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具有韵律之美、雕塑美、结构美、装饰美、诗意美等，被誉为“凝固的音乐”。但在不同的时代，建筑文化内涵和风格是不一样的；在不同的地域，建筑文化也完全不同。东方和西方建筑风格不同，中国北方的建筑文化与南方也不同。

清同治五年（1866年），清政府在马尾设厂造船，办校育人，到同治七年底基本建成由船政衙门、正副洋监督居住的洋楼、洋员办公所、匠首寓楼、十三厂（车间）、绘事院、匠房，以及前后学堂校园等八十余所近代工业、教育、住宅等建筑组成的船政建筑群，占地面积六百多亩。

福建马尾船政建筑群历经了一百多年的时事变迁，其庞大的建筑群有的毁于战乱炮火，有的坍塌于风雨侵蚀之中，只有部分厂房和设施保存到了现在，它们成为中国工业源头的实物见证。现马尾遗留有大量船政建筑群，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船政建筑群的轮机车间、船政绘事院、法式钟楼等等，这些都是清末洋务运动的重要遗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生产船用蒸汽机的轮机车间。

船政是近代中国的造船基地、海军发祥地、产业工人发源地、航空业摇篮，船政建筑也是中国开始吸纳西方建筑技术的标志之一，在空间布局与建筑风格上，成为中西建筑文化融合的一个典范。船政的建筑群，厂房以西洋石材砖混建筑风格为主，兼容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元素；船政衙门和天后宫（马祖庙）则采用木构架承重结构，兼容西方建筑艺术。

一、船政建筑选址

清朝官员在多次败仗之后逐渐认识到外敌船坚炮利的优越性，也曾屡次提议雇用、购买或代造等对策，但就是不敢提议设局制造。原因当然很多，为船厂选择一处理想的厂址便是其中之一。

左宗棠在浙江征战太平军时便认识到洋人轮船之利，素有留心造船之事，且有实践，在杭州曾觅匠仿造小船，并试之西湖。

同治五年，左宗棠亲率法国人日意格等人同赴马尾实地考察，择定马尾地址，“宽一百三十丈，土实水清，深可十二丈，潮上倍之，堪设船槽、铁厂、船厂及安置中外工匠之所”。另一法国人德克碑八月才到福建，对马尾环境亦有复核。日意格对厂址选在马尾的依据在其所著的《福州船政局及其结果》一书中有详细的记载，具体有八条：一、福州海口多山，军事上易于设防；二、海口与省会甚近，易使高级官吏对于船政发生兴趣，且易得彼辈之赞助；三、附近有海关，经费较易筹措；四、海口甚深，凡吃水二十二尺至二十三尺之大轮船皆可进口；五、福州附近有铁矿，开发后厂中所需钢铁可以就近取给；六、台湾出煤炭，便于炼铁；七、福州生活程度底，工资较贱；八、因筹议时左宗棠为闽浙总督，设于福州，便于照顾监督。

左宗棠的提议和努力得到了朝廷的肯定。同治五年六月初三日上谕：

左宗棠奏：现拟试造轮船并陈剿捻利用车战各折片，览奏均悉。中国自强之道，全在振奋精神，破除耳近习，讲求利用实际。该督现拟于闽省择地设厂，购买机器，募雇洋匠，试造火轮船只，实系当今应办急务。所需经费，即着在闽海关税内酌量提用。至海关结款虽充，而库储支绌，仍须将此项扣款按年解赴部库，闽省不得辄行留用。如有不敷，准由该督提取本省厘税应用。左宗棠务当拣派妥员认真讲求，必尽悉洋人制造、驾驶之法，方不致虚糜帑项。所陈各条，均着照议办理。一切未尽事宜，仍着详悉议奏。

由上可知，清主政者也认识到设局造船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完全同意左宗棠的建议并提供经费来源。

二、船政建筑创建与演变

左宗棠在得到朝廷的支持后，却于同年（同治五年）九月初六调补陕甘总督前往西北平叛。船政破土动工也在这个月。日意格记载船政动工是在1867年初，工人的营房和储材所在此年已经盖好，但真正的兴工是在日意格从欧洲带回必需的材料和职员之后。经过大约两年的建造，大致“落成于同治七年七月，计建造衙、廨、厂、坞、洋房等八十余所”。

首任船政大臣沈葆桢曾亲自绘制船政蓝图，该图以船政衙门为中心，负阴抱阳，中轴对称，这种格局反映了沈葆桢旧学知识背景，及其所代造船知识的欠缺。

沈葆桢绘制的福建船政蓝图明显过于简单，是传统礼制建筑思想的表现，与现代工业设计相去甚远。笔者认为船厂的设计图纸应是德克碑从法国带回来的。如左宗棠所言，“嗣德克碑归国，绘具船式、船厂图册，并将购觅轮机、招延洋匠各事宜逐款开载，寄由日意格转送洋州行营”，船政建筑实际是按西法建筑的。按上述图纸，船政建筑群大致可分为四个区：A区，兵工厂本身，有二十六处建筑；B区，冶金厂，有两处建筑；C区，有二十一处建筑；D区，砖厂，有七处建筑。四个区共计有五十五处建筑。A、B、C、D四个区规划周详，井然有序，类型多样，依据地形和不同功能进行分区而建，体现了西方近代工业建筑规划思想，符合工业化的潮流。

船政衙门建于1867年（同治六年），为砖木结构，三进面阔三开间，占地约四百八十平方米。衙门前有官厅池（即放生池）、左右旗杆、抱鼓石等。衙门正门及边门绘有门神，正门两边有楹联一对，字数各为十三个——“以一篑为始基自古天下无难事，致九泽之新法于今中国有圣人”。

古人觅阴阳宅地颇为慎重，衙门选址尤为讲究。从古代风水角度和原地貌分析，船政衙门所在之地背山面水，祖山为鼓山，少祖山为登龙岭，主山为婴脰，可谓群峰起伏，山势奔驰。主山的左右两侧有“上砂”马限山（青龙）和“待砂”长马山（白虎）相拥抱，为避风之地，能遮住外来恶习，增加船政衙门小环境的气势。在船政衙门正前不远处为船政十三厂所在，原为低平的洼地，左宗棠奏请筹建船政的奏折中称此地“水深土实”，为“迎砂”之地。有“龙砂”环绕的环境还不够，重要的还要观察水的状况。人的生命离不开水，尤其在长期处于农耕社会的中国，更把水视作福之所倚，财之所依。观水首先看水口，所谓水口即这个环境的水的入口处出口处。船政衙门正面面对闽江的三江汇流之处，为闽江江面为宽阔的地方，入水面大，去水面小，水平处开敞，水去处封闭，据说这是留财之处。

船政衙门门前官厅池从传统风水学上说为点穴之作。官厅池长约三十四米，宽约十四米，通过船政十三厂水道与闽江相通，两边设有闸门，水位受潮汐影响而涨落，官厅池集天水（雨水）、地水（泉水）、江水为一体，可谓天地人和。

古人认为狮子有辟邪驱魔之力，把它作为护法的灵兽，不但寺庙前有一对，大户人家、衙门官厅前大都有摆放。1867年船政开办之初在福州澳门路蒋源成石铺打造一对青石狮子，用的是惠安的青石，精工细刻，耗资一百四十六两银子，摆放在船政衙门门口。关于两只石狮的位次，自明崇武尚左以后，雄的居左，雌的居右，从来如此。可是到了清末慈禧太后当政，大小官员为了巴结老佛爷，挖空心思，船政也不例外。官吏们在石狮上做的文章，把雌雄调换了位置。直到民国后才调回原来的位置。

船政天后宫建于1868年（同治七年），从择地选址上看，此地无论对船政衙门或对天后宫都是理想的上乘环境，这就可以解释船政天后宫、船政衙门、船政十三厂为何处于一条中轴线上。

轮机车间于1867年按照洋监督提供的法国工厂（车间）的图纸建成，是一座标准的法式建筑。轮机车间平面呈长方形，单层，砖、石、铁、木合构，青石墙脚、以红砖砌就近一米厚的墙体，铁铸圆柱支撑着斜拉式木构架，双面坡顶，占地面积二千七百四十四平方米。轮机车间无论采光还是其他方面都设计得非常合理，东西两端各开一个双扇大门，便于原料和产品进出；南、北两侧墙壁上每隔一米多即开一扇长形窗，用于采光，以利工人们作业。它所用的木料都是从当时英国的属地泰国、缅甸进口的高级柚木，柚木俗称铁木，质地相当坚固。这些柱子和柱子上的行车轨道，都是纯生铁铸造的，迄今为止仍然悬挂着行车，往来于车床间忙碌地起吊着加工构件。它是国内保存最完整且继续在使用的近代船政生产车间。

船政建筑自建立以来就遭受多次兵火之灾。清光绪十四年七月初三日（1884年8月23日），法国远东舰队入侵马尾港，甲申中法马江海战爆发，福建水师全军覆没，福建船政建筑多被法军轰炸摧毁。

1930年，马尾镇失火，船政临江官道两侧大部分船政工人房舍被烧毁。1939年，日军飞机多次轰炸船厂，船政钟楼受损严重。轮机厂被炸毁一个车间。1941年4月，一号船坞受到日军破坏。1949年以后船政建筑有所拆毁亦有所修缮。

总而言之，沈葆桢任船政大臣时期是船政事业的黄金时期，此一时的建筑也是最为完整的，在沈葆桢任后的清王朝时期、民国时期乃至于1949年以后，再也没有重现创建时期的风采。

三、船政建筑特色与价值

船政建筑是中国传统木构架建筑体系代之以砖木混合结构的典型近代建筑，是近代西方建筑技术融合传统建筑技术的重要例证。

建筑结构上，砖木体系建筑的特征是墙体承重、楼层与楼顶结构皆为木质。这不同于中国传统的非承重的风火墙。厚实的墙体以青石、红砖砌就，也不同于传统的夯土墙，更为坚固。

建筑风格上，绘事院的四坡顶，红砖墙体，顶部条石压檐，弧形拱券窗户，是最为典型的西方风格建筑，一改中国传统建筑风格，令人耳目一新。

建筑材料上，其采购也开始由国内市场转向国外市场，如购自香港的花旗木（产地美国）暹罗木（产地泰国）等，坚实无比的屋顶横梁巨木也采自东南亚。建筑材料的引入也是中国近代建筑的重要特征之一。

建筑技术上，轮机厂采用了屋顶用三角形桁架，并用钢拉杆和铁件辅助构造连接等西方建筑的新技术，这是近代建筑中较早使用这种技术的例子。在此后的百年中，这项技术在工业建筑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建筑制度上，船政建筑使用了契约式的近代建筑制度，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建筑制度的萌芽。船政创办之初，左宗棠代表清政府与日意格于1866年9月“酌定保约、条议、合同、规条，开购器、募匠款目，并订明洋匠、购器、募匠来闽程期，一切均有头绪”。至此船政的所有事项都按合同进行，包括船政各个西式车间。在建筑的建造中，一改中国传统由业主直接委托给设计施工者的做法，聘请法国人日意格作为正监督，德克碑为副监督，并由他们承揽厂图设计、招聘施工洋匠事宜。这也是近代建筑制度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即业主与设计施工者中间多了个中介，这个中介就是近代建筑事务所的雏形。要设计、施工船政这么多种类的大型工业近代建筑，必须具备一定的近代建筑科学知识和专业理性思维能力，掌握一定的建筑设计能力。在船政建筑的设计施工中，这种契约式的委托为而后的建筑制度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作为工业建筑重要标志的钟楼建成于1927年，由时任福州船政局长陈兆铿从收集到的多种法国钟楼图样中，通过比较吸收，亲自设计并督促施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近代工业建筑是从外国人在中国设计、施工开始，最后国人主动接受并掌握西方先进的建筑技术。但作为转折时期的建筑，在船政建筑中中国传统的建筑技术仍然得到广泛使用。如节使署（船政衙门）、天后宫就是用中国传统技术建造的，为木结构建筑。

船政建筑是目前全国保存数量和类型较多、保护最完整且仍然在发挥作用的近代业建筑，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船政建筑规模宏大、类型多样，各类建筑占地逾四十万平方米。福建船政不但是近代“洋务自强”运动重要的一部分，也是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中国第一架水上飞机的诞生地，更是“19世纪中国办学成效最显著的学堂”，这些建筑经历了中国近代建筑史的整个过程。其中按法国图纸设计施工的装配车间（轮机厂）在一百三十多年后仍在发挥其功能，可以说中国最古老的车间，也可能是世界上仅存的最古老造船厂房之一。作为“洋务自强”的福建船政是中国近代人文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而船政建筑也应是中国近代建筑史的一个转折点，其典型的、悠久的工业建筑遗存，极具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文物价值。

四、船政建筑文化与交流

船政建筑从建筑设计、建筑施工、建筑结构、建筑材料、建筑风格、建筑技术、建筑制度都受到外国的重大影响，但船政建筑也并非是完全西化的产物，它仍然保留了中国的建筑文化，在其后来的建筑中学习、借鉴和吸收了外的建筑文化，造就一种中西合璧风格的工业建筑。

船政兴办之后在当时就引起了中外人士的关注。国内报纸如《申报》、《中西见闻录》（丁韪良编）、《中外日报》、《益闻报》、《时务报》、《外交报》、《国风报》、《汇报》、《时报》、《新闻报》等，外国人在华创办的报纸如《北华捷报》、《字林西报》、《沪报》等，都竞相予以报道。

法、英、美、日等国来华人员中也有不少人士慕船政之名前来参观，并留下了有关船政建筑的文字。法英两国有人在船政工作，他们的日记、书信和工作报告中都有所记载。船政监督、法国人日意格就曾撰写《福州船政局及其结果》，记述了船政初期的情况，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材料和回忆。

英国苏格兰人约翰·汤姆森（1836—1872）是位杰出的旅行摄影师，曾遍游柬埔寨、中国和远东地区。他著有《镜头前的旧中国》一书，这本书的第八章是《福州和闽江》，在这一章中汤姆森记录下了福州船政局和中国人的炮舰。当他看到罗星塔的时候，他写道：“如果没有这个纯中国式的建筑，人们就很容易突然联想到克莱德河上的风光。因为这里也有外国人居住的小洋房；远处的船坞，高大的烟囱，一排排厂房，从那里传来的叮当作响的汽锤声和机器的阵阵轰鸣。事实上，这里是福州兵工厂，建在昔日的一片沼泽地填成的平地上，远远看去就像一个英国制造业的村庄。”这就是船政给汤姆森留下的印象。

另外一个英国海军军官寿尔也著有《田凫飞翔》，该书中的附录“中国炮舰”描写了他看到的船政情况。

日本人对船政的关注相对较晚，现在看到的资料多在民国之后，多是情报收集。1912年日本通商局编的《福建事情》中记述了马尾场、罗星塔和船政的历史及现况。1920年日本东亚同文会编的《支那省别全志福建省》中记述了民国初年的马尾水上交通情况，其中也有罗星塔和马尾船厂。1937年野上英一《福州考》记述“此造船厂为中国清代唯一的军事工业，后趋于没落，今仅能从事小型船舶的修缮而已。造船厂附设有海军学堂，中国不少海军人才悉出身于此”。

五、小结

船政建筑是中西方建筑文化交流的独有产物。船政建筑是中国以造船工业为先导的工业化源头的实物见证，也是近代人类工业文明物质遗存，历经一百四十余年保存至今，以其独有的风格阐释中国工业化的进程，并是体现当代中国工业进步的不可多得的历史对照。船政的建筑是东西方文明的战争冲突的形式交流后，东方农耕文明对西方工业文明的一种由被动入侵到主动吸收接纳的表现。

（本文摘自：《船政文化概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