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地区在隋唐期间曾多次易名，隋开皇九年（589年）前称东部为侯官，开皇九年至开皇十二年（589～592年）间称为原丰县，后称闽县，先后称为丰州、泉州、闽州、建安郡、建州、福州和长乐郡。到唐开元十三年（725年），闽州都督府因州西北有福山，改称福州都督府（福州之名自此始）。闽中郡县的设置在隋唐期间更是曾多次变革。

隋文帝在受禅立隋，统一南北朝破碎的领土之后接受大臣杨尚希的奏议：“当今郡县，数倍于前，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县分领；具寮以众，资费日多，吏卒又倍，租调几减；清干良材，百无一二。……所谓民少官多，十羊九牧。……并小为大，国家则不亏粟帛，选举则易得贤才。”，下决心大刀阔斧裁并郡县。隋开皇三年（583年）第一次变革中全国便废郡五百余个，至隋大业三年（607年）又改州为郡，以郡统县，进行了第二次变革。

闽中原来的郡县设置与当地的经济和人口相宜，并不存在“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的情况，但仍被隋朝郡县变革的潮流裹挟。大业二年（606年），废除晋安，南安两郡为县，改丰州为泉州（后又复名为闽州），设泉州刺史管辖各县，州治仍在闽县（今福州）。大业三年（607年）又废州、兴郡、缩县，并晋安、建安、南安三郡为一郡，仍为建安都；原辖九县也裁并为四个县；闽县、建安、南安、龙溪，等于将福建分为闽东、闽西、闽南、闽北四个部分。建安郡郡治依然沿用闽县（今福州）。

隋统一之初，曾遭到陈朝故地的豪强武装反抗，闽中也不可免俗。开皇九年（589年），其时越州（今浙江绍兴县）有一人高智慧自称天子，又自称扬州刺史；泉州（今福州及周边县市）又有王国庆自称大都督。高智慧虽坐拥“海船千余艘”，仍不敌隋文帝大将杨素的进攻，自浙东节节败退至闽越，围攻泉州（今福州及周边县市）。《资治通鉴》记载，隋泉州刺史刘弘在高智慧围攻下守城一百余日，前后出战多次，部下死伤大半，援尽粮绝，刘弘于城破时被杀。《北史•杨素传》又载，泉州人王国庆杀死刘弘，据州为乱。杨素大军自海上奄至，王国庆仓皇弃州城出逃，企图投靠水上“游艇子”。最终杨素派人秘密说服王国庆杀死高智慧出降，闽中大定。

继而隋炀帝杨广即位，骄奢淫逸，穷兵黩武，全国再次爆发动乱。大业十年（614年），福州方面有郑文雅、李宗护为首的三万农民揭竿起义，杀害刺史杨景祥后战领建安郡治（今福州）。到了大业十二年，隋炀帝杨广被刺身亡，隋朝岌岌可危自身难保，无暇顾及各地的战乱。以致大业十三年又有余杭人刘元进起兵江南，自立为帝，在晋安起事，直至唐武德五年（622年）方才平定。

李渊建立唐朝之后在全国施行道、州、县三级制度。武德元年（618年）改建安郡为建州（今福州及周边县市），四年移建州于建安（今建瓯），六年又析置泉州（今福州及周边县市）。景云二年（711年），泉州又改称闽州。开元十三年（725年），因城北有福山，又改名为福州。由此福州的名称在历史上首次出现，至今已沿用一千一百余年。其时州设刺史，在州之上又设都督府，称福州都督府。福州福州都督府始管三州：福州、建州、丰州（南安郡改）；继而管五州：福州、建州、泉州（丰州改，即今泉州）、汀州、漳州。五州之下设三十五县（后又并为二十四县）。开元二十一年，增设福建经略使，由福州都督兼领；接着又先后改称福建都防御使兼宁海军节度使、都团练观察使、威武军节度使。驻节地均在福州，其时福州在实际上起了现在省会的作用，名称也在此时出现。这些变化说明福州的行政制度日臻完善，于内地已几无差异。

自两汉以来，唐代是福建最安靖的时期。随着人口增长，充足的劳动力带动经济蓬勃发展，农业和手工业都得到长足发展。在农业方面，与海争地上的成就首当其冲。据道光《福建通志》载，唐太和三年（839年），闽县县令李茸领县民在县东五里筑海堤。原“每岁六月，海潮骤至，禾苗多死。堤成，潴溪水殖稻，其地三百余顷皆成良田。”太和七年（833年）李茸任长乐县令，又在长乐县东十里处，筑海堤三万六千余步，立斗门十，以御海潮，将附近濒海土地改为良田。

其次是兴修水利。福州平原，其时主要依赖河浦灌溉，因此历代志书中对于关于浚湖、疏浦、筑塘、开港的事迹记载繁多。如贞元十一年（795年），观察使王翃在福州城西南筑南湖，还开了一条长五里又二百步的流渠，与晋朝开凿的西湖相通，“潴溪水泽溉田园，天时旱暵，则发其所聚，高田无干涸之忧；时雨泛涨，则泄之而归浦，低田无淹没之患，民以享丰年之利。”又如天宝年间（742～754年），福清新丰里筑天宝陂；长乐置滨闾湖（俗称东湖），又修“陈令津”湖；连江于唐咸通初修材塘，溉田四万亩；灌溉工具普遍使用简车和翻车汲水，还可使用水硙加工农产品等。

随着灌溉条件的改善和耕作技术的提高，福州农作物的品类和产量也随之增长。唐代闽中已有双季稻，还发展出冬耕技术；荔枝、龙眼、柑橘等水果的栽培技术也臻于成熟，闽荔在晚唐时更是被奉为贡品。唐代诗人韩偓避乱入闽，有诗曰：“遐方不许贡珍品，密诏惟教进荔枝。”福州方山（俗称五虎山）的茶叶（露芽）也被誉为遐迩闻名的全国名茶之一。据《三山志》记载，元和间皇帝曾诏方山院和尚怀恽说法，赐他御茶，怀恽却评价道：“此茶不及方山茶佳。”与此同时，福州的盐业在采冶上也取得进步，唐代福建出产盐的六个省份中有四个（侯官、连江、长乐、长溪）属于福州。其时国家管理盐场的机构被称为監，而侯官县便被列为十監之一，足以证明福州盐业的地位。盐的增产同时也促进了福州渔业和水产品加工业的发展。

唐代之初，福州与省外交通主要依靠闽江水道，但由于江中水口以上险滩林立，船毁人亡的事故已成老生常谈。唐元和二年（807年），福建观察使陆庶组织民力，“铲峰湮谷（开山填谷），停舟续流（设置渡船），跨木引绳（修筑栈道）”，开辟了一条自福州西门“抵延平富沙、以通京师”的沿江陆驿道。这条路分为两部分，自福州至延平四百六十二里；由延平至建州一百二十里，统共路程五百八十二里。自此福州至省外的交通大大便利，这条被称为“西门路”的驿道也在之后的元明清各代继续被使用，在福州历史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唐朝中期，福州的教育文化事业在李椅、常衮等福建观察使与刺史的大力倡导下发展起来，为福建今后被誉为“海滨鄒鲁”打下坚实的基础。

唐朝中期之后，闽中官场风气随着全国大潮流腐败起来，官吏贪污已是司空见惯；民间土地兼并严重，出现田连阡陌的大地主；在租税方面也由租庸法改为按田、按户征收的两税法，农民日益困苦，聚众起义等事迹层出不穷，甚至出现了大规模掠卖奴隶的现象。如唐贞元年间，福建观察使柳冕就以扰民为乐，劣迹斑斑。贞元十五年（799年）间，柳冕为庆祝唐德宗李适的生日，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在福州乌石山南麓修建“无垢净光塔”；此外，他还在平潭岛等处设立“万安監”（畜牧场），搜掠民间驴马牛羊一万余匹，民众皆不堪重负而怨声载道。在土地兼并方面，咸通十一、十二年间（870～871年），福州大地主兰文卿竟一次性施舍给雪峰寺庄田二十所、田地七千亩、房屋五百多间及水牛三百六十头，说明此时民间的均田制已被庄园制所替代。不仅破产的农民成为奴隶，而且闽中还成为当时全国阉宦地之一。唐诗人顾况便有诗作《哀闽诗》记录当时福州惨状：

囝子闽方，闽吏得之；乃绝其阳。为臧为获，致金满屋；为髡为钳，如视草木。夭道无知，我罹其毒；神道无知，彼受其福。郎罢别囝，“君悔生汝，及汝既生，人劝不举。不从人言，果获是苦。囝别郎罢，心摧泪下，隔天绝地，及至黄泉，不得在郎罢前。”

诗中“郎罢”和“囝”即是福州方言中对父子的称谓，当阉官的人都没有后人，以致唐咸通中，福建观察使杜献猷每年都要派遣官吏致祭阉宦家墓，这种墓也被称为“敕使墓产”。

唐乾符五年（874年），黄巢在山东冤句（今荷泽县）聚众反唐，渡江南下。乾符五年，由江南绕道浙东，自仙霞岭入闽。大军接连破浦城、政和、建阳，过崇安、建瓯、古田，于乾符六年三月围攻福州。福州观察使韦岫战败，弃城逃遁。福建各州郡为黄巢所据。此时，黄连镇（今建宁）人陈岩组织九龙军，尾随黄巢大军至福州城郊等待月余，待黄巢离开福州，拔营进攻闽南、潮汕之后趁虚入城，称福建观察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