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方志理论研究　清代继续了宋、元、明志家对方志性质、渊源、功用的讨论、辨析，更重视对编纂方法的系统探究。讲求训诂考证的学风渐盛，志家更多地注意方志纂修中的资料采集和史实考辨。

　　清代方志史研究　在史志关系研究方面，清代志家普遍指出，史与志在名称、体裁上虽不同，但作用相同，两者存在表里关系。清代学者不仅研究方志的起源，也着意从史学角度深入探寻方志的发展、演进脉络。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地理类序中总结了方志的演变及特点。乾嘉以后对方志史的评述多据此说，阐述更为透彻、详细，如郭嵩焘《湘阴县图志序》、缪荃孙《重修信义志序》均论述了志体、志例来历，主张“至宋而流传始多”和“至宋而体格大备”。这些观点，为后世人所肯定并成为方志史研究的重要依据。

　　清代修志方法研究　清代学者对判断善志的标准有不同阐述，均贯彻了“文约事备”“文直事核”的修史原则。如章学诚提出“要简、要严、要核、要雅”，伊辟在顺治《朔州志》序中概括“若雅、若当、若真、若备”，詹惟圣在康熙《临县志》序中认为“搜采必详，考订必核，好恶必慎而不私，去取必严而不滥”，黄彭年在《重修唐县志》序中提出“例必严、文必简、古事必真、近事必备”，林则徐提倡志书宜详。不少人赞同“作史莫难于志”。关于修志的难点，冯达道在《顺治重修河东运司志》序中概括为“四难”，即“敬慎之难”“详核之难”“审定之难”“裁制之难”；白潢在康熙《江西通志》序中提出“五难”，即“征信难”“折衷难”“持择难”“博稽难”“绝情尤艰”；章学诚在《修志十议》中概括的“五难”为“清晰天度难”“考衷古界难”“调剂众议难”“广征藏书难”“预杜是非难”。清代志家多注重有关国计民生方面的内容，道光《大定府志》凡例中表示“志书所纪，须有关于吏治民生”。有些志家提出应选择性地登载诗文序赋，如康熙《萍乡县志》不载无关风土、政治、文行者，乾隆《娄县志》只收录有关兴废利弊的文章。有的志书艺文不列专志，而是分载于其他相关类目下，如乾隆《德化县志》。王棻撰《光绪青田县志凡例》，分“编次之例”“改并之例”“增删之例”“名实之例”“阙疑之例”几部分，对方志编纂提出改进意见。一些学者总结归纳历代及当时的修志弊端，主要是采集不同、去取不严、立论不公等，如白潢在康熙《江西通志》序中指出八种弊病，张锳在道光《兴义府志》序中概括出“十六病”。

　　清代方志编纂流派　清代在“征实考信”的治学风气下，出现了戴震的讲求沿革、钱大昕的考证人物、洪亮吉的严守义例、章学诚的重视史法等主张。近现代史志论著中，一般将清代方志理论研究情况概括为两大流派，即地理派和历史派。①地理派。又称旧派，或考据派、厚古派、纂辑派。主张修志要厚古薄今，贵因而不贵创。注重对地理沿革的考证，所修志书中地理内容较为详尽，对其他史事的记载比较简略。以戴震、洪亮吉、孙星衍等为代表。戴震在乾隆《汾州府志》例言及乾隆《应州志》序中多次提到“古今沿革，作志首以为重”，认为“志之首沿革也，有今必先有古”；洪亮吉主张“一方之志，沿革最要”，认为“地志者，志九州之土也”。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指出，“乾嘉考证学，可以说是清代三百年文化的结晶体”。地理派修纂的志书代表作有戴震《应州续志》、洪亮吉《澄城县志》、孙星衍《偃师县志》、谢启昆《广西通志》等。②历史派。又称新派，或文献派、详今派、著述派。其特点是将撰述与记注分开，强调对各类资料的概括，而不是比类纂辑文献。以章学诚为代表。章学诚批驳了戴震“志以考地理”的观点，指出“方志如古国史，本非地理专门”，提出“志属信史”和“方志乃一方全史”的观点。体例规制方面，章氏推崇规矩法度，主张“志乃史体”，应遵循“史家法度”，一方面是指在体例上循《史记》《汉书》纪传之例，叙事中不负《春秋》微言要旨；另一方面是指措辞命意上的基本要求。从方志性质、体例、编纂方法、方志辨体等方面引申出的章学诚理论，为方志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摘自：《方志百科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