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政重视海防建设，建立军事基地，培养自己强大的海军，对海岸线长、海洋面积大、岛屿多、轮船这种流动国土大量航行于世界各地的大国来说，始终是不可忽视的要务，在军国主义抬头、霸权主义横行和恐怖主义向全球蔓延的今天，尤为重要。它是近代中国迈向海权的先驱者，给后人留下许多重要启示。

　　一、提高海权意识，东南之利在于水

　　封建统治者历来推崇儒家学说，主张和为贵，总体上来说是以防为主。甲午战争前几年，美国海军学院院长马汉发表的海权理论，震动了世界。马汉的海权理论，是将控制海洋提高到国家兴衰的高度。海权的实质就是，国家通过运用优势的海上力量与正确的斗争艺术，实现在全局上对海洋的控制权力。当时国人的认识还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但船政的创办已初露端倪。

　　同治五年五月，左宗棠提出“惟东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陆”的观点。他认为各国都在大海争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中国自强“必应仿造轮船以夺彼族之所恃”。“夺其所恃”就是在军事上有效地制衡外敌，在经济上“分洋商之利”。首任船政大臣沈葆桢一再强调“船政为海防第一关键”。船政造船制炮、整顿水师、培养海军人才都围绕着海权做文章。船政学堂培养的学生，海权意识更为强烈。严复就认为“海军者攻守之大器也”，“必有海权，乃安国势”；要“早建海权，国振远驭之良策”。

　　二、加强门户建设，虎视眈眈不可忘

　　台湾为七省门户。沿海七省有广东、福建、浙江、江南（江苏与江西）、山东、直隶、盛京等，台湾孤悬在外，为其门户，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日本更是虎视眈眈，觊觎已久，总想乘虚而入。因而，门户建设显得尤为重要。

　　同治十三年三月，日本政府借口“牡丹社事件”侵台。清政府派船政大臣沈葆桢以钦差大臣率身份领自己的舰队赴台。迫使日本“不得大逞于台，遂罢兵归”。这是近代中国海军舰队第一次抗御外国侵略势力入侵台湾的军事行动，是中国近代海军保卫海疆、保卫台湾的壮举，也显示了船政实施海权的成就和功绩。

　　汉代，日本是“汉委倭奴国”，但不安分，后常侵朝、犯唐。明代，倭寇是日本海盗集团，14—16世纪活动猖獗，后被平定。但日本犯唐之心不死，设立台湾都督府和牡丹社事件就是例证，更不要说以后的侵华。

　　沈葆桢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他认为“东洋终须一战”，临终遗嘱还念念不忘日本对台“虎视眈眈”，“铁甲船不可不办，倭人万不可轻视”。日本侵台刚结束，他就把善后工作当成创始性工作来抓，相继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治台政策和改革措施，为台湾的近代化奠定了基础。

　　三、落实科技战略，念念不忘铁甲船

　　实施制海权，除了提高海权意识、加强门户建设之外，重要的是制海实力。落后只能挨打，只有落实科技战略，发展高科技，发展海上实力，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林则徐在总结鸦片战争的教训时，认为“器不良”“技不熟”是重要原因，认为“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败也”。左宗棠、沈葆桢把师夷制夷付诸实践，瞄准当时的高科技，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建立了中国最大的、也是远东最大的船舶工业基地，建立了中国最早的兵工厂，建立了中国第一支海军舰队。船政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进行消化吸收，使科技水平在当时处于先进地位。

　　沈葆桢始终认为铁甲船不可无。后任船政大臣裴荫森落实这一精神，造出了铁甲舰“平远”号，遂了沈葆桢生前建造铁甲之愿。建造铁甲舰和增加巡洋舰船，用它在海上与敌交锋，克服“不争大洋冲突”的消极防御思想，采取积极的高科技战略，海权意识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本文摘自《船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