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方志理论　存世元志序跋中可见当时志家学者有关方志性质、方志起源、史志关系、方志作用等方面的观点。戴良在至正《重修琴川志》中提出，“今之志书，即古之图记也。”燮溥化在《序乐安县志》中认为，方志源于史，作用在于教化，有助于教化的内容都要收录，并强调“郡县不可无志”。黄溍《东郡志序》中将方志归结为古图、志之合流，认为方志源于《周官》，作用在于资政。张铉《至正金陵新志序》中主张方志多源说，阐述了方志与国史的关系，指出方志具有史书性质，强调方志的作用在于资政、教化，提出“无不当载”的观点，认为收录要广泛无遗。也有主张从简收录的，冯福京《乐清县志序》中指出严格制定及执行志书收录标准与志书质量的关系。元代志家在体例、文风笔法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张铉《至正金陵新志修志文移》中指出，所修志书应用史书体例，认为志书所载应是非善恶、灾祥祸福并举，尤其是人物志，要“善恶毕著”，主张续修方志在取材上略写前志所详写，不录前志已录内容。揭傒斯提出“书善不书恶”的观点。李好文提出应详载与国计民生有关的内容。王恽《汲郡图志引》中认为，志书不可乱载，应“特取其人物、政教、风俗等关于治乱为后世之法者，群分而类聚之”。骆天骧《类编长安志序》、杨维桢《至正崑山志序》中均主张志书应记述枢要，不可散漫。林希元《上虞志序》中认为志书应“详而不失之繁，简而不失其要”。李京《云南志略序》中认为志书所记内容不能道听途说。许汝霖在《嵊志》自序中主张志书选材要精，要去繁芜、朴实质直，反对虚妄怪诞。元代志家还总结了处理旧志的方法，如李彝认为应“订其伪，补其缺，删削其不存”；陈大震提出，对待旧志应兼而取之。关于志与图的关系，李好文提出“图为志设”。后世一些重要的方志学理论在元人的论述中均可窥见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