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常飞
　　清代书院兴盛与普及，致使各地学宫遍布、书院林立。福州凤池书院，创设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初名“圣功书院”，后因地处宋状元许将故宅凤池里，遂以是名焉。创办以来，往来山长不乏硕儒名师，如赵在田、魏敬忠、郑元壁、郑世恭等。

　　戊戌（1898）政变后，全国知识界思想一新。时任山长陈璧，深明世变，顺应历史潮流，认为旧有的八股试帖等书院教学内容，已经无法适应激剧变化的社会文化需求，呈衰败沉沦之迹，若纯以文章课士，不能满足国家培养救亡图存人才的急切需要。于是在书院中倡导学习时务、策论，一本“实学”，以求“经世致用”，为古老的儒家传统学术，赋予新的内容。

　　陈璧一生致力于教育、经济与实业，为官清正，耿直敢言，光绪年间累官至邮传部尚书兼参预政务大臣，任内勤于职守，不避劳怨，在位兴利除弊，于社会多有贡献。

　　致力教育

　　陈璧（1852-1928），字玉苍，号玉巷，晚年别号苏斋，闽县（今闽侯）人。陈璧少小聪慧、好学深思，同治三年（1864），师从林实夫先生读书，同治五年（1866）跟随从叔父庆臣学习。同治七年（1868），受督学使者邵汴生知，入县学，补弟子员；光绪元年（1875）秋，陈璧以廪生举于乡里，主考官以“经文策问冠场”特拔中式；光绪三年（1877），时年26岁成贡士。光绪十四年（1888）六月，授内阁中书，充方略馆校对官。光绪十五年（1889），简放湖北乡试正考官，光绪十九年（1893）五月，任贵州乡试副考官，以选拔严明，故得人称盛。光绪二十一年（1895）四月，补授湖广道监察御史，充会典馆详校官。

　　光绪二十二年（1896）二月，陈璧奉命在京管理街道事务，其间修浚官沟，与商民为便。六月，遭逢母丧，回里服孝。在福州，见福建船政局务不振，曾三次上书奏请整顿，其建言皆切中肯綮，均被采纳，有效推动了船政事业的发展。又与林纾、力钧等创办苍霞精舍，林纾为总教习，任佩珊为学堂监督，录取学生50人。在学科建设中，开有经史、时务、算学、英文、地理等课程，学生们“晨受英文及算学，日中温经，逾午治《通鉴》，迨夜燃竹，复治算学”，体现了中西并重的思想，此举一新闽省教育，开启福建近代学堂先声。

　　光绪二十三年（1897），陈璧主讲福州凤池书院，造就人才颇多。他规定在书院每月固定的四书文、试帖诗、经古文课程外，增设时务、论策等门类，使闽中学风为之一变。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政变，引发全国知识界人士思想震动，福州四书院（鳌峰、凤池、正谊、致用）各位山长及诸贤，群集商讨以往考课方法应否改变。谢枚如与叶恂如主张仍旧，而陈璧和陈宝琛则一致认为，要“以新学时务为主，使全省俊英集中研究，造成通今博古、融汇中外的人才，以当前的急务而救垂危的中国。”（陈遵统《福建编年史·第四篇》）鉴于这次四书院在教育路线上的选择，外界人士因而有“如如不动，陈陈相因”的趣说。

　　名著朝野

　　光绪二十五年（1899），陈璧守丧期满服除，调任山西道监察御史。次年，上命其巡视中城。在京，他奏请办理团练，以镇压义和团。“拳乱”伊始，陈璧首先上奏表示“拳民”不可用，及至拳焰大张，他又疏陈“教民宜许自新，不宜多事诛杀”。当八国联军侵据京城时，慈禧乔装出逃，官吏闻风尽走，京城大乱。危难之际，陈璧挺身而出，决定留守善后，力挽狂澜。他周旋于各国，骋其才智，多方协调，终于收回京城地面主权，使人心稍定。其间，“他主持总理公所，所出告示均列‘大清年号’。他还联合在京的33名官员，电请李鸿章回京主持‘和局’。”（闽侯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闽侯县志》）一番举措，堪称尽职尽忠，履行了为臣“致身要道”。

　　经历此事后，陈璧名著朝野，京城百姓无不歌功欢赞，遂渐受清廷刮目。光绪二十六年（1900）十月，擢升顺天府（清代北京地区）丞。任内不辞劳怨、忘身奉公，面对当时吏习腐坏，他裁汰胥吏，整治机构臃肿、政出多门等行政低效率现象。他认为《钦定学政全书》是“学臣校士之准绳，士子立身之根本”，事关振兴学术、培养人才的大要，应及时续修完善，使士子学员得所指归。此书虽经礼部开馆续修，却久未竣事。他向朝廷陈述理由说：“查科场条例，每年尚有续增，而《学正全书》溯自嘉庆十七年修后，距今百有余年，累朝圣训，理应接续记载现行事例，亦宜分别汇编。”（陈璧《望嵓堂奏稿·奏请续修学正全书以崇正学摺》）

　　光绪二十七年（1901）迁太仆寺少卿，补授顺天府府尹，并会办五城事宜。当时京城衙门与各国往来频仍，文牍交互日繁，洋人所使用外交者，皆属国人。他观察到，通事者“亦能操洋语，作洋字。及察其中国文理，陋劣疏甚”。认为长此以往，持才者纵能使于四方，然于其身之学识无补，于外交大计更无裨益。光绪二十八年（1902）三月，陈璧督办五城中学堂（京师有官立中学，自此而始），以“文行交修、讲求实学”为宗旨，聘林纾（汉文总教习）及诸分教习，使“讲解经义，以明其理。博综史事，以穷其变。务使学有心得，而后参考时务，搜览译书，并聘洋文教习兼治外国实学，旁涉艺事”。（陈璧《望嵓堂奏稿·奏设五城中学堂兼治中外实学以兴教育而图自强摺》）先继承我国固有文化传统，然后再学习他国学问，学程中融汇中西文化而有所侧重，以期待培养出道德纯正并能学贯古今中西的大才，这是当时“中体西用”的主流看法，也是中和的教育之道。

　　他还创办顺天中学堂，面向顺天府所辖各县招生，择优录取。学堂开办后，陈璧即广购书籍，以备学生课余浏览。然“所储各种书籍多有说而无图，足以佐理想，不足以考形式。至于各家虽有笺释，要皆一知半解，无补见闻。”（陈璧《望嵓堂奏稿·请赏给顺天中学堂及工艺局图书集成摺》）他认为《图书集成》一书，“博物家奉为初祖，而藏书者所宝为奇珍”，也请求购置一部庋藏学堂。学堂内设有国文、算术、历史、英文、东文、社会学、国画等课程。开设以后，广育人才，近现代大儒梁漱溟先生和著名学者汤用彤先生等，就曾课读其中。后又改金台书院为校士馆，以储各方俊秀，使“志切向学，年龄不合例者”也能就学此间，宏其造就。复设立京师工艺局，促进工业、纺织局以教女红。

　　铜币大臣

　　古人言“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自古以来不乏学优出仕之人，鲜闻有“请学为圃”者。他看到西人研究农工，获利极丰，而中国有志之士多不屑业农。京师之中，游民众多，他意识到有加以职业训练之必要，于是在工艺局中附设农科工艺局，引入铁工、画漆、绣工等各门技学，招收少年游民半工半读，学习手工艺品制造。后又创建宛平高等小学堂等学校以普施教育，此数举首开风气，各地竞相模仿，推进了教育近代化。

　　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廷成立商务部，陈璧补授右侍郎，后转左侍郎。其间，参与修订官制、商律等事宜，皆能次第条理。光绪三十二年（1906），调转户部右侍郎，初充财政处，开办天津造币总厂。当时各省多不明货币制度，“竞铸铜元牟利，设局至二十二所，钱货充斥，物价腾踊，商民苦之。”（叶恭绰《清故邮传部尚书玉苍陈公墓志铭》）朝廷觉事态严重，遂令陈璧解决。他周历数省考察，制定出整理币制办法十六条，认为要“统一铸模、划定成色、重量，限铸额、订价值，化畛域以畅流通，定簿记以严考核”等，为币制统一奠定基础。他还主张，“应急造新式银币，以铜币为辅，并限制铜币铸数，以维法价”。为此，人们称其为“铜币大臣”。

　　光绪三十三年（1907）四月，陈璧升任邮传部尚书兼参预政务大臣，管理全国路、电、航、邮等行政大权。他于公事不敢稍殆，“每日九时必莅署，员司持牍以次进，手批口授，罔有暇息。”（陈璧《望嵓堂奏稿·序》）努力推行改革，兴利除弊。光绪三十四年（1908），陈璧上疏陈言：“……乃观商线所至之处，皆属市镇都会，而边远省分，如云、贵、广西、甘肃、新疆，商人以无利可图，均推为官办。虽商力实有未逮，而顾私利、忘远略，实悖朝廷立部之心”。（《清史稿·志126》）他建议筹还商股，将原由官商合办的电报改为官办。他还创设交通银行，成立交通研究所，奖励研究人员对邮电、水陆交通进行科学研究与改革。十一月，奉派考试进士馆游学毕业人员，可谓终日乾乾，不遗余力。陈璧勤于职事，所作惠民良多，故日渐为慈禧皇太后所倚重，“每有劾奏，辄出以示，且加慰勉，众尤忌之。”

　　［《清史列传》（清史馆待刊稿）］

　　当两宫升遐，政局突变，“宣统元年（1909），御史谢远涵‘摭拾蜚语’，劾奏陈璧‘滥用私人，糜废公款’，命大学士那桐、孙家鼐查办，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罪名，交部议革职。”（政协闽侯县委员会编·《闽侯进士录》）。虽曰不保其位，然举其功迹未可磨灭。陈璧执掌邮传，前后不过两年，其致力政务之发展，已见显著成效，倘假以时日，必有更大贡献。诚如夏仁虎所言，“陈在官无美评，然京汉路之赎回、京张路之兴筑，皆其手办也。”（夏仁虎《旧京琐记》）又据深知陈璧者谈：“璧平生认真办事，一意孤行，嫉恶如仇，不避嫌怨，言语声色之间，颇有使人难堪者。”邮传一部，乃清季利薮，陈璧为官刚正，一有不合，必见辞色，虽精通部务却不善人情，终遭模棱途说，以至招怨贾祸。

　　心系乡梓

　　陈璧免职后，出居苏州，宣统三年（1911），由苏州移居天津。俗言“狐死首丘”，叶落归根。陈璧有感于京津之贫穷同乡，病殁后，苦于运柩费重而不能归葬，于是力请当道减免运柩费用，卒得许可。民国元年（1912），他由天津迁往沪上，感到族谱年久未修，不足以使人敬宗睦族，于是与里人议修，并潜心调查，采集资料。翌年，觉南方卑湿，不宜疗养，又移居京师，于西城构筑“苏园”，平日课孙诵读，闲暇种花莳蔬，燕居怡乐，翛然忘世。

　　陈璧晚年虽远家千里，然心中常系念乡梓，得知族人常因贫乏而不能以时婚嫁、殡葬，就与乡党族人谋立苏坂义庄，自己捐资产以为首倡。家乡苏坂学堂办学经费拮据，管理松散，于是又致信家乡，改定学堂章程，增设学科，使里中子弟受益，向学者日众。后因年老体衰，于民国十七年（1928）二月初五日病卒家中，葬于北平阜成门外田村之原，享年77岁，著有《望嵒堂奏稿》十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