全国地方志工作者和有关专家学者多年的共同努力，产生了丰硕的理论研究成果，共出版各种理论著作1000多部，发表论文6万多篇，创立了独具特色的新方志理论。复旦大学、宁波大学等院校还在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中开展了方志学专业教学。方志学具有了一定的学科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今后，我认为要加强方志学学科建设，主要有十大任务：一是组织对方志学的定义、研究范畴、学科体系、理论范式等重大理论问题进行研究，形成基本共识；二是建立健全课题立项机制与科研管理办法，争取推动方志学研究课题列入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课题指南；三是加强对学科前沿问题、修志实践热点难点问题的研究，引导研究方向；四是总结实践经验，编撰出版《方志学概论》等权威性教材；五是编辑出版《方志学大辞典》等工具书；六是编写《方志学学科前沿报告》、方志学年度研究综述等；七是编辑出版“方志学文库”系列丛书，推出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方志学研究著述；八是规范旧志整理与研究工作；九是合作完成一级学科的论证、申报工作；十是发展方志学学术研究队伍，造就一批在学术界有较大影响的方志学专家。相信通过这些举措，必将推动地方志事业这艘文化航船乘风破浪，奋力前行。

　　（来源：《光明日报》2016年9月20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