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明新

福建改革从农村起步，在农村领域突破。1981年初项南同志强力推进落实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八闽改革的第一响春雷。

项南是1981年1月14日来闽的。中共中央宣布他任省委常务书记。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同志当时因病住院。

项南在省党代表会上作了题为《谈解放思想》报告的第三天，即1月23日，他离开福州，去南部调查。同行的有省委常委、农委主任温秀山。我作为《福建日报》记者随行。大家乘坐同一辆中巴车。

当时的情况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省委在调整农村生产关系、放宽农村政策、落实生产责任制方面，未能摆脱“左”的影响，在较长一段时间里，不赞成包工到组，联产计酬，包产到户更被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必须扭转。不少地方农民则强烈要求实行联产计酬，甚至包产到户。于是，出现了照省委意见办的基层干部跟群众“顶牛”的情况，而春耕生产迫在眉睫。

项南一路向地、县、公社干部了解农业生产责任制落实和春耕准备的情况。公路两旁，前一年秋收后的稻田，几乎没有翻土。一些干部反映，在实行什么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上，传说和议论不少，农民心里不踏实，“福建福建，政策多变”。项南态度鲜明地说，应该把中央文件无保留地传达给群众，尊重大多数群众的意愿。大多数群众愿意实行哪种责任制，就实行哪种责任制。项南说：“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这是做干部的起码态度。如果我们对群众喜欢采用的某种责任制不让搞，硬要他们这样做那样做，动不动就说他们背离社会主义方向，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很错误的。这些同志不了解，这样对待群众，连资本主义也不是，而成了封建主义。”

针对一些干部忌讳“包”字，认为包产到户是走邪路，项南说，包产到户没有脱离社会主义轨道，土地还是公有的，它讲的是实行责任制，而不是改变公有制，不会丢干部的脸。我们的干部要解放思想，克服“左”的影响。不要对明明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明明符合党的政策规定的，总是不放手。

莆田、龙溪的龙眼荔枝，这些福建独特气候条件下生长的果树，项南称之为摇钱树，是大自然对福建的赏赐。1月27日，他来到龙海的百花村。一农民屋前，有两棵荔枝树，一头水牛拴在树上，主干有段树皮都脱了。当地干部说，这是水牛长年累月在树干上蹭痒造成的，看来这棵树被折磨得差不多了。项南询问一棵果树正常一年可收获多少。人家说，两三百斤鲜果不成问题。村子里果树是队有队管，实际上是谁也不管。项南直率地指出，根子是责任制不落实。龙眼荔枝这样的果树，要像母亲照顾孩子那样细心才是。快快给每一棵树落实生产责任制，包产到户也好，包产到劳动力也好，立竿见影会增产。难道说建立责任制多收水果是资本主义，而大呼隆，收不到或少收水果倒是社会主义？现有果树生产责任制不建立，农民从种果中得不到好处，怎么会有劲头去种新的果树。项南尖锐地提出问题和中肯分析，让在场的人们不能不得出“果树也应实行责任制”的结论。

闽南行一路走来，项南对农业责任制落实的情况心中更有数了，对基层干部的思想顾虑有了更多的了解。他跟温秀山商量，为省委草拟一份关于抓紧落实生产责任制的通知，回去后省委讨论。他说，要具体点。不要写滑头文章，这样理解可以，那样理解也可以。他同时要我告诉报社编辑部，准备一篇社论，他把题目都定了：《落实农业生产责任制刻不容缓》，回到福州后由他定稿。显然，面对这场事关全局而阻力不小的改革，他要依靠省委和各级党委的力量，要运用省委机关报这个舆论工具的力量，在全省范围内发起一场攻坚战。

从福州出发时，项南就对我说，不要报道他的活动。作为记者，我当然要尊重领导的意见，而他一路围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谈解放思想，批判“左”的错误，呼唤改革，说得十分精彩，对我也是深深的教育。我一直在思量，如何在不报道他活动的情况下把他的思想观点传播出去。到了晋江，我写了篇千字文，夹叙夹议，“叙”的是沿途所见所闻，“议”的则来自项南的所思所说，而没有出现他的名字。题目是《搞好春耕的关键是什么——闽南行随笔之一》，请他审阅。他稍作修改，要我告诉编辑部，发第一版，加框，用异体字。看来，这位熟悉新闻工作的领导人，认可这种报道形式。于是我接连又写了《扬长避短首先看思想解放不解放》《要有漳浦东山那股创业劲》《团结有错误的同志一道工作》《想多收水果吗》等5篇，把他沿途讲的观点基本上反映出来。2月10日在省委省政府召开的电话会上，项南同志要各地县领导都读读那几篇随笔。这是后话。

闽南行头尾10天，2日傍晚回到福州，已是农历十二月廿八。第二天，他对报社准备的社论作了认真的修改，交代正月初一刊出。他同时交给我一份1月23日的《人民日报》，上面登有新华社记者写的长篇通讯《巨大的吸引力》，介绍安徽、河南、山东三省农村实行联产承包激活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带来的变化。项南为转载此文写了一段《编者按》：“此文值得所有干部特别是搞农村工作的干部认真读一读。福建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更应该认真对待这类问题。……农村广大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哪里去了？是被主观主义的瞎指挥、不讲效果的大呼隆、平均主义的大锅饭挫伤了，被极‘左’路线吞没了！那么广大农民群众喜欢的是什么呢？是利益最直接、责任最具体、方法最简便的责任制。当然，搞什么责任制，不能一刀切，只能按不同地区和最多数农民的意见来确定。我们要敢于领导，善于分类指导，在春耕前把责任制落实下来。”项南交代这篇通讯和社论同时登。他为正月初一的《福建日报》作了精心的安排：一版头条是他修改过的社论，二版头条是新华社的通讯和他写的富有改革激情又有指导性的编者按语。全省干部群众可以从这期报纸上看到国内先行省份成功的实践和可喜的变化，看到省委推进农业生产责任制落实的决心。

正月初二，亦即2月6日，省委又发出关于抓紧落实生产责任制的通知。为了抢时间，用电报发往各地。文件指出：“对那些责任制不落实的地方，要立即发动群众学习中央75号文件精神，充分地发动群众民主讨论，大多数群众愿意搞哪种责任制形式（包括包产到户），就允许搞哪种责任制。”这是省委第一次在文件中明确宣布包产到户是政策所允许的，是合乎政策的，而不是以前说的走资本主义邪路，要堵要批。这是项南同志主持闽政后农村改革上一大突破。

战鼓阵阵催出征。在省委电报通知发出第四天，即正月初六，省委省政府又联合召开电话会议，主题是抓紧落实生产责任制，大力搞好春耕工作。省委分管农业的书记许亚和项南先后讲话。项南强调，今年农业生产第一炮，核心问题是把生产责任制落实下来，这是关系到今年农业生产能否搞上去的问题。凡是责任制不落实的地方，地、县、社领导同志都要赶快到那里去帮助落实。

这次电话会上，出现了激烈的思想交锋。有人在会上发问：过去第一书记说不能搞包产到户，现在常务书记说要推广，我们到底是听第一书记的，还是听常务书记的？面对这样尖锐的问题，项南从容地回答说：“你既不要听第一书记，也不要听常务书记的，你就听中央的。”在场的人都为项南睿智的回答所折服。

包产到户这个问题，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就不断受到错误的批判，如今人们仍顾虑重重。项南为此一次又一次地做思想开导工作。在2月21日全省农业局长会议上，他再次谈到这个问题：“有哪项工作能没有责任制呢？一个工人固定开一台机器，一个司机固定开一辆汽车，这难道不是责任制？为什么一个司机开一辆汽车不叫单干，而农民种田却变成了单干呢？这个问题如果再拖下去，就会把农民拖穷，把国家拖垮。”用通俗易懂的比喻，来打通他人思想，项南是常常这样做的。

为推动落实农业生产责任制，项南要求《福建日报》最近一段时间以此作为重点，大造社会舆论，家喻户晓，形成强大推动力。从2月12日开始，《福建日报》在一版挂起《落实农业生产责任制刻不容缓》《责任制一抓就灵》的大刊头，连续刊登各地行动起来的消息和过去悄悄落实责任制成功的典型，接连发表评论，农、林、牧、副、渔，项项涉及。项南重视报纸的有关报道，不时给编辑部鼓励、指导，有关落实责任制的评论几乎都经他审阅。他还从各地的信件、报告中挑选有价值的，转给我们刊登。厦门市委分管农业的副书记李振经给项南写报告，分析当地农业生产责任制落实的情况。项南转给我们刊登，并为此写了编者按语，说此报告“有情况、有对比、有观点，写得很好。按照实际情况办事，产量一年可以增二三成、四五成，甚至成倍增长。可见党的正确政策一旦不受阻挠，能够发挥何等巨大的作用”。按语还说，“来信提出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水平，这个意见是对的”。那段时间的《福建日报》，富有鼓动性、指导性，有很强的引导力、影响力。一位当年的县委书记回忆说，那些日子，我们常常带着《福建日报》到农村做落实责任制的工作。

在项南同志指挥下，福建终于冲破“左”的思想束缚，在农业生产责任制落实上跨出了可喜的一大步。从2月上旬到3月下旬，短短的近两个月，全省就有94.5%的生产队落实包工包产（家庭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从农业起步扩展到林牧副渔。果树实行包产到劳动力或到户，渔业实行包产到船，滩涂养殖定片到户，林业实行单户或联户承包，或用股东制进行开荒造林。省里还提出关于农业生产若干具体政策的规定的讨论稿，为解决实行责任制后出现的新问题提供参考方案。

多种形式生产责任制的落实，大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生产力的解放。更为重要的是，帮助广大干部冲破“左”的束缚，解放思想，为其他领域的改革提供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