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后，我国的封建社会进入末世，清王朝渐从繁荣鼎盛的局面走向衰落。1840年的鸦片战争，列强以坚船利炮轰开了清廷闭关自守的大门。清政府因战败与列强陆续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莫此为甚。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势衰微，神州陆沉，极大地刺激了众多爱国忧时的有识之士。他们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纷纷提出“师敌制敌”与“富国强兵”的主强。

一、有器识官员的开放目光

在清王朝众多昏聩颟顸的官员中，林则徐不愧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在领导禁烟运动与反击英国侵略者发动的鸦片战争之初，就积极了解西方的地理、经济、政治与法律等信息，研究西方列强的政治状况、军事动向、贸易活动与外交手法等，在深入了解“夷情”、敌情的基础上，首先提出“师敌长技以制敌”的主张，开启了近代中国应对列强侵略、实施“强军固防”措施的新局面。我国近代的“洋务运动”，正是有识之士鉴于国家积贫积弱而采取的富国强兵政策措施及其成果，其中最有成效并产生重大影响的便是由左宗棠倡导、沈葆桢主持创办的福建船政。

左宗棠、沈葆桢都是在林则徐的影响下，出于强烈的爱国热忱和历史使命感而提出并实行创办福建船政的。同治五年五月（1866年6月），左宗棠上奏朝廷，提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顿水师不可；欲整顿水师，非设局造船不可”，请求“试造轮船”。他认为，“东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陆”，“中国自强之策，除修明政事、精练兵勇外，必应仿造轮船以夺彼族之所恃”，为“师其长以制之”而兴办船政。他在奏呈《求是堂艺局章程》时指出：“夫习造轮船，非为造轮船也，欲尽其制造驾驶之术耳，非徒求一二人能制造驾驶也，欲广其传，使中国才艺日进，制造驾驶辗转授受，传习无穷耳。”他还指出设置“通艺局”（后称船政学堂）的重要性，认为“艺局为造就人才之地”，应当“厚给月廪”、“严定课程”、“优予登进”，反复强调“宜优待艺局生徒以拔人材”，足见他对培养人才的重视和企盼。同年九月，左宗棠因奉调陕甘总督，而力荐沈葆桢主持船政，并且三次造庐商请出山。

沈葆桢接事后表示：“以万不得已之苦心，创百世利赖之盛举”。他以过人的勇气和毅力，冲破重重阻碍，“勇猛精进”，逆流而上，雷厉风行地开始建厂造船。他同样重视兴办船政学堂以培养人才，反复强调：“创始之意不重在造，而重在学”，“船政根本，在于学堂”，“海防之根本，在于育人”。沈葆桢还在为船政衙门题写的楹联中，表达出他的创办宗旨：“以一篑为始基，从古天下无难事；致九译之新法，于今中国圣人。”表明他要以一往无前的精神，排除万难，创基立业，同时又以开放的眼光引进西学，造就当代优异人才。经过艰苦努力，五年期满之后，在厚聘的外国技师、教师如约解聘回国时，学堂自己培养的学生居然可以独当一面，自行承担设计制造的任务。他们由此起步，开始设计制造新式舰船，教育培养各类人才，组建训练轮船水师，执行巡台使命，驱逐侵台的日本侵略军，承担抗敌御侮使命，坚决抵抗法国、日本侵略军对我国海疆的野蛮侵略，谱写了近代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新篇章。

二、福州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

开办福建船政是中国走向近代化的一个里程碑。船政的设立之所以选择远在中国大陆东南隅的福州马尾，是由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决定的。

首先是福建具有悠久的造船与航海的历史。自远古以来，闽越人即以“习水便舟”、“船车楫马”著称于世。据记载，从三国东吴开始，就在今福州沿海地区设置“典船校尉”以监理造船，又设“温麻船屯”以监造各种船只，故晋代人称造船有曰“其舟则温麻五会”，足见知名。唐代福建能造千石大船，宋代则善造万石以上大船。福建造船业发达自有其得天独厚的条件：一是濒海，易于寻找优良港湾，设立基地。二是造船所需木料及各种物料（藤、铁、棕、生漆、桐油、苎麻、蛎灰等）本地多有生产，取材方便。三是造船工匠易于物色，当地不乏世代从业的能工巧匠；工匠技术优秀，所造船只形体大、设备好，适于远航。所以，从唐代起福州成为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对外贸易港。五代时，王审知鼓励海外贸易，开辟甘棠港，建造福船，航行于海外。宋代，海外贸易的繁盛推动福建造船业继续发展，闽造尖底“福船”成为海航的主体。“海舟以福建为上”，成为天下之定评。宋廷常向福建定造海船。明初，朝廷开放福州与琉球的封贡贸易，赐予“闽人三十六姓”，其中就包括造船与驾舟的技工。赴琉球册封舟也多从福州定造，册封副使谢杰就曾指出，福州船匠“善守成，凡船致格式赖之”。

其次是福建有便利的海外交通条件和悠久的海外贸易历史。福建依山面海，有漫长的海岸线（长达三千多公里，今居全国第二位），大小港湾约一百二十五个，其中不乏深水良港（包括马尾港）。福州濒临台湾海峡，地势险要，出东海、南海均十分方便，号称七省门户；船舰下水即可试航远行，利于水师训练。

再次，福州人航海技术先进，善于操舟。他们从上古起即以“便于用舟”著名，六朝时也以多出优秀的“篙工楫师”名世。至明代，闽人更以“善操舟”闻名，故朱元璋赐“闽人三十六姓”予琉球国，并赠送“海舟”给琉球国王，旨在便于通贡往来。

最后，也是最重要一点，福州自古以来教育发达，人才辈出。宋代福建成为“东南全盛之邦”，“福州之学，在东南为最盛”，中举人数冠于全省，列全国前茅。宋明时期起，各种人才纷纷涌现，“才隽辈出，彬彬风雅”。清代福州书院、学堂林立，人文蔚起，俊才迭出。近代福州得地利、天时之便，先知先觉者放眼域外，得风气之先，倡办新式学堂，独多“西学”人才；世纪变局关头，更出现众多目光敏锐、思想先进的杰出人物。从船政教育成果可以看出，它所培育的人才远比它所制造轮船为多且更富有意义与影响。

总之，由于福建（福州）地区有着良好的海域环境，闽人又有特别的人文海洋意识，优良的海洋航行传统，超卓的造船技术与航海技术，加上丰富的木材与造船材料资源，所以左宗棠和清廷决策者最终选择福州马尾辟建船政基地。正如左氏所言：“如虑船厂择地之难，则福建海口罗星塔一带，开槽浚渠，水清土实，为粤、浙、江苏所无。”船政发展的事实也证明了左宗棠选择的正确。

（本文摘自：《船政文化概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