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的东吴、两晋时期的东晋，南朝时期的宋、齐、梁、陈，都建都建康（今南京），历史上合称为六朝。从三世纪初到六世纪末，长达三百年的历史时期里，我国社会经历了大动荡、大分裂，各民族也随之大迁移、大融合。与动乱频仍的中原地区相比，远离中原的东南沿海闽中地区则相对稳定。于是，大量的中原移民南下，带来了中原文化和先进的生产技术，促进了汉人和闽越族人的进一步交融，推动了闽中的经济发展。

在三国时期，侯官（今福州）等闽中五县隶属于会嵇郡。孙策崛起于江东，统一吴地之后，于汉献帝建安元年（196年）发兵攻打会嵇。会嵇破后又穷兵直逼闽中，闽江下游也归孙氏所有。孙策去世之后，孙权继位，先后又对闽中进行四次战争。经过六十二年的反复用兵，孙吴在闽中的统治得以巩固。在政治上，孙氏撤销了汉时建立的由嵇郡派出南部都尉管理闽中的机构，改设建安郡，下辖侯官、建安、南平、吴兴、建平（今建阳）五县。这是自秦建立名义上的闽中郡被废止后第一次长久的立郡。郡县制的确立和地方局势的巩固，使以福州为中心的闽江下游的生产得到了发展，商业贸易和海上运输也日益繁荣。孙吴时期已在福建设立造船基地，现在的福州及所属连江、罗源、长乐等地均是当时制造船舶的地方。吴建衡元年（公元269年）正式在此设立典船校尉，而且派人远航台湾、菲律宾。当时的典船校尉衙署就设在福州开元寺东直巷内。晋左思的《吴都赋》有这样的描写：“弘舸连舳，巨舰接舻。……篙工楫师，选自闽禺。习御长风，狎玩灵胥。责千里于寸阴，聊先期而须臾。”这说明在三国孙吴时期，中国最高明的航海家是出自闽粤。这个时期闽中地区人口有显著增加。东汉末年，商升在冶县当侯官长时，福州人口不足万户。到了孙权在位时，侯官的东越人和外来的汉人已达10万户左右。

由于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西晋在统一全国之后，于太康三年（282年），从建安郡中析出部分，新立晋安郡，下置八个县。这八县为原丰、侯官、温麻、晋安、同安、新罗、宛平和罗江。郡治就设在原丰县（唐时改为闽县，今福州）。其中温麻（今霞浦、晋安今为南安，新罗在今上杭县东北五十里，罗江为今罗源，只有宛平一县无从考证。）

晋安郡的首任太守严高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地方长官。他在福州有很多建树，特别是扩建冶城和开凿东西湖，至今仍被世人称颂。

无诸在汉高祖五年复封为闽越王后，在福州北面的屏山东南的小丘——冶山上建造了冶城。它是福建历史上第一个城郭。据古籍记载，冶城的位置当时在诸古岭以南，城隍庙以北，约现今华林路华林寺到钱塘巷之间，方圆二平方公里，住下自己的王族和麾下的官兵。晋太康三年，严高出任晋安太守，嫌旧城过于狭隘，“不足聚民”，便在屏山南麓扩建新城，名为子城，范围比冶城大了许多。从宋梁克家《三山志》关于子城城门遗址记载可知，它的南沿达到今虎节路口，东南在今卫前街，东缘至今日丽文坊，西边在今旧米仓附近。建在城内的晋安郡署，后来成为唐代福建观察使署、五代十国王审知的威武军衙署、宋代的福建安抚使署和明清的福建布政使司署。

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严高在福州大兴农田水利建设。他利用扩城取土而被挖空掏深的城东北和西北一些窪地，连缀一片，开凿成东湖和西湖。两湖的周围都有“二十余里”，各自承纳福州东北与西北诸山的溪水，而且与闽江流通，成为当时福州重要的水利工程。尤其是西湖，自晋以来历代都加以疏浚和扩建，到了唐末五代王审知治闽时，西湖周围已达“四十里”，可溉田150顷；到宋时又加以扩大，可溉田3600顷。清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乡先贤、民族英雄林则徐重加疏浚；民国3年（1914年），林炳章等再度疏浚，湖宽约有“三万五千九百方丈”。直至今日，仍在起着“潴蓄灌溉、旱运涝泄”的作用。遗憾的是，东湖却与西湖命运相反。据明王应山《闽都记》载：“在宋庆历中渐塞，至淳熙间则渐为民田。”而后就不复存在了。除了东西湖外，严高还组织民力开凿、疏浚了长乐的岩湖、连江的东塘。这时的闽中，已不是四百年前汉朝攻打东越王馀善时的情况，那时淮南王刘安曾对他的从侄汉武帝说：闽越是个深林丛竹、蝮蛇猛兽出没、呕泄霍乱之痛相随之地。而今已成为有无数田园村落，农业生产和农村人口都得到很大发展的地方。福州更是为福建的第一大城市。

两晋时期，中原地区比汉末更加动乱，迁移入闽的汉人更多。据《九国志》载：“永嘉二年（308年），中州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林、黄、陈、郑、詹、邱、何、胡也。”关于“八姓衣冠南渡”的史实，近年来福建一些学者提出质疑，即是否“八姓”，是否“衣冠”，此时南渡的人是否比以往更多等等。但对于“六朝”时期有大批中原和长江流域人口南下的看法即是一致的。近四十年来，福建各地发现了近千座“六朝”的墓葬，这些墓葬多用精美的花纹砖砌筑，不少墓砖带有纪年的铭文，如西晋“永嘉”，东晋“咸和”、“咸康”、“永和”、“升平”、“太元”、“隆安”、“义熙”等字样。属于南朝的还有宋“元嘉”，齐“大明”、“永明”、“建武”，梁“天监”等年号。这些出土文物可以与这段历史相印证。在这些墓葬中还出土了大批品种多样、造型优美、装饰巧稚，具有深厚地方色彩的瓷质日用器皿和明器，这也说明南来的人口给闽中带来了当地的先进技术和文化，促进了闽中经济的日渐发达。

在两晋时期，佛教开始传入闽中。兴建寺院和浮屠之风日盛。福州在“六朝”时兴建的寺院庙观有东禅寺、南禅寺、乾元寺（绍因寺）、玄沙寺、开元寺、法海寺，以及北郊的芙蓉山寺、九峰寺、瑞峰林阳寺、象山崇福寺、侯官十四都药王寺、侯官十一都灵塔寺，还有福州的城隍庙。在这个时期的墓葬中，也常常发现塑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四方神图案和佛教画象的砌砖。随葬瓷器也多用与佛教有关的艺术装饰器皿，如莲花型的碗、盆等。始于梁朝的闽中浮屠建筑，高者在三百尺以上。这是闽中建筑技术进步的表现。

随着中源人口的南下，中州方言也传播入闽中，至今在福州话中，仍保存许多中州古汉语的痕迹。

在这个历史时期，除了严高之外，还有好几位名流任过晋安守令，他们对于传播中原文化，推进闽中社会发展都作出贡献。如南朝宋时的晋安太守虞愿，不仅在郡立学堂，教授中原文化，而且还敢于面说宋明帝起盖湘宫寺所用的都是“百姓卖儿贴妇钱”。他的后任琅琊王秀之对人说：“此郡承虞公之后，善政犹存，遗风易遵，差得无事。”另一位是大哲学范缜，在梁武帝时出任晋安太守，著有《神灭论》，为政廉洁清约，不取俸禄以外的钱。还有梁朝的文学家江淹也任过晋安郡内史，他给后代留下许多吟咏闽中的美好诗篇。

但是，在东晋与南朝的宋、陈时期，也发生过两起祸连晋安的战事，这就是卢循的“海上起事”和陈宝应的反叛战事。

东晋末年，政权腐败。司马王朝为建立新军，命令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号曰“乐属”，移置京师，以充兵役。从而激起了三吴闽中民众的激烈反抗。从浙江海上起义的卢循，在攻占上虞、临海、永嘉后，于元兴二年（403年）攻入晋安，在这里与东晋的刘裕部队相持了三年，然后才从海路撤往番遇。不少余部留连漂泊江海之间。据宋代乐史的《太平寰宇记·泉州（今福州）风俗》载：“泉郎，即此州之夷户、亦曰游艇子，即卢循之余。晋宋卢循寇暴，为刘裕所灭。遗种逃叛，散居山海，至今种类尚繁。……其居止常在船上，兼结庐海畔，随时移徙，不常厥所。船式头尾尖，当中平开，冲波逆浪，都无畏怕，名曰‘了乌船’。”福州的疍民就始于此时。

南朝的陈宝应是晋安郡侯官人。其父陈羽原为侯官豪强，作恶乡里。梁朝侯景之乱时，他从晋安太守萧云手中取得政权，并让陈宝应掌管军队。不久，陈宝应受梁朝封为闽州刺史。陈文帝天嘉二年（561年），陈宝应的岳父缙州刺史留异反叛陈朝，陈宝应出兵相助；第二年留异兵败，逃至晋安，陈宝应又收留了他。临川人周迪，也与留异勾结反叛，被陈朝讨后亦逃来晋安，陈宝应又以兵力助他反攻。天嘉四年，陈朝军队在击溃周迪之后，兵分两路，由陆地和海上夹攻晋安。晋安城破，陈宝应、留异被逮往陈朝首都建康斩首。至此，一个从梁朝出现的闽浙赣三区割据的联盟被彻底打垮了。

（本文摘自：《福州乡土文化汇编》，作者：雪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