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建隆元年（960年），赵匡胤灭亡后周称帝，开始了宋朝三百二十年的统治。宋在建国十八年后的太平兴国三年（978年）才取得对福建全境的控制。至道三年（997年）设福建路，下辖六州两军——福州、建州（南渡后升为建宁府）、泉州、汀州、漳州、南剑州（即闽南国王王廷政设立的镡州，今南平）和兴化军、邵武军，从此福建便得了“八闽”的别称。宋仁宗天圣十年（1030年）下诏，使全国二十一个重要州府的长官“与三司判官、运转使、副使一等差遣”，把福州、泉州与大名（北京）、江宁（南京）、苏州、杭州并列，给以同等待遇甚至更高福利。以下二等事例即可略窥一二。

王氏闽国时期，福州有官庄田千余顷，太平兴国年间，政府将官田授劵于百姓乘耕，岁纳田赋。至天禧四年（1020年），福州路运转使方仲荀奏请圣上希望以三十五万余缗出售所有官庄田地，真宗则不但应允，还下诏减价三分之一售民，还并宽期三年偿清。之后期限又是一再延展，直至天圣六年民间仍有十二万八千余缗债务，仁宗便下诏准予全部豁免。

此外，宋初订有商税则例，禁止各地擅自修改抑或增减，然而天圣七年福州路运转使奏请将福州商税分为应减、应免、应增收与创收四类，应减免的十五条朝廷竟全部核准，应增收、创收的反遭驳回，福州的商人在税收上从此有了更大的优势。

基于宋朝政府的重视与地僻东南的地理优势，自建隆元年至咸淳十年（960～1274年）这三百十四年间，福建基本处于和平之中，较遭受了百余年异族侵扰的北方幸运许多。

这三百余年间，福州的经济再次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在农业生产中，耕地面积不断拓大，《宋史•地理志》载福建路“民安土乐业，川原浸灌，田畴膏沃，无凶年之忧；而土地迫狭，生籍繁移，虽硗瘠之地，耕耨殆尽。”，李纲在《桃源行诗序》中也提及“今闽中深山穷谷，人迹所不到，往往有民居、田园水竹、鸡犬之音相闻” 。元丰年间（1076～1085年），福建路田亩数近十一万一千顷，许多人迹罕至的深山穷壑都有人开发，如今遗存的不少陂壩湖塘都是在宋代建设的，如长乐的桃坑湖，灌田种千余石；福清一个县就有百座以上陂壩。福州西湖在宋代也进行过两次疏浚，同时疏浚河浦一百七十六条，受益田亩多达三千六百顷。同时，福州农产品的种类也随着生产技术的提高而增多。自宋朝谢泌、马益咏福州和李弥远咏连江的诗句“潮田种稻重收谷”、“两熟潮田世独无”、“潮田岁再获，海错日两鱼”中可得知福州各地已有双季稻，冬种技术也已经十分普遍。宋人庄季裕形容闽中种麦是“春稼满目，不减淮北”。经济作物方面，福州在宋代已出现绵延数里的蔗园，宋龙昌期咏福州景物诗中有“苍烟巷陌青榕老，白露园林紫蔗甜”等句，宋洪遇《容齐五笔•论制糖》谓：“甘蔗所在皆植，独福唐（今福清）……有糖霜。”。糖霜便是如今的冰糖，宋时唯有福清有条件制造。《太平环宇记》也道“福州有乾白沙糖，，土产最饶”。不仅如此，福州于南朝时便有了果树，宋代更是一跃成为全国驰名的果园区。宋元绛出牧福唐时，京中诸友为其饯别，席间，司马光吟道：“瓯越东南美，田肥果稼饶”；元绛答：“丹荔黄柑北苑茶，劳君诱我向天涯”。当时福州一郡的水果便有柑八种，桔八、九样，还有杨桃、黄弹子、金斗子、菩提果，为外地罕见，丁香橄榄的风味也比四川的更佳。福州荔枝在晚唐时便便奉为贡品，“密诏惟教进荔枝”，到了宋朝产量更盛。宋熙宁年间，程师孟描述福州便是“一等翠林无别木，四边惟有荔枝园”。蔡襄所著的《荔枝谱》道荔枝“福州种植最多，延施原野，洪塘、水西尤其盛处。一家之有，至于万株。城中越山，当州署之北，郁为林麓。暑雨初霁，晚日照耀，绛囊翠叶，鲜明蔽映。数里之间，焜如星火。”又谈蜀粤荔枝“其精好者，仅比东闽之下等”。不过因蔡襄出身莆田，论家乡风物难免夸大，不可尽信。然而，宋初陶谷的《清异录》中也有“岭南荔枝，固不逮闽荔”等语。曾巩乃外省人，他知福州时同样说：“产闽粤（粤同越，指福建）者，比巴蜀、南海，又为殊绝”。闽茶在唐代已是贡品，到宋代更是大名鼎鼎，产量达一百余万斤，占全国百分之六。此外，渔业、盐业也得到长足发展。

不仅如此，宋代福州的手工业、采冶业、建筑业、交通业都处于时代前列。现处于鼓山涌泉寺前埕的“千佛陶塔”、十余年前出土的宋代丝绸文物等皆为笃证。

那两座建于北宋元丰五年的千佛陶塔在福州古陶瓷中地位几乎无可撼动。此塔高七米，九层八角，塔身刻有千名莲花座佛，装饰以动物、花卉等图案。如此高大、精美的古陶塔在世界范围内都十分罕见，故将其自福州城门乡龙瑞寺移至鼓山涌泉寺前以便其一展风采。

“出土丝绸文物”主要来源于1975年挖掘的福州北郊浮仓山南宋泉州提举市舶司使黄权的女儿黄升之墓。出土丝绸织物包括以绫、罗、绢、纱、縐纱等材料制作的三百三十四件袍、衣、裙、裤、袄、鞋等衣物，还有两匹丝绸边角余料。这些织物品种繁富，质地优良，色彩绚丽，制作工艺精湛，令考古学家们叹为观止。据考证，这些织物便产于福州与泉州地区。

至于交通建设方面，元祐初（1086年）楞严洲（今中亭街）便已具雏形，楞严洲和中洲将台江分为南、北、中三条港道。南港在中洲与仓前山之间，中港在楞严洲与中州之间，北港在沙河桥（今小桥）与楞严洲之间。元祐八年（1093年），知州王祖道将木船钩连在一起搭构浮桥以便通行，崇宁二年（1103年）重修，用一百零二只船搭起三道浮桥，将城、台、仓山连成一体，便捷了三地交通，为南台发展为闹市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三道浮桥一直使用了近二百三十年，直至元朝至治二年（1322年）石砌的万寿桥和仓前桥落成才退出历史舞台。

随着经济发展人物荟萃，福州成为南方重要地区。在宋初朝廷曾下令坠毁福州城墙，九十年后又命郡守程师孟加以恢复，还有所拓展。对于福建路监司牧守的人选，朝廷也遴选名流充任，如安抚使张浚、辛弃疾；运转使庞籍、蔡襄；知州赵汝愚、曾巩、程师孟、朱熹、真德秀、王十朋、叶适；通判陈傅良等等，俱是赫赫有名。到了南宋，随着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的南移，宋朝更加用心经营福建，让它发挥后方疏散地与根据地的作用。

据文献记载，有组织的疏散活动如“寝庙南移”和皇族入闽便已经开始。据“舆地纪胜”云“西京（洛阳）有应天运宫，奉艺祖（赵匡胤）以下七圣神御。建炎初，敌围西京急。留守孙昭达奉神御走扬州。旋迁福州，仍用启运宫名号”。罗大经的《鹤林玉露》也有“福州启运宫，在开元寺，有七祖御容塑像，乃西京陵寝之旧”。关于皇族入闽，据《文献通考》载：“宋代宗室住汴京。西宁间，始许其移居京外。蔡京当国，就河南（洛阳）、应天（归德）设西敦宗院（亦称西外及南外宗正司）。靖康之难，留京宗室，无一幸免，出居睢（归德）洛者，以在外而获全。建炎三年（1129年），移西外于福州，南外于泉州以避敌。”

南宋恭宗德祐二年（1276年）三月，京都临安府（杭州）为蒙古攻陷，恭宗赵显及谢、全两太后被俘。在此危急存亡之秋，恭宗封皇兄吉王赵昰为益王，判福州，皇弟信王赵昺为广王，判泉州。二王辗转到达福州后宣布太后手谕任益王为天下兵马都元帅。五月一日，年仅十一岁的益王在陈宜中、张世杰等人拥戴下于福州登基，升福州为福安府，用作行都——临时京都。原本的大都督府衙署和便厅充作宫殿，名曰垂拱殿、延和殿。改年号为景炎，福州一时成为南宋政府抗元救亡的中心。

此时，民族英雄文天祥自永嘉（今温州）至福州投效，成为抗元救亡斗争的中心人物。在临安城破之前文天祥便以右丞相兼枢密使的身份赴敌营谈判，元军统帅伯颜许以高官厚禄，向他诱降，却被文天祥严词拒绝。因此元人恼羞成怒，囚解文天祥北上，中途一时不查为文天祥逃脱至温州。文天祥适脱得大难，又应景炎帝诏令到福州商讨抗元大计。虽在福州聚有能人如此之多，然无奈景炎帝年幼无知，苟延残喘的小朝由假公济私、怯战主和的陈宜中一手把控，在如此紧急情况下，陈宜中仍然排除异己，弄私专权，置国家利益而不顾。文天祥在福州候命月余，诸多建议都不为采纳，因此他辞去名不符实的宰相职务，以枢密使同都督兵马的名义离开福州，到南剑州（今南平）直接支援抗元斗争。当年十月，元兵逼近福州，买通福建制置使王积翁充作内应，策使闽府尹王刚中开城投降。景炎帝赵昰在左丞相兼枢密使陈宜中、副使张世杰等护送下漂洋过海前往泉州、潮州。最后便上演了陈宜中抛下国仇家恨与责任逃亡占城（越南）、张世杰战死崖山、陸秀夫负幼主与文天祥殉国等南宋悲壮葬歌。

如今，福州仍有些许南宋抗元史迹可循。如福州市郊闽江南岸的濂浦村（又称林浦）相传为端宗两次驻跸之处。首次是于临安府陷落，益王自浙东浮海南下泉潮，在入福州城之前曾于濂浦驻跸；第二次是在福州为元军所困，端宗自海上南下泉潮的情况下，濂浦作为船舶港口二次迎帝。陈宜中其时所题“平山福地”石刻匾额（后由林之夏补写）至今犹存，村前江边石崖相传是文天祥在此检阅水师的点兵台。村中还有端宗用于住宿的行宫泰山宫，殿中祀一尊童子皇帝端宗，两旁配祀广王赵昺和秀王赵与择；左殿祀文天祥及其部将；右殿祀陈宜中、张世杰、陆秀夫。村间石板路仍称为天街，还有宋军开凿的宋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