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军队进入福州，与九十年前的元兵入境，情况完全相反，明朝军队深受人民的拥护。《八闽通志·汤和传》载，汤和队伍入福州，“市不改肆”。古田、永福（今永泰），过去有许多“北户”凌驾于“南人”之上，现不仅不敢欺侮“南人”，反而主动融入“南人”，南北分户消失，民族平等。为了收拾元朝统治末年的残局和消除战后的经济萧条，朱元璋采取了一些有益于民众安居乐业的措施。

明洪武九年（1376年），改地方政权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司；下属的八路改为八府，福州仍然为省城。地方官吏的主要任务是“招集流亡，劝农兴学”；同时，减轻赋税，解除奴隶，迁徙豪富，严禁贪污，奖励廉吏，鼓励生产……努力使人口、田亩增长，各业经济恢复发展。

属福州府的连江县田园山地，在元时仅有1093.39顷，洪武24年已发展到2194.57倾。长乐县田地在元代仅有1121.99顷，到了洪武二十四年已达到2307.25顷古田县在同一时间里，田地比元时增加了935顷，达到3042顷。人口迅速增加，达到81.68万户，329.34万人。在农业、手工业和其他各业中，还出现了“被及四方”的商品经济，农村城镇呈现繁荣景象。在这时期，海外传入闽中的农作物有番薯、落花生、烟草和玉蜀黍，使福建的农业生产更加多样化。

番薯的引进应归功于旅居吕宋的福州华侨陈振龙。他祖籍长乐县，晚年迁居福州。他在吕宋（今菲律宾）经商，发现野生薯类，清甜可口，可充粮食，但当地不准出口，陈振龙寻找机会，将采来的薯苗封装在竹筒内，捆扎在船旁，沉入水里，带回福州，在南台纱帽井觅地试种成功。此时，福建各地适遭荒年，饥民遍野。在福建巡抚金学曾的倡导下，全省推广种植番薯，使民众度过饥荒。陈振龙的后代陈世元总结了种植番薯的经验，写成我国第一部有关番薯的专著《金薯传习录》。《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谈到福州物产时曾指出：“郡本无此种，自万历甲午二十二年（1594年）荒后，都御史金学曾抚闽，从外番觅种归，教民种植，以当谷食，……荒不为灾。”在国际上，也把1594年定为番薯输入中国的时间，从清代以来，福州乌石山建有先薯祠，目下山上还有先薯亭，都是纪念陈振龙和金学曾的。

明代，福州的纺织业在全国颇有名气。《闽书·风俗志》称，省会纺织之利，在于“有改机之绢”。“改机之绢”，就是用改进的机器织造的丝织品。据万历《福州府志·食货志·物产》载：闽缎机原来用五层，“弘治间（1488—1505年）有林洪者，工杼轴，谓吴中多重锦，闽机不逮；遂改缎机为四层，故名改机。”用新机器织出的绢，就改为“改机”，与罗同价，比纱价高一倍，比绫价贵四分之一，只次于紵丝。当时福州从事纺织业致富者，大有人在。明宰相福清县人叶向高著的《家谱列传》中载：族中前辈常秀公，原来家道贫穷，后来“逐机丝为利，稍饶；已乃大饶，有数千金矣。归就故居乐室，甚宏壮。”常秀公兄弟真仕公“亦以机丝致富”。

明朝，福建的商业，有了高度的发展。《闽部疏》载：“凡福之苧丝，漳之纱绢，泉之蓝，福延之铁，福漳之橘，福兴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无日是不走分水岭及浦城小关，下吴越如流水，其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计，皆衣被天下……。”上文中的“福”字，是指福州及其属县。可见当时的福州商业活动和商业交易已经十分活跃。

明洪武初年，为了防御海上倭寇，实行闭关锁国、严禁出海的政策。到了永乐年间（1403—1424年），海禁渐开，于是有了郑和七下西洋的伟大壮举，海上交通得到显著发展。关和七下西洋，均泊船于福州长乐县的太平港和闽江口的五虎门等待季风。他在长乐兴建了天妃宫，题刻《天妃灵应之记碑》。碑文载：“余（郑和）由舟师累驻于斯，伺风开洋，乃于永乐十年奏建，以为祈报之所。”根据碑文可知，每次船队启航前，郑和都亲到长乐南山天妃宫行香；出洋的巨舶多一百艘，人员多至2.7万余人。

郑和下西洋，对福州有着深远的影响。郑和曾在太平港造船、伺风、补充物资和人员，对于福州以及附近沿海地区的经济、文化，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明成祖实录》载：永乐元年（1403年）五月辛巳“命福建都司造海船百三十七艘”；二年正月壬戍，“癸亥将遣使西洋诸国，命福建造海船五艘”。郑和下西洋，用了相当一部份福建建造的“福船”。在郑和出使期间，福州和长乐成了他的船舶基地，一些舵工、火长（船师）、弁兵也在当地聘用。长乐县交通局于1983年在社会调查中发现一份可贵的当时史料，其中记载：“明永乐七年（1409年），郑和第三次下西洋舟师忠武尉名黄参、长乐塘屿乡人。在其举荐下，邑人从之者众，随师远航……”。《闽书·武军志》所载从征升擢的弁兵，属于福州中卫和福清镇东卫的就有十六人，军队有试百户、百户、试千户、副千户、正千户等。郑和船队在太平港补充给养和物资，还使长乐的十洋街，成为“贸易如云”的街市。

随着商业、造船业和航海事业的发展，福州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同时由于元朝末年亦思法杭色目人在泉州的反叛，泉州港因而衰落，管理对外贸易的福建市舶司，在明成化十年（1474年）从泉州迁福州。并且在福州的河口（今水部）建柔远驿、进贡厂等接待外宾和对外贸易的机构。弘治十一年（1498年），在督泊（管理外贸航海的官员）邓太监的主持下，开辟了福州内港——直渎新港，使外国航船可以从闽江直驶到市内河口码头；同时在上王（今仓前山临江境）凿港，方便番船停泊。这就是后来的番船铺（今泛船浦）的由来。海上国际贸易的发展，也带来了民间“通番”和“走私”的弊病。因此，在明朝中叶之后曾发生了多次海禁和开禁的反复，但不管如何禁止，福州与海外的贸易始终没有中断。

明代“倭祸”严重。按朱熹《语类》卷四云：怀安县（今福州西郊）的张齐，任某州县丞，一接任就预计到倭寇将犯。因先有准备，倭寇至时，不受其害；张齐因而受到朝庭的器重。元末明初，日本分裂为南北朝。西南各领主为了筹集饷款，常派武士到中国沿海抢掠。南朝覆灭后，一部分武士不肯归顺北朝，便下海为寇。从此，倭寇有了正式组织，队伍不断扩大。明初，被朱元璋消灭的张士诚、方国珍的残余势力，也逃窜海上，与倭寇沆瀣一气，狼狈为奸。还有是我国沿海一些豪商躲赖倭商的货债不还，倭商愤而进行烧杀抢掠，也加入倭寇队伍；另外，中国一些走私、犯法分子和海盗，为了与官府对抗，也与倭寇勾结，使倭寇的活动更加猖獗。

明洪武二年（1368年）至二十四年的22年间，倭寇大举进犯中国九次，其中4次进犯的地点在福建沿海，为此明朝福建沿海建立了5个卫城指挥使司和12个千户所城。据《海滨大事记》载，福州自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起，几乎年年都受倭寇骚扰威胁，人民到了终日提心吊胆、无以安身的地步。

——嘉靖三十四年十月，倭寇焚掠闽县（今福州）琅岐岛；

——嘉靖三十五年，倭寇经长乐石龙岭，逾闽县（今福州）钦仁里，至福宁（今霞浦），沿途抢掠烧杀；

——嘉靖三十六年三月，倭寇数千人，自闽县琯头（今连江琯头）登岸，据以为巢，沿途焚掠。八月，倭寇复犯流江（在福鼎县境），转掠小埕水寨（属连江），从陆路进迫福州，四郊被焚，火光照红城中，死者枕籍于途。南台、洪塘悉为废烬。巡抚阮鹏不敢抵抗，反而竭尽库藏和搜括民间财帛贿赂倭寇。换取他们答应不攻打省城，致让寇聚巨资，拥大舰，堂堂皇皇地下台江，驶出马江。船到瀛前（今长乐营前）时，又分数十小舟入港，寇长乐，沿途劫掠，满满入海；

——嘉靖三十七年四月，倭寇劫幕浦，蹂躏连江县治；逾北岭，逼省城，犯闽安镇，劫瀛前；由长乐坑田抵福清，知县叶宗文战死，县治被搜掠无遗；

——嘉靖三十八年三月，倭寇陷福安。复由福宁渡鼓岭，劫焚闽县、侯官、怀安三县（均为今福州）乡间，福州城门昼闭。五月，陷永福（今永泰），杀县令周焕诸人；从洪塘浮马江出海。

——嘉靖三十九年三月，倭寇大军进犯连江。……凡三阅月，福州城门尽闭弥月。巡抚刘嘉率兵追击于闽安镇，寇遁去；

——嘉靖四十四年四月，倭寇又犯长乐南北乡，杀掠无数；复往福清及福州郊外抢劫；

……

在福州及福建沿海受倭寇蹂躏最为严重的时刻，在浙江抗倭战斗中建立殊功的戚继光，率领义乌新军，前来援闽平倭。从此，福建的抗倭战争出现了根本的转机。经过戚家军和福建军民的五年殊死奋战，最后彻底肃清了倭祸。

嘉靖四十一年四月，大股倭寇进犯长乐、江田、福清。福建巡抚游震得向朝廷疏请迅速援闽，朝议令浙江就近出兵。浙江总督胡宗宪命参将戚继光率所部六千人主攻，督府中军都司戴冲霄率所部1600人协助，由浙江平阳间道入闽。八月初一，部队开入福宁州城（今霞浦），置酒高会，宣布休息三天。第三夜五更，部队秘密出发，指向宁德县横屿。横屿在海中，与大陆相距十里。倭寇在上年冬攻陷宁德县城后，便在横屿筑木城、建基地，与福清牛田、莆田林墩一起成为福建倭寇的三大穴巢。宁德东北有个漳湾的地方，与横屿一水之隔，退潮后十里泥滩相连。漳湾有民众数千人，部分成了倭寇的党徒和爪牙。戚继光来到这里，对他们晓以大义，把降旗交给他们；并指天发誓，只要他们弃恶从善，可以既往不咎。于是，这些人全部投降了，戚军便进驻漳湾。八月初和早晨，海潮退了，戚继光集合全军在海边誓师。号召大家立即过海，作背水一战！战士们听着戚将军的鼓点，人人背着一束稻草，稻草铺在泥泞上，然后踏着稻草快速前进。登岸后又个个奋勇争先与倭寇展开了殊死的搏斗。经过三个时辰的作战，全歼了横屿的倭寇，生擒九十余敌，斩首2600余级；还夺回被敌人掳掠的民众3700余人。横屿大捷，大大鼓舞了生活在水火之中的福建沿海人民。

接着，戚继光又在福清牛田打了一个大胜仗。八月廿九日，援闽大军抵达福清，民众箪食壶浆犒军。父老来问进兵日期。戚继光说；“君兵疲乏，需要休息，进兵的是境容我好好考虑一下。”奸细把这个情报传给倭寇，守备工作也因而放松了。岂料第二天黄氏，戚继光就发令兵分三路，人人銜枚，不许作声，连夜迅进三十里。当黎明前冲破敌巢时，倭寇还在睡梦中，便被歼灭殆尽。待到戚军凯旋归来的时候，城里的百姓才知道昨夜发生了战斗。这一胜仗，又斩首688级，救出被敌人俘虏的民众954人。

第三战役是林墩大战。林墩在莆田城东南十余里，四面环海，易守难攻。从宁德、福清逃脱的倭寇都集中到这里，兵力多至四千余众，而且都是刁滑善战的老贼。这时戴冲霄已率旅回浙，单由戚将军和他的义乌军与敌对阵，兵力显得单薄，九月十二日，戚军偏师先登；第二日清晨，戚继光亲率主力开进，从福甭到莆田都走官道；黄昏进兴化城后，又出席当地官绅的洗尘宴集，席上，戚公开怀畅饮，谈笑风生，没有一语半句涉及兵事。散席，人们还传说戚将军醉酒了。岂知时至半夜，军中第一次铃响，将士紧集就餐；第二次铃响，大军已在东市集合。接着，戚公一声令下，部队踏着月色，从间道疾进，到了离林墩5里处，就地潜伏，等到月隐山后时，再悄进疾进。当曙色将晓，倭寇发现戚军时，戚军已兵临林墩敌寨。倭寇仓皇应战，死守阵地。经过一个时辰的三进三却的恶战，双方死伤惨重。戚公亲临战阵，指挥部队再次发起冲击，与倭寇展开肉搏巷战。这时戚军偏师及时出现阵后，倭寇腹背受敌，弃阵落水淹死的就有1000余人。部份逃敌窜入黄石窑兜乡，躲入空窑顽抗。戚军以火攻窑，尽歼残敌。林墩大捷，斩敌首2023级，救出被虏群众3114人。

嘉靖四十一年十月初一，戚军从兴化班师回浙，途中又在福清牛田全歼一股从海上新来的倭寇。十月十七日，戚公率部班师福州，省会合城出动迎接。“士子迎于郊（今台江路），乡大夫迎于郭（今南门兜）、三司（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迎于馆（今鼓楼前）。”从南台到行馆的十里路上，“文词绣轴，筐篚壶浆，纷呈道左”。省会人士，情深意切，一致挽留戚公镇守福州，说：“将军出生人死，救民沟壑，恩同再造；日后不敢再烦将军冲锋陷阵，只要坐镇闽海就足矣。”戚公谦逊婉谢，告以部队经过连续鏖战，兵少饷尽械缺，必须回浙募兵请饷添械，一旦闽局需要，定然率部重来助阵。是日，官绅人士在于山平远台设宴饯别，勒碑纪功。相传人夜戚公畅怀歌饮，醉卧台旁山石，后人于石上刻“醉石”两字纪念。如今醉石仍在，到此瞻仰的人很多。

戚公回浙，福建时局又变。倭酋发出“戚老虎去耶，我复何怕！”的狂言，复自

海上来攻，沿海诸县多被攻陷，在兴化大举屠城。嘉靖四十二年（1562年）三月，戚继光第二次率部援闽。首战连江百段岩倭寇，继与总兵刘显、俞大猷合兵围剿平海贼巢，两战均获大捷。四月二十五日戚公率部自任中军，刘显、俞大猷部为左右军，协力猛攻兴化许厝，全歼倭寇，斩首2200余级，火焚、刃伤、坠崖、溺水的死贼还未计算在内；放出被俘民众3000余人。这是戚公第二次援闽的首次大捷。第二次大捷是仙游解围战斗，擒斩倭敌1000余人，救出被俘民众三千余人。此外，戚军还取得连江马鼻之捷，宁德小石岭之捷，同安王仓坪之捷，漳浦蔡丕岭之捷。蔡丕岭之役，是结束明朝福建倭祸的最后一次战役。蔡丕岭，四面悬崖，易守难攻。嘉靖四十三年二月十六日，戚军围困蔡丕岭，倭寇在蔗林埋伏迎战。戚军用火攻，一举烧死贼人千余名。由福建退入广东潮州的残倭，也被俞大猷杀戮殆尽。寇氛平靖之后，戚继光被委任福建总兵官；他的亲密合作者、援闽浙军监军汪道昆，被委任福建按察使。之后，虽有嘉靖四十四年四月和四十五年春的倭寇来犯，但都立足未定，就被戚。总兵截杀无余。

（本文来源：《福州乡土文化汇编》  作者：立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