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地官·诵训》云：“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这说明战国时对方志已很重视，知道对朝廷很有用处。汉武帝时，曾下令地方官将“郡国地志”报送朝廷。东汉光武帝刘秀做皇帝后，专门下诏叫其家乡南阳撰《南阳风俗传》，“郡国之书，由是而作”。此为早期方志的代表作。

隋唐时，方志以“图经”为名。隋炀帝大业年间，“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此为中央政令修志之开端。因此修成了《诸州图经集》、《隋区域图志》等。唐代规定每三五年修一次图经报朝廷，遂修成《括地志》、《元和郡县图志》等志书。北宋时，规定“每遇闰岁造图以进”。乐史撰《太平寰宇记》，率先将人物、官职入于志中。宋徽宗时专设“九域志局”，下令各地修图经送志局。当时，方“志”已与“图经”的名称并存，如《严州图经》，也称为《新定志》。

明清为修志的鼎盛时期。朱元璋于洪武三年（1370年）下令修一统志，明成祖于永乐十六年（1418年）下令郡县卫所皆修志书。《大明一统志》前后两次纂修。到万历年间，自国史外“郡邑莫不有志”。清朝为修志的全盛时期。康熙十一年（1672年）朝廷诏令编一统志，各省府县均编志。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则下令各省编通志。雍正六年（1728年），“天下督修直省通志，送上一通志馆”。乾隆任内，曾两次诏修一统志。有清一代，共修成志书5100多种，8万余卷。

历代名人参加修志者也不少。宋范成大纂修了《吴郡志》，祝枝山修了《常熟县志》，张謇修了《南通县图志》，王国维修纂了《浙江通志》，黄炎培主纂了《川沙县志》，鲁迅辑汇了《中国矿产志》，等等。

历史上重视修志的故事也不少。“韩愈过岭，先借《韶州图经》，与朱熹知南康军下车问志之事若合符契”（瞿宣颖语）。韩愈看了《韶州图经》并题诗：“曲江山水闻来久，恐不知名访信难。愿借图经将入界，亦逢佳处便开看。”过去有“知县下马看县志”的惯例，这在清人《吏治悬镜》中有规定，新知县走马上任有32项“莅任初规”，其第三项即为“览志书”，目的是：“一邑之山川、人物、贡赋、土产、庄村、镇集、祠庙、桥梁等类皆志书所毕载。而新莅是邦，一为披览，则形胜之奥衍阨塞，租庸之多寡轻重，烟户之盛衰稀密，咸有所稽，而政理用是以取衷焉。”南汇县第一任知县钦琏，在职时设志馆命人修县志，调离后仍以私人身份返南汇，延询邑中父老，删无补阙，进行核实，遂使《分建南汇县志》在雍正八年（1730年）雕成。浙江萧山人韩佩金，在同治、光绪间三任奉贤知县，也三修奉贤县志，才成《重修奉贤县志》。他们的修志目的虽与今日有异，但其精神可嘉。

外国人也重视中国的地方志。1980年，日本编出了新的《上海县志》。明万历（江苏）《盐城志》仅存世3部，除1部在台湾外，另2部均在国外（一在美国，一在日本)。美国犹他州家谱学会，保存中国方志甚多，80年代初即达5400多种，并有家谱数千种。原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大使柴泽民前往参观时，所收到的礼品竟是《闻喜县志》（柴大使原籍山西闻喜县）和《柴氏家谱》。

我国的革命老前辈也一直重视修志。1941年中共中央在发出加强调查研究的通知时，明确要求收集县志、府志和省志。当时，“每打开一个县城，毛主席总喜欢找当地的县志看看”（刘瑞龙语）。1958年，毛泽东主席倡修新的地方志。周恩来总理提出要整理旧县志。董必武副主席亲自领导湖北省的地方志编修工作。胡耀邦同志于1978年7月9日在山西李百玉同志建议修志的信件上批示：“大力支持全国开展修志工作。”1981年12月23日，徐向前为《五台县志》题词：“实事求是地编纂县志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陈云同志先后为《青浦县志》《川沙县志》《上海工运志》等题写了书名。1984年8月20日，胡耀邦同志在中国地方志协会副会长董一博同志的信上批示：（地方志工作）“确要有一个敢抓敢闯的人牵头”。1986年底，胡耀邦同志视察上海时，又为《崇明县志》题写书名，为《奉贤县志》题词：“盛世修志”。江泽民同志对新方志的编纂也十分关心，他先后为《奉贤县志》《宝钢志》《上海县志》等题词，为他的家乡《广陵区志》题签。他在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对全国的修志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其中所讲“修编地方志工作是一件不易为人们重视的重要工作”已成为修志工作中的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