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石器时代　福州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具有悠久的历史。远在距今4500—5000年前乃至7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即有原始人类的氏族部落在这里定居。“闽族”人就是当时的土著居民。据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中说：“闽，为东南越蛇种。”这里地处亚热带，自古多蛇，所以，闽族人以蛇为图腾。他们在这里从事原始渔猎活动，并开始饲养畜类和从事简单的农业劳动，平潭县平原乡南垅村壳丘头，闽侯县甘蔗镇昙石山、竹岐乡榕岸庄边山、白沙镇溪头和福州市区新店镇浮村山等处考古发掘的史前文化遗址，证实了这一点。壳丘头遗址年代最早，距今5500—7000年，系福建省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遗址地处山麓坡地，散布范围约3000平方米。1985年对其进行发掘，清理贝壳堆积坑21个和残墓葬1座。出土的石器打制和磨制兼有，打制石器有砍砸、刮削器，磨制石器有小型梯形石锛，还有福建过去从未发现的穿孔石斧、石刀等。骨器有凿、匕、镞等，陶器则以手制夹砂陶为主，有釜、罐、豆、盘、碗、壶等，装饰手法以戳点、刻印、贝印为特色，少量施红衣，饰绳纹。陶器中较为完整的纺轮和形态各异的支脚，为福建境内其他贝丘遗址所未见。而闽侯县昙石山文化遗址则最为典型。昙石山位于荆溪镇恒心村闽江畔，距福州市区22千米，是一座高出江面20米的长形山岗。这个文化遗址发掘面积2000平方米，几乎是由当时人们丢弃的蛤蜊壳、贝壳、螺壳堆积起来的，有的地方厚3米左右，故称“贝丘”遗址。1954年以来，经过八次考古发掘，出土文物千余件。其中发现深厚的蛤蜊壳层，大量的石器、石锛、石刀、石斧、石镰、骨器、陶器、蚌器和陶网坠，以及猎、狗、牛、鹿等兽骨，可以推断在5000年前的闽江下游两岸，福州地区丛林处处，古木森森，气候温和湿润，华南虎、亚洲象、棕熊、水鹿等热带动物成群出没，宽阔的闽江就从这里入海，大片的浅海滩涂上鳞甲水族繁生，螺蚌蚬蛤遍地，先民们在闽江下游两岸临水合群而居，其社会活动以渔猎为主。通过发掘的烧陶的窑基、取暖的火塘、房屋的残基和墓穴等，可以证实昙石山人已经过上定居的生活，有了原始的小村落。他们有的还处于母系氏族社会，但多数已按照血缘关系结成父系氏族公社，过着共同劳动、共同享受、没有剥削、没有阶级的原始社会生活。昙石山文化遗址的遗物中，陶器以夹砂灰陶和细泥磨光灰陶为主，纹饰主要是拍印的条纹、交错条纹及绳纹，还有篮纹、堆纹、镂孔、凹点纹、曲尺纹、圆圈纹、斜方格纹、叶脉纹、双圆圈纹和彩绘。器形有釜、鼎、壶、罐、碗、盆、钵、豆、簋等，制作技术手轮兼用，技术比较进步。其中轮制的薄陶器，造型匀称，胎壁厚薄均匀，有的泥陶器壁很薄，仅0.1厘米左右，且遍体布满整齐的旋纹。陶器随着农业经济和定居生活的发展而大量出现，成为新石器时代的突出特征。昙石山文化陶器的发展，反映了当时福州原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及其水平。由于这里的文化遗存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同时代的文化遗存有着明显的不同，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因此被称为“昙石山文化”，是中国东南沿海一带重要的、富有时代性的文化遗址。它与台湾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很相似，可能属于同一类型；与国内其他新石器文化，也有着一定的共性和联系。这与《逸周书·王会解》中所说的“东越海蛤……其人玄贝”和《汉书·地理志》中关于“越族以渔猎山伐为业”的记载也是相符的。

青铜时代　在距今3100—3600年的商代，中国已进入文化发达的青铜时代。青铜时代的特征是大量几何形印纹陶的出现。福州青铜虽不够发达，但黄土崙遗址仍不失为最典型、最富特色的文化遗存。闽侯县鸿尾乡石佛头村黄土崙，是小盆地中的一座孤立的小山丘，海拔40米，遗址面积约5000平方米。1974年以来经多次发掘，从19座墓葬中清理出土了200多件陶器，以灰色几可印纹硬陶为主，造型奇特，有豆、杯、罐、壶、尊、盂、勺、钵、釜、簋和虎子形器、垒形器等生活器皿，还有少量纹轮、网坠等生产工具。这些都是本地烧制的，而且属于火候较高、渗有少量细砂的泥质灰色陶器，表明这是一个深受中原商周青铜文化影响，而又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文化遗存。1984年，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实验室对黄土崙印纹陶文化层中采集的木炭进行“碳14”测定，确证它是距今3250年左右的商代晚期遗物。从而可以推断，当时的福州地区已经随着中原地区进入了青铜时代。

青铜时代，福州地区的农业生产在新石器时代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发展。青铜生产工具用于农耕，提高了开发土地的能力。铜钁可用于锄土，铜斧可用来砍伐森林，开垦荒地。但在这些青铜农具中，尚未发现类似铜犁那样的农具，说明福州地区还处于“锄耕农业”阶段。从总体来说，福州地区青铜器出土的数量并不多，青铜农具尤少，这又说明福州青铜器未被普遍用于农业生产，石器仍然大量应用于农业生产和渔猎生活。这一特点与福州的地理环境关系较大。福州河流众多，先民们都住在滨水地区，其分布多与近代村落相符。青铜时代，福州地少人稀，劳动力缺乏，地势低洼，土地肥沃，水资源较为丰富。其农业属于水田稻作农业，耕作方式也是与之相适应的“火耕水耨”，也就是以火烧草，不用牛耕；直播栽培，不用插秧；以水淹草，不用中耕。这种耕种方式虽然较为粗放，但尚能因地制宜，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因而后来延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青铜时代，福州地区农业生产已经发展起来，农产品也有了剩余。黄土崙印纹陶随葬品中有较多的甑、鼎等蒸煮器和容器，还有大量的酒器和酒明器。这表明粮食等食物的增多，也表明粮食已达到食后有余的程度。

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制陶业、纺织业也相继发展起来，并出现了新兴的手工业：青铜铸造业和造船业。黄土崙陶器继承新石器时代快轮制陶法，多系轮制，且品种丰富，造型奇特，制作优美，具有强烈的仿青铜器风格，它们主要为生活器皿，包括豆、杯、缸、瓶、壶、尊、盂、勺、钵、釜、簋、盘、虎子形器、垒形器、鼓等15种器型，共158件。有些陶器为前所未见，以商周时期流行的云雷纹、回纹为母题花纹；同时，应用了各种泥条附加堆饰和动物捏塑的耳系装饰，大部分器物的口沿、颈部、腹部都留下了明显的轮旋痕迹，说明当时的人们已具有熟练的轮制技术。陶器工业也有所创新，不少器型是用2—3种不同器物的某一部分，巧妙地变换组合位置粘接而成的。此外，在新店浮村和福清东张等地的遗址中，也伴随出土较多的釉陶，即原始青瓷，开创了瓷器的先河。

青铜时代，福州地区纺织手工业在新石器时代纺线编织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有人推测，闽越人生产大麻和苎麻的历史远远不止3000年。《吴越春秋》载：“越罗谷纱”，说明先秦时期越地已有丝绸器。

古闽越人善于造舟和用舟。《淮南子》载：“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越绝书》载：越人“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汉书·严助传》载：越人“习于水斗，便于用舟”。这些古文献的记载都说明了这一点。连江发掘出一只独木舟，系用樟树树干制成，长7.10米，前宽1.10米，后宽1.50米，残高0.82米，两侧舷板由前向后斜起，据科学研究部门对舟体木材的测定，其上限为公元前290年，下限为公元前100年。此舟造型古朴，加工粗糙，但舟体有明显经过粗笨的金属加工的痕迹，可能就是闽越族人所造的<舟乌>𦪕船。

福清东张遗址发现一座青铜时代的先民住房，面积为4.5米×3.5米，建筑在地面上，墙基用石块叠筑，靠面墙有一个用石块围长的圆形灶坑，灶坑的周围有木炭、兽骨和夹砂陶片、彩陶片等，说明了当时人们居住条件的改善。

《逸周书·王会解》记载：“东越朝问于周”，《周官》记载：“司隶掌帅四翟之隶……蛮隶、闽隶、夷隶、貉隶”，说明当时的闽族人不仅隶属于周朝，而且和中原地区一样进入了奴隶社会。但是，古闽族人在体形和生活习俗上，与中原华夏族都存在着差异。他们个子矮小，面短须少，鼻宽眼圆，习惯傍水而居，好水斗，善于驾舟行筏，常常沿江捕捞水生动物充饥，而且还有“断发文身”的特征。

尽管在考古发掘中，古闽族人在闽江沿岸生活劳动、创造福州历史上的原始文化的活动已得到印证；但是直至春秋时期，史书仍很少关于闽族人活动的记载。从仅有的史志记载中得知，春秋末期至战国期间，闽族人已懂得冶铸铜矛、铜剑，并掌握造船、驾舟等技术，还制造出精美的荃葛（细葛）。传说越王勾践的父亲允常曾经聘请冶炼名匠欧冶子到福州铸剑。在今福州市鼓屏路东侧还有冶山和欧冶池等遗迹，反映了春秋时期江浙地区的冶炼技术已经传入福州。（黄启权）

（来源：《福州史话》）